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资料四则
1.《南皮修志十年——躬耕文集》序
杨洪进
我的故乡为渤海之滨的沧州，在省方志办任职12载，对全省尤其是家乡修志之事之人，可以说是如数家珍。新中国新时期第二轮修志，南皮县是众多的典型县份之一。典型之处在于对修志领导重视，各方积极支持。以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杜中洲为首的编纂班子老当益壮，不负重托，圆满完成县志编修出版任务，为南皮为沧州为社会奉献出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名品。之后原班人马又再接再厉，迈上县级综合年鉴编纂的新征程，为方志事业做着新的贡献。
赵树森先生是这个编纂班子的优秀代表之一。树森先生干一行爱一行成一行之专家，结一行之硕果。其原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个人操行、工作精神和从政业绩为人称道。退居二线后，不甘寂寞，先后主编出版《南皮县政协志》《抗日英雄谱》《南皮武术》《英雄赞歌》。2007年受聘担任第二轮《南皮县志》常务副主编。期间，在襄助统编县志的同时，还主编了《南皮英烈》《南皮落子》及《南皮·千年文化古县》系列丛书之《文物胜迹卷》《传统武术卷》等地情书籍。
树森先生参与志、鉴编纂十年，不尚空谈，勤奋工作，专注事业，善于钻研，用研究回答编纂问题，通过研究推动志、鉴工作，在交流中扩展修志成果。现在这部《南皮修志十年—躬耕文集》（简称《文集》）就是这些成果的结晶。《文集》由七部分组成，分别是特载、编研探析、修志随笔、琐闻杂记、有感而发、人物专记、简报信息。收录文章105篇，其中志界同仁对二轮《南皮县志》的评论文章3篇，与县志总纂杜中洲合作撰写的文章10篇，单独撰著文章92篇。
就作者独著文章而论，大致涉及范围有三。一是对县情的研究。这是《文集》的重点之一，也是修志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时期编纂的新方志，就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下对地情的全面调查、研究和载录。调查、研究地情，既是当轮修志工作的根本需要，又是下轮修志必不可少的环节，是修志长效机制建立的如何的重要体现。重视和支持此类研究，说明领导的开明通达和作者怀有的赤子之心。二是对方志的研究。这是《文集》的又一个重点。地情研究涉及的是记什么，而方志研究涉及的是如何记，二者密不可分而且都十分重要，二者都是“方志人”的基本功。树森先生在这两方面不懈逐是求理，令人敬佩，堪称楷模，值得学习。三是总结经验、传递信息。这是科学修志、开放修志的应有之意。南皮志人善解笃行，精神甚为可嘉。
《文集》洋洋洒洒30多万言，可谓丰富翔实。其透射出的是县情的厚重，传统的光彩，研究的多维，“耕耘”的艰辛，经验的可贵，志书的特色。
时下，河北市、县（市、区）志接近后期，事业亟待拓展、工作也需总结，值此出版《南皮修志十年躬耕文集》，必将大有帮助和启迪，对沧州、对全省也具借鉴意义。
以上感言，权作为序。
2016年11月9日
（杨洪进：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河北省志》执行副总纂，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河北省地方志学会会长）
2.《张之洞劝学篇注释》序
李细珠
早春时节，万物吐新。忽接南皮张之洞研究会副秘书长、《张之洞研究》常务主编刘习贞先生来电，嘱为其新著《张之洞（劝学篇）注释》作序，颇为惶恐。
回想2009年到南皮参加纪念张之洞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到南皮。虽然曾经无数次在历史文献中看到“直隶南皮”这个醒目的名字，但直到那时才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受。我没有考证张之洞第一次回到南皮是什么时候，但我觉得当时的心情与当年张之洞第一次回到自己故乡的心情大概是一样的，那就是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南皮的环境，熟悉的是南皮的精神。张之洞虽然没有出生在南皮，但南皮是张之洞生命与精神的根。作为一个张之洞的研究者，我的第一次南皮之行，也是一次难忘的寻根之旅。
那次南皮之行，感受最深的还是张之洞研究会诸公的热情。会长邢家训先生副会长叶书龙先生、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玉良先生……个个古道热肠。为了研究和表彰乡贤张之洞，他们竭尽心力，成立研究会，编辑研究学刊，组织研讨会，搜集整理文献资料，为推进张之洞研究奠定一块块铺路的基石，努力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南皮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地方，但其文化底蕴之深厚，与诸公献身学术之热诚，着实令人感佩。
记得是在参观南皮一中（其前身是张之洞捐资创办的慈恩学堂）时，刘习贞先生特意赠送一册所著《楹联拾趣》与我。看其名片，习贞先生原来是县粮食局的老干部。我一时惊讶莫名：难道南皮人个个可以著书立说？张文襄公之遗泽可谓久而深矣。新近得知，当年为纪念张之洞逝世100周年，习贞先生还受命注释张之洞的《劝学篇》。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习贞先生孜孜以求，勤搜苦索，费时两年，成书数十万言，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通俗读本，对于推介张之洞的思想，功莫大焉。该书付梓之际，习贞先生嘱为作序深感惶恐之余，亦觉义不容辞。
