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产业背景

一、古代产业背景

(一)捕捞业

捕捞业是三北地区经久不衰的传统产业，其历史可上溯到属河姆渡早期的童家岙文化时代。岙内的大埠头在当时可能是一个渔港。

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三北半岛的南部一带高地均是渔业生产的港湾。越国以舟为马，可见当时的海上航行能力很强。渔业应该是越国除稻作业之外的一个重要产业。

三北半岛地处东海与杭州湾海域的交界处，海洋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慈溪县志》有载:“全县海岸线长77.56公里，沿海捕捞海域广阔，东出灰鳖洋，紧连舟山渔场；北出王盘洋，间有七姊八妹列岛，西接钱塘江。区内是鳓鱼、鲳鱼、马交鱼的回游栖息场所；在西霍山旁有鲵鲤礁，夏末，鲵鱼回游繁殖于周围；并有梅鱼、鲚鱼、鲻鱼、章鱼等常栖性鱼类和季节性鳗苗；也是海蛰的自然繁殖地带。沿海有65万亩滩涂，产有泥螺、黄蛤、白蛤、梅蛤、海蚬、弹胡、泥鱼、箭鳗、青蟹、沙蟹和沙蚕等海产品。”海洋捕捞起源较早，宋代已有下海捕鱼的记载，明时已具相当规模。光绪《慈溪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倭大至，时观海卫渔民吴宗二十四等，有船10余艘，临山、观海两卫把总张四维发牌，令其出入海岛，刺探敌情。”

由此可知，在这海域宽广、渔业资源丰富的三北之滨，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展捕捞作业，宋代已有下海捕鱼记载，而至明代，捕捞业成为三北滨海之民的重要产业。“时观海卫渔民吴家二十四等，有船10余艘”，可见当时渔业已有规模化趋势。

在三北大地上的历代移民，应该有部分从事海洋捕捞业的。从三北地域形成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来看。先秦时期应该是三北先民从事捕捞业的主要阶段。这与越国作为舟楫之国的大背景也是吻合的。

(二)稻作业

稻作业是三北半岛南部一带的传统产业。从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稻谷以及童家岙遗址发现盛谷的陶瓷来看，说明三北半岛及周围一带是世界稻谷的发源地之一。而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已到横河梅澳湖采伐木材，因为湖泊的主要功能是灌溉，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在南部山岙之中已有零星的稻谷耕植。

而稻谷的大面积种植应该是在两汉时期，因为据《浙江通史》载，东汉初期当时沿山一带已形成窖湖、灵绪湖、杜湖、烛溪湖、上林湖等湖泊，因此可考当时水稻已遍布三北南部近山一带湖滨及山岙之中。

《慈溪县志》有载:“东部在东汉光武帝时(25—57)兴开杜湖和白洋湖，已广栽水稻。西部在三国吴时(222—280)已有烛溪湖灌水栽稻。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灌区扩大，水稻种植区向北延伸。清初发展到大古塘以北。光绪年间(1875—1908)，坎塘南北也有零星种植……直至民国时期，亩产仍仅200公斤左右。解放后发展较快。1959年16.63万亩水稻，亩产411公斤，超《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指标(400公斤)。1966年种18.84万亩，亩产579公斤，总产10.9万吨。1984年种18.34万亩，亩产759公斤，总产13.9万吨，亩产和总产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两汉时期，三北地区的移民中从事稻作业的应该占主要部分，水稻种植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产业。

(三)青瓷业

三北大地上的陶瓷业亦可上溯到7000年前的童家岙文化时代。从童家岙遗址以及商周至两汉古墓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原始青瓷中可以了解，三北沿山一带是中国陶瓷以及原始青瓷的发源地之一。特别是到了东汉晚期，以上林湖窑场为中心的三北窑场终于烧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炉青瓷。从此，上林湖便成为了世界陶瓷史上的圣地。她以“母亲瓷”的崇高而又珍贵的地位接受了国内外陶瓷界的朝拜。据《慈溪县志》记载:

