一个人和一本书
在当代中国，任何金融货币史的爱好者或研究者，都离不开一个人和一本书，那就是彭信威和他的《中国货币史》。
图3-12 彭信威和他的《中国货币史》
1907年，彭信威出生于江西安福的一个小山村，于乱世中负笈东洋、英伦，先后学习师范、文学。
在英国游学期间，彭信威对货币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了能在大英博物馆抄阅货币史料，他给人抄书，为出版商翻译中国民间故事。
1937年回到香港后，他在银行找了份工作。
1941年，彭信威到复旦大学任教，从此，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花在《中国货币史》一书的写作中。
正是因为这样的求学经历，使他对中国货币史的研究多了一份全球视野。
彭信威不仅将中国的货币历史纳到中国古代的生活、政治常识中，也将中国货币的发展史，放到全球货币变化的大格局中来思考求证。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黄金失踪之谜，彭信威明确指出，西汉黄金数量的减少，是由于黄金的外流导致的。
汉武帝同匈奴作战，如有匈奴人投降，一般都有重赏，赏赐物就是黄金。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去招徕大夏的属国，用的也是黄金。
汉武帝向大宛购买汗血宝马，向海外购买明珠琉璃，都曾输送过黄金。当时，中国还没有掌握制造玻璃的技术，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这些交易大部分都是以黄金结算。
汉昭帝时期的《盐铁论》就认为，用黄金“钓羌胡之宝”，向外国购买奢侈品是一种明智的政策。
《史记·大宛列传》中讲到大宛、安息等国的情形时，就说这些国家得到汉朝的黄金，铸成器皿，这也是黄金外流的确证。
彭信威的研究也发现，汉武帝至五代约1000年的时间里，西方黄金价格高于东方。
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中国黄金白银的比价是1∶3至1∶5，这时候，安息、波斯则是1∶6.5，罗马则是1∶14
图3-13 古罗马时期的琉璃器皿
西方黄金价格远高于东方，且价格差异是随着地理位置循序渐进的。
精明的商人很容易发现这种差异，于是通过西行带金、东行带银的方式来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商人的逐利行为造成了黄金从东向西的流动，当然，其间伴随着白银从西向东的流动。
结果是，中国黄金短时间大量减少，白银大量增加。
南北朝时期，中国黄金白银的比价达到了1∶5至1∶6，黄金价格有所上升，白银价格有所下降；到了五代（907年至960年）时期，中国黄金白银的比价已经达到1∶15，与西欧国家黄金白银比价基本相同。
至此，黄金停止外流。
公元7年，王莽执政时期，专门发行了一种金错刀币，目的是收购黄金，王莽还使用严刑峻法强迫民众把手中的黄金卖给政府。
图3-14 王莽发行的金错刀币
王莽为什么要实行黄金国有政策？难道仅是因为贪财？
历史上，王莽生活简朴，不贪财，不好色。王莽这么做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已经发现民间黄金外流，并企图通过黄金国有化制止这种现象。
与黄金失踪相伴而来的另一个结果，是白银的货币化趋势。
秦始皇的时候，白银被禁止作为货币流通。汉武帝时，“白金”（白银）成为币材，《史记》称那时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铜）为下。
西汉末年的王莽币制中，白银和黄金具有同样的地位，黄金论斤，白银称流。
到了东汉，白银在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无论是帝王的赏赐还是民间储藏，都有金银并提的例子，比如董卓的财产中就有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
彭信威也发现了几种汉光武帝中元二年考工所造的银锭，一种是船形（略像后代的元宝），一种是条形。
图3-15 东汉白银五铢
考古学家还从古墓中出土过东汉白银五铢。
两晋时期，白银计价开始大量出现，并具备价值尺度的功能。
德国汉学家傅汉斯对彭信威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中国货币史》是一部研究中国钱币学和货币史的入门必读和工具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彭信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钱币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也首次提出了“中国钱币学”这一概念，他作为中国钱币学的开山鼻祖，当之无愧。
生逢乱世，彭信威躲进书斋，他的一生虽然没有革命者的激情澎湃，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传奇故事，但在他那些平铺直叙的文字中，中国历朝历代的琐碎日常纷至沓来，丝毫不输帝王将相们的波澜壮阔。彭信威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写一本可以传之后世的著作，他做到了。
彭信威虽欲远离政治，但红卫兵的政治却不放过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信威的这部《中国货币史》被打成“大毒草”“黑皮书”，他自己也一夜间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并惨遭批斗，凝聚了大半辈子心血的宝贵资料也毁于一旦，忧愤中的彭信威一病不起。1967年，彭信威逝世，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