《劝学篇》是戊戌时期张之洞思想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关于张之洞研究，前贤著述颇丰。我为后进末学，忝列于此十余年，略窥门径而已。今仅就《劝学篇》有关问题，谈几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第一，关于《劝学篇》的作者。向来有人怀疑是张之洞的门生或幕僚所写，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是杨锐或黄绍箕。其实，《劝学篇》成书之时，杨锐与黄绍箕都在北京充当“坐探”，根本不在武昌。如果《劝学篇》是由张之洞的幕僚起草，那么最重要的人应该是梁鼎芬、钱恂和辜鸿铭。不过，无论如何，《劝学篇》既以张之洞的名义印行，那么，作为张之洞思想的代表作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关于《劝学篇》的写作目的。有人认为《劝学篇》是专攻康梁维新派，因而使张之洞能够在戊戌政变之后得以平安无事，其实未必。《劝学篇》是在百日维新期间经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光绪皇帝的谕旨而颁行天下，显然不能说是专攻康梁。《劝学篇》针对维新派“言新学”与顽固派“守旧学”的情形，是要在中西新旧的矛盾冲突中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构建一个能为较大多数人接受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系。
第三，《劝学篇》论民权与议院。关于民权，张之洞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民权之说”，认为民权并不是“民揽其权”或“人人有自主之权”。他试图解释西方“民权之说”的真义，认为西方的“民权之说”起源于“天赋人权”论，是指人人都有受法律保护的各项基本的权利；人的“自主”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以遵守有关法律为前提。在政治体制的选择方面，张之洞倾向于君主立宪制政体，而反对民主共和政体。关于议院，张之洞并不反对开议院，只是认为当时中国尚不具备开设议院的条件，这种缓开议院的思想与当时康梁维新派的主张是一样的。
第四，关于《劝学篇》的中西文化观。《劝学篇》系统地阐述了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中西文化观。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现在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张之洞？毛泽东曾经说过，谈到中国的重工业，我们不能忘记张之洞。的确，张之洞的洋务事业是不能忘记的。但我觉得，张之洞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他的思想，即“中体西用”思想。尽管“中体西用”思想并不是张之洞的最初发明，但正如梁启超所说“张之洞最乐道之”，因此可以说张之洞是这种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这应该没有问题。
对于张之洞所代表的“中体西用”思想，时人与后人多有非议。无论是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还是近人批评其在封建主义之体上嫁接资本主义之用，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亦未必击中要害，尚需进一步深入探究。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那么僵化地理解“中体西用”，那么可以说，“中体西用”论提供了一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中庸而开放式的思维框架；既不完全固守传统，也不一味全盘西化，而是要“权衡新旧，会通中西”，也即以调和折中的方式，走中西结合的道路，当然是要把中西文化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尽管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究竟什么是中西文化优秀的东西，以及如何将其结合起来，则是对不同时代的民众学者、思想家尤其是政治家智慧的考验。但无论如何，这种思维框架业已昭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方向。这是张之洞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研究他、而且将来还要研究他的根本原因。
值此刘习贞先生所著《张之洞〈劝学篇〉注释》面世之际，谨书数语，为习贞先生喜，为南皮张之洞研究会贺。
（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3.《张之洞诗笺注》自序（节录）
蔡永贵