上林湖越窑始烧于东汉，延至宋代，烧造历史长达1000余年，是中国青瓷的重要发源地和重要产区。东汉至三国时期，上林湖越窑产品比较简单，主要有罐、拳、壶、坛、碗、钵、盘、洗等。胎质坚硬，较粗糙。施青釉、青绿釉或酱色釉，釉层不匀。有羽毛纹、网格纹、麻布纹、席纹、窗棂纹、方格纹、水波纹等多种纹饰。两晋至南朝时期，产品种类增多，常见的有罐、盘口壶、碗、盘、钵、洗、尊、盏、唾盂、砚台以及冥器等。制作工艺改进，造型趋向秀丽。施青灰釉或酱色釉，釉层均匀。晋代有铺首，常见纹饰有弦纹、斜方格纹、联珠纹和褐色点彩等。南朝盛行佛教，以莲花瓣为主要纹饰。

唐、五代时，上林湖瓷窑数量剧增，窑炉结构、装烧技术和施釉方法均有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尤其在晚唐间，产品丰富多彩，有玉璧底碗、圈足碗、荷花碗、莲口碗、荷叶纹盘、葵口盘、方盘、盘口壶、喇叭口壶、瓜棱壶、罐、粉盒、油盒、盏托、水注等。胎骨灰白细腻，质地坚实，釉色多为青和青中泛黄。因推广匣钵罩烧新技术，使坯件避免叠压和烟灰熏染，故产品色泽一致、釉面晶莹，“如冰如玉”。器表更以刻、划、镂、雕、堆塑、釉下彩绘等方法，饰以荷花、龙凤等，剔透玲珑，栩栩如生。至此，上林湖青瓷质量已居全国各大名窑之首，朝廷遂在此设置“贡窑”，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即秘色瓷)，一直延至宋代。

上林湖除生产秘色瓷和人民生活用瓷外，因其水路可直通明州港，于唐中晚期开始大量烧造外销瓷器，其产品远销亚洲、非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国都有当时上林湖生产的青瓷发现。从明州经温州、泉州、广州，再绕马来西亚半岛，越印度洋，直抵波斯湾以至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这条古代的“陶瓷之路”，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作出过重大贡献。北宋晚期，上林湖青瓷生产渐趋衰落。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上林湖越窑遗址做过多次调查。1963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将上林湖越窑遗址定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北大地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在唐至南宋初期，以上林湖为中心的三北窑场始终是瓷业制作的最高点，所生产的秘色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只是传说中的一个神奇，人们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终于因1987年法门寺地宫的出土文物凭记单而大白于天下。

在三北窑场最兴旺的唐、五代至北宋时期，三北南部沿山及近湖泊之地大多都是制瓷窑址，总数在200处以上。这里成为了中国瓷器史上的第一个瓷都。

因此，在魏晋、隋唐至北宋时期的移民，应该是以从事制瓷业为主的移民群落，当时全国最有名的瓷匠应该集聚于此，展示着他们巧夺天工的手艺。

(四)制盐业

制盐业是三北古代的传统支柱产业。余姚的县名就似与制盐业有关。因此三北一带的盐业渊源可上溯到先秦时期，现境有文字可考的制盐史始于唐代。

《慈溪县志》有载:“现县境制盐始于唐，盛于宋。自东向西设有龙头场、鸣鹤场、石堰场3盐场。鸣鹤、石堰二场产量宋时已占全浙60%以上。清末，龙头、鸣鹤两场渐废盐改农。石堰场盐田随海涂北延而扩大，宣统三年(1911)改称余姚场。民国五年(1916)迁场署至庵东，形成庵东盐区，总面积9.65万亩。民国二十九年产量16.03万吨。解放后，制盐技术不断改进。1960年推广滩晒制盐，盐民劳动强度降低，产量提高。1967年产盐近23万吨，比民国二十九年增加43.13%。1979年以后，因盐业生产收益低于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从而出现废盐改农。到1987年仅剩盐田11637亩，产盐l1082吨。原盐销区清以后广及浙、苏、皖、闽、赣、沪等五省一市，而今仅供余姚、慈溪两地民食尚感不敷。”

盐业生产是北宋以来，与三北移民特别是西部地区移民息息相关的产业，因此现上文提到的三北三大盐场再作简单的介绍。

据《慈溪县志》第一章《场区》载:

