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燕话
燕话是三北非常独特的一种语言，与三北方言完全不同，并且毫无传承关系，故令人称奇。由于该语言在外人耳里如听燕子呢喃，故称燕话。
三北方言虽然种类很多，但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比如从东到西，总体上由原镇北片、原慈北片、原姚北片语言及上虞北部语言组成。其地域特征为三北(原镇北、慈北、姚北)语言构成为四北(原镇北片、原慈北片、原姚北片及虞北片语言)。
东片语言大体属于宁波话，宁波话属于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分布在宁波市六区、舟山市二区、奉化、象山、岱山、嵊泗、宁海(岔路及其以南除外)、余姚南部、慈溪东部。诸土语十分接近，内部一致性很高。西片语言大体属于绍兴话，绍兴话属于吴语太湖片临绍小片，分布在绍兴市所辖绍兴、上虞、新昌、嵊州、诸暨5县(市)和越城区及其临近地区。而在东西片语言交汇的洋浦一带，则表现为夹东夹西的语言结构。因此三北语言传承关系非常明显，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
而燕话是观海卫城内的早期方言，语调特殊，和三北其他各方言完全不一样，差异很大，缺乏规律和联系。
如燕话把吃饭叫“削盘”、“削刀”、“削猛”，小菜称“泮其”，小孩叫“阁乱”，女孩叫“阁乱者”，新娘子叫“新能关”，蛋汤称“乱汤”，粪叫“三”，灰称“唤”，没有叫“马拿”，火熄为“焕伦”，等等。
燕话的产生与移民有重要关系。考其源，必要追溯一下观海卫的历史。观海卫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建置，驻军初在余姚一带征集，因路近“脱籍”、逃亡和私归者颇多，对守备不利。后调福建省福宁卫旗军充任，定居世袭，繁衍后代，语言亦随之落地生根。
因此观海卫城内方言，附近人称“卫里话”，也即燕话，实际是由福建福宁卫话为主的方言。一般的话，由少数人组成的语言群体，在一个相对大的环境包围中必定会消亡或减弱，即被主流方言所同化，但观海卫燕话的存在有其特殊原因。
明初从福建省福宁卫调入至观海卫的旗军人数达5000余人，又由于旗军世袭并长期驻守城内，与外界交往较少，相对封闭的环境造成燕话在城内世代相传，并占绝对优势，旧有“舌声声，话八闽”和“不懂燕话难进城”之说。
随着清代中期开放海禁和裁拆卫所，城内外交流日渐密切，燕话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并渐受当地方言影响而纯度下降。
据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老年人回忆，清末民初，居住在城内西、北二门一带的居民，普遍还讲燕话，外出很少的老年人，连城外话都听不懂。而东、南二门的居民卫里话与城外话已混合使用。但燕话是代代相传的口授语言，其语汇有限，新的事物产生需要用新的语汇来表达，故燕话里掺杂进不少的地方话，地域的变更而形成的语音和原来的燕话有别于闽南话。早年研究地方语言颇有建树的余伟先生(1894—1969)，根据语言学的原理探索燕话音节构造与特点并和闽南话作比较，认为燕话不同于闽南话，更有别于闽北话，而接近闽东话，因为福宁卫地处福建省东北部，相当于今福建洞宫山以东，屏南、宁德以北地区，今为霞浦县所治，属以福州话为代表覆盖福建东北部福清、长乐、古因、福安等17个县市的方言区。
但燕话在传承的同时又吸收渗透部分地方话，使原来的福宁卫话变得支离破碎又丰富多彩。这说明燕话在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已经发展成为另一种独立的语言，形成另一种语言派系。
随着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地方性的燕话因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共同语言扩大而逐渐趋向衰落。到新中国成立初，在西、北门，特别是靠近西、北门城边，50%左右的人还用燕话交谈，100%上年纪的世居观海卫的人，都会说一些燕话，但已不能用燕话直接跟人交谈了。目前会讲燕话的人已逐渐减少，在西、北门的“燕话区”，估计也不到几百人，而懂得几句燕话的人还十分普遍。
由于出海谋生早已成为本地人的一条重要出路，旧传有不少人漂洋过海，在海外落脚定居，也把祖宗传下来的“燕话”传入外洋。在国外，燕话常常成为华侨传播信息的暗号和联络乡情的纽带。据说南洋人称燕话为“暗话”。抗日战争时期，三五支队入城也用燕话联络情报和逃避敌伪的搜查。新中国成立前在宁波开花行的李嘉康、叶福耕等人，在花、纱交易市场上也惯用燕话暗示“三北帮”棉纱涨落的信息。据说虞洽卿先生也特地来观海卫学过几句燕话，在上海证券市场上作为“暗号”联系，故有人曾誉它为“宁波帮话”。前几年港胞阮祥生先生回乡时，他的燕话还讲得很流畅，正是“乡音无改鬓毛衰”。据说侨居在国外的观海卫人都必须教儿女学会几句燕话，以示不忘祖宗和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