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只知道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大臣，而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这是由于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政治人物，以其政经业绩烜赫于世，而相形之下把他在文学史上的诗名被漠视了。颇似历史上南宋的朱熹，以理学彪炳史册，而很少人注意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张之洞一生以文章道德主盟坛坫者数十年，名流文人争趋之。当为清季风雅之宗，他不仅是一名历经宦海沉浮翻云覆雨的晚清能臣，更是一位通经博史，雅文好古，引领风骚的诗人。张之洞是晚清名公大臣中少有的能诗者，也是近代诗坛上一位独具面貌的有重要影响的诗派领袖人物。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湘乡曾国藩，后有张之洞。张之洞在晚清诗坛上不仅引领了当时的诗风，而且他的诗歌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并且形成了区别于湖湘派和江西诗派的主张和诗歌理论。近代教育家胡先骕先生赞誉张之洞“以诗领袖群英，颉颃湖湘、江西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陈伯严，而别开雍容雅缓之格局，此所以难能而足称也。”他的“宋意入唐格”之说，作为一种极有特色的艺术主张，在诗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之洞的诗集，是其晚年精心打造自身形象的关键道具。张之洞晚年于病榻上对诗集屡加圈点修改，可以说耗尽了他的心血精力。其最为亲信的弟子樊增祥曾问：“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此语虽是自嘲，却显露出张之洞晚年厌倦政事、一意文学的心态。张之洞诗作大体可以根据所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任职京官时期，这一时期作品多是清流唱和之作、无甚可取，如胡先骕言“公诗在持节湖北以前，尚少精粹之作……皆唐人极肤泛之作，言之无物者”，可谓精当：第二阶段则是出任封疆时期，由于公务繁忙，诗作极少但诗中内容“皆有本事”，或反映朝局斗争、或感叹时事、或心忧民生；第三阶段则在癸卯入京之后，迭经戊戌、庚子大变，国是日非，诗风转为沉痛，“处新旧变革之际，危疑绝续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见于诗”，此时诗作也为时人议论最多。庚子以后，大约是张之洞最后的十年时光，这也是笔者认为张之洞诗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张之洞的诗歌成就，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评论家大多都给予肯定。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人认为张之洞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竭尽心力，以一位封建皇权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在近代诗坛。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受左倾思想影响深重的史学界一直把张之洞看作“旧学的维护者”，认为他“既为封建皇帝所称道，亦为西方帝国主义分子所欣赏”。所以张之洞的诗作选编、刊发、研读甚少。改革开放后，晚清有很多著名人物的诗（比如，宋诗派的曾国藩、同光派的陈三立、维新派的康有为等等）已经得到了编著、注释和研究，而惟独张之洞的诗仍少有人问津。直到1998年和2009年，分别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张之洞全集》。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张之洞诗文集》。近几年文学界才刚刚对张之洞的诗歌有所注重。但也只是在高校学术刊物上发表，国家的文学性报刊上研究其诗学的相关专著仍不多见。
张之洞《广雅堂诗集》收录了近500首诗，其内容包括题咏酬唱、山水游历、咏怀吊古、明理寓志等。其诗歌特点古典今事，错综为用；咏史纪事，寓意寓志；咏人咏物，讽喻暗喻，兴寄象外。多表现封疆大吏的情怀，夹杂一些对内忧外患、国势日下的忧心。纯粹抒情诗作较少，叙述性诗歌占据了较大部分。纵观他的诗歌，可以发现与纯文人诗歌不同，他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叙述性诗歌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他的叙事诗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晚清社会的现状。
张之洞才大学富，负盛名，领重镇，出将入相，而不作一矜夸语。在千姿百态、流派纷呈的晚清诗坛中，他的诗歌创作与众不同，走的是一条“务为清切为主”的清隽雅致、情韵婉笃的路子。其诗宏肆宽博，汪洋如千顷波，典雅厚重，无纤巧枯涩之气，不尚高古奇崛，博大开上意，忠笃革士风。他在诗歌创作中既反对轻浮纤佻，又反对诘屈怪僻，自言“河北老生喜常语”（《哀六朝》），主张“平正不入恶道”（《輶轩语·读古人文集》）。他批评黄庭坚的诗“多槎枒，吐语无平直”，而称扬苏轼诗“荡坦无雕饰”（《忆蜀游.摩围阁》），又说“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过芜湖吊哀沤簃》其四）。所以他与当时诗坛上盛行的诗歌流派同光体异趋，主要是承袭乾嘉诗风余绪，糅合唐宋，采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诸家诗歌路数而出以唐人格调，别开一派。他的诗虽然也有学古痕迹，但无意标榜古人，也不为时风所囿。他依自己身份，称心而言，以学识才力为根柢，运用自如，无论写景、叙事、抒怀、遺词都戒浮泛而求切实，用典则避堆砌