第一节　龙头场

宋开禧元年(1205)置场署于灵绪乡三都(今龙场乡)，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并入清泉场，清乾隆五年(1740)复设。场区西至淞浦20公里界鸣鹤场，东至雁门岭7.5公里界清泉场，南至大蓬山麓，北至大海2.5公里。东西宽12956弓(每弓约1.6米)，计灶田地荡40903亩。置中甲西团、山居管团、中甲东团、施公山东管团、施公山中管团、施公山西管团、齐家埠上管团、齐家埠下管团、石塘西团、石塘东团、上林团、北管西团、北管东团等13团77灶。乾隆十七年五月发努檄场督造新塘(利济塘龙山段)，盐田移至塘北。咸丰至同治间(1851—1874)，煎灶舍大部因兵事坍毁，盐田减少，至宣统三年(1911)废场，所剩盐田并入清泉场，后渐改农。

第二节　鸣鹤场

唐、宋两代，场区在官塘(大古塘观城段)以南。咸平间(998—1003)置场署于鸣鹤乡(今鸣鹤镇)，明洪武二十年(1387)后修筑官塘，灶地北移。清初场区，东至淞浦界龙头场，西至洋浦界石堰场，南至大古塘，北至海，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10公里，灶田荡地26123亩。置杜家团、芦泽团、新浦团、淹浦团、古窑团、淞浦团等6团40灶。场内有淞浦、古窑、淹浦、洋浦4水北注大海，并有官塘河沟通，利于载卤运盐。乾隆十六年(1751)筑泥牛塘(利济塘观城段)，西部洋浦一带灶田移至塘北，塘南及东部改农，盐田面积减少。民国八年(1919)废场，破山浦一带尚存少量盐田由余姚场东三区拨板3840块晒盎，民国十八年后改农。

第三节　石堰场(庵东盐区)

唐代设余姚场，宋初为石堰买纳场。场区自沿山至海岸。宋庆历七年(1047)筑大古塘，灶地移至塘北，后随沙堧日涨外移。明永乐初(1403)筑新塘，盐田扩至大古塘北10里许。景泰年间(1450—1456)，全场分埋上、埋下、柏上、柏下、梁上、梁下6仓。天顺年间，宁绍分司胡琳划新塘至海口之地尽给灶民，盐田移至新塘以北。弘治二年(1489)，绍兴府推官周进隆为使灶户卤地不致被侵，于新塘下筑周塘界之。塘南军民共利，塘北唯灶户是业。后因大批灶户逃亡，嘉靖三十九年(1560)，总理盐政鄢懋卿至余姚场区履勘，迫民为灶户，勒派姓张人为张丁，姓李人为李丁，按明初拨荡成规，将塘外海涂柳条分丁，淋卤制盐，嗣后续有添涨，则子母相传，永为刮泥蒸煎之用。清雍正二年(1724)至乾隆十二年(1747)，场区为东至鸣鹤场杜家团，西至上虞金山场界，南至利济塘，北至海，东西宽55公里，荡地77855亩，置埋上团、埋下团、梁上团、梁下东团、梁下西团5团，煎灶28座。嘉庆年间(1796—1820)，盐田又北移，至清末，场区移至永清塘以北，东至破山浦，西至泥墩潭。宣统三年(1911)复称余姚场。

民国初，泥墩潭以西洪家路潭至王家路潭改为垦地。民国四年(1915)废6仓改划7区:中区东起马家路，西至高王路东半部；东一区东起周家路，西至马家路；东二区东起罗家路，西至周家路；东三区东起洋浦，西至罗家路；西一区东起高王路西半部，西至张家路；西二区东起睽象路，西至诸家路；西三区东起诸家路，西至泥墩潭。民国五年迁场署至庵东。次年统计:全场盐田42091.40亩，余地54399.43亩，合计96490.74亩。“盐田面积之广与整齐，自以余姚场为首屈一指”(《两浙盐务汇编》)。民国三十四年底，撤中区剩6区:东三区自破山浦至罗家路，东二区自六灶至羊路头，东一区自羊路头至马家路，西一区自崔陈路至水路潭，西二区自张家路至诸家路，西三区自大陈家路至泥墩潭。翌年筑胜利塘(七塘)，盐田大部移至塘外。解放初，全场盐田69694亩，盐民5362户，32172人。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庵东特区，改民国时期所划6区为塘北6乡，主业制盐。1955—1965年，筑新浦至西三泥墩潭村八塘，作业区在塘内，改变千余年来塘外生产格局。1970—1978年，筑九塘，围入涂地37104亩，建盐田19489亩。1978年末，全县共有盐田82984亩。以后逐年减少，至1987年剩11637亩，仅为1978年的14.02%。分布在八塘和九塘一线，由东二、东一、西一、西二4乡管理。八塘内占71.28%，九塘内占28.72%。

