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上马克思标签的王茂荫
1850年，疲惫至极的道光皇帝在圆明园逝世。这位一生节俭的皇帝，留下的却是一个空虚的国库。在过去的10年中，鸦片战争、黄河决口、白银外流……就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不到20岁的咸丰帝接过这个烂摊子的时候，他发现，国库竟然只有白银187万两，官员的工资都不够发。
屋漏偏逢连夜雨，咸丰元年元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创建太平天国。
也就在这一年，王茂荫出任陕西道监察御史，面对枯竭的财源、四起的烽火，王茂荫向刚刚登基的咸丰帝呈上了《条议钞法折》，提出发行纸钞，以改革币制、缓和危机。
在奏折中，王茂荫充分估计到发行纸钞将可能产生的弊端，并提出了几条完善措施：
一是钞币只处于辅助地位，不能替带金属铸币。
二是钞币不可滥发，以1000万两为限。
图11-9 王茂荫雕像
三是钞币必须随时可兑换成银现钱。
对此，咸丰帝很满意，准了他的折子，并将他提拔为户部右侍郎。
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南京，正式定都，并挥师北伐。
此刻，大清户部存银竟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
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
然而，咸丰在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时，却否定了“随时兑换”。
王茂荫忧心忡忡，他先上了《论行大钱折》，对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做法严加批驳。
接着，他又上了《再议钞法折》，强调必须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
咸丰帝看后，驳然大怒，指责王茂荫没有大局意识，是受商人指使，只顾商人利益。
不久，王茂荫被调离户部。
正如王茂荫所估计的，随着纸币的滥印，咸丰末年，官票已成废纸，宝钞一贯仅值二三文。1862年同治登基以后，纸钞逐渐退出流通。
图11-10 咸丰铸造的一当五十大钱
1865年，王茂荫在安徽老家逝世。此后近100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和改变，慈禧专政、甲午战争、清帝退位、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王茂荫和他的货币思想彻底消失在浩瀚的历史叙事中。
属于王茂荫的故事文本结束了，但另外一个文本却刚刚开始。
1860年前后，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看到一本德文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面提到王茂荫及其“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
马克思立即将这个发生在东方衰朽帝国关于币制改革的主张，作为对其货币学说的支持证据写进了他的《资本论》，作为第一卷第一编第三章第83条附注。“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图11-11 咸丰时期发行的大清宝钞
马克思的记载简略全面，同时表达了对王茂荫遭遇的关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可见，马克思的纸币理论与王茂荫不谋而合。
从此以后，“王茂荫”这个符号的命运，就与马克思息息相关。
1936年前后，郭沫若先后撰发了两篇文章，分别是《资本论中的王茂荫》和《再谈官票宝钞》，一方面，为王茂荫姓名外译中的失误进行正名，另一方面，大声疾呼研究王茂荫。
在郭老的带头作用下，吴晗、王璜、张明仁等著名学者纷纷加入到了研究队伍中，有人根据北京清史馆馆藏资料对王茂荫经济思想作了梳理，有人到王茂荫家乡走访并发掘资料，有的就自己的生活经历谈了对王茂荫后裔的印象等。
改革开放以后，王茂荫作为词条写进了《辞海》，王茂荫研究热度依然不减，他被马克思写进《资本论》的过程被考证出来了，他的藏品被一一发掘，他的著作刊印出版了，他的故居被修葺一新，成为旅游景点。
大家一致认为，王茂荫的货币思想是我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但是，所有关于王茂荫的研究、论述，都会首先给他打上一个标签，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王茂荫官职并不高，著述并不丰富，名气也不是特别大，如果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提到王茂荫，我们现在会研究王茂荫吗？我们会发现他的杰出思想吗？他的影响会有现在这么大吗？显然，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王茂荫才得以名播天下。
如果没有马克思，王茂荫将像大多数历史人物一样，被堙没在历史尘埃中。
一件不好不坏的产品，要有个好销量，最好通过“名人效应”广而告之，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要名垂青史，恐怕就要靠“伟人效应”了。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讲，文本作为符号的组合，向来不是单独被接受。有意无意放在一起的符号文本，称为链文本，深刻影响着我们对文本的解释，影响着符号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