由此可知，三北一带制盐业的历史长达1000年以上，并且在宋代已是两浙最主要的盐场，产量占到了两浙盐总量的约三分之二，是浙江最大的盐仓。在民国时期，庵东盐场的盐板数量高达67万块，原盐年产量10万吨以上，占浙江省原盐总产量的40%，为全浙第一大盐场。

因此可知，延至宋代，移民所从事的产业应该以制盐业为主导。至南宋，制盐业已成为移民所从事的主要产业。而至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制盐业始终是三北大地上的重要产业。

(五)棉花业

三北大地是棉花之乡，是全国闻名的东南棉仓。境内植棉的历史可考证到南宋之际。

据《慈溪县志·棉花生产》载:

现县境植棉始于南宋末，元代后逐步发展，迄今有700多年历史。《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清光绪《余姚县志》转引《元一统志》记述:“余姚有小江布，今出彭桥。”可见元代彭桥一带已产棉织布。明嘉靖间，遭倭寇骚扰，植棉业一度衰落。清康熙年间(1662—1722)又有发展，产品运销闽、赣等地。光绪《余姚县志》引录乾隆六十年(1795)《修助海侯庙碑记》记载:“姚邑之北乡濒海，沿海百四十余里，皆植木棉，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闽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棉花已为农民赖以生活的主要农产品。民国时期，慈溪为浙江棉花重要产地。民国二十年(1931)《浙江建设月刊·慈溪之棉业》记述:“其县北之永乂(今观城镇、附海乡一带)、师桥(今师桥镇、淹浦乡一带)、护龙(今掌起镇、洋山乡一带)，由海沙冲积而成，宜于植棉，永乂乡有棉田9.6万亩(习惯亩，下同)，师桥乡有棉田4.2万亩，护龙乡有棉田3.2万亩……实产棉重要之区也。”今逍林、横河、浒山、长河、周巷区为民国时期余姚县棉花主产地，面广量大，居全省之首，以“姚花”驰名棉业市场。

又:棉花是慈溪主产作物。1954年前，产地在慈北地区(现观城区境)，每年种植面积10万亩左右；1954年县境调整后为全国重点产棉县，常年植棉40余万亩，占全县耕地的60%以上，约占全省棉田1/3。1950—1987年共产皮棉73.87万吨，提供商品棉70.45万吨，商品率95.4%。1986年后列为全国优质棉生产基地之一。

政府在解放后调整了三北一带棉业布局，使棉花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1957年植棉46.64万亩，亩产50.05公斤(含泗门区，不含横河区)，成为全国首批实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下简称《纲要》)规定指标(50公斤)的县。

从上而知，从元代开始，棉花业已经成为三北半岛上与制盐业相匹敌的主要产业。从元、明至清、民国，移民从事棉业生产与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应该在前一、二位，并根据国家政策的状况以及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两者的排名位置。从南宋末至民国期间的700年时间内，植棉业和制盐业是三北区域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

(六)商贸业

从明代以来，三北一带是全国率先开始资本主义萌芽的区域。元代以来植棉业的发展，使纺织业在明清之际成为三北商贸业的一个重要产业。当时在大古塘沿线一带可谓是家家纺织、户户织布，商品经济已成为农业生产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也扩大了中国与海外国家的交流，使得许多国家从海上慕名前来从事商品贸易。明代嘉靖初年浙东外岛双屿港成为全球商品交易中心，当时以徽州商人、宁波商人、福建商人为代表的国内新兴贸易集团是双屿港的重要发起人和贸易伙伴。三北的柴德美是当时的著名商人，可谓是宁波帮的鼻祖。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上海的开埠，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周边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民众商品意识的转变。三北大地的商品贸易也进一步发展。当时三北半岛上拥有自产优势的商品是棉花、白盐、麦冬、草帽、蚕豆等，并都是出口交易的主要商品。《慈溪县志》载:“清末和民国时期，先后出口的有棉花、蚕豆、麦冬、大蒜头、席草帽、金丝草帽等，以金丝草帽为大宗。”

据《浙江近代史》记述，“清光绪十二年(1886)通过宁波港出口66万磅(折300吨)”，大部分为慈溪现境所产棉花。又据《慈溪县志》载:“清末至民国初期，棉花种植面积扩大，收购棉花行庄不断增加。据民国六年(1917)统计，现县境内周巷、天元、浒山、坎墩、逍林、师桥、范市、观城等地有大小行庄47家，常年收购总量折皮棉787吨，约占总产量的1/3。二十五年成立慈溪县棉花运销合作社，收购观城、东山头一带棉花，收购量占全县总产量的4%。按二十六年《浒山镇商务调查报告》载，浒山及其附近各集镇已有行庄百余家。”

蚕豆主要品种“大白蚕”，为浙江五大名豆之一，粒大质优，闻名中外。一般粒重1.316克，富含淀粉、蛋白质和脂肪。有油沸豆、茴香豆、盐炒豆等加工制品。蚕豆粉丝，白亮丝长，是粉丝中佳品。《慈溪县志》载:“蚕豆及其制品均畅销国际市场，远销日本、东南亚、西欧。”

麦冬，又称麦门冬、寸冬，产地原属余姚县(今三北西部一带)，浙江是主产地，《慈溪县志》载:“又称浙麦冬、姚麦冬，为全国重点产地之一，产量占全国10%左右。质量短壮饱满，色泽黄亮，优于四川、福建的一、二年生麦冬，因而长期盛产不衰。明成化时(1465—1487)已有种植。《本草纲目》中对慈溪所生产的麦冬也有‘浙中来者甚良’的记述。清末，宁波药行兴盛，姚麦冬已成为宁波三大浙货(白术、象贝、麦冬)之一，年产1000箱(约150吨)，各帮药商争购，远销日本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各大药店。”

清末之际，当时旅居日本、排名日本富豪排行榜第13位的关西大财阀吴锦堂先生，早期创业靠的就是贩运棉花、大豆等三北传统产品。

从上可知，在清末至民国时期，三北半岛上的商贸业已经非常发达，位于长河一带的草帽业位居出口第一位，以致当时长河街上都是草帽行，上海、宁波等地的商人也纷纷前来设行收购。

而棉花更是遍布三北城乡，在观海卫城、浒山所城以及周边一带乡镇，民国时期的花行超过了100家。

其他还有如中药行，三北鸣鹤一带是中国国药业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清康熙年间，鸣鹤古镇上的两大国药业巨头，一位是全国药业首富叶天霖，积财达700万两银子之多(全国当时的税银在3000万两银子左右)，另一位是叶同仁堂的创始人叶心培，是国内最早创办国药名店的创始人之一。而“中国第一药铺”——北京同仁堂也出自当时的鸣鹤乡乐家畈。

由于三北拥有如麦冬这样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当时前来收购及在慈开办店号的外地资本也不在少数。发达的市场环境，也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当时全国钱庄业巨头镇海桕墅方家也曾来三北投资。清代末期范市老街上有宝成当典，为桕墅方家的方先章创办，据《镇海县志》记载:“宝成当典，开业于光绪二十年(1894)，资本额3.5万银元。”

清末至民国之际，三北半岛上已有鸣鹤场街、观海卫街、浒山街、龙山街、周巷街、沈师桥街、范市街、掌起街、长河街、天元街、庵东街、逍林街、坎墩街等主要集市。

由上可知，三北地区商贸业的发展，必然带动外来人员的大量涌入，有的从事贸易，大部分是为商贸业配套的服务人员以及与之相关的从事种植业的人员。当时的移民群落中除盐业移民之外，这类移民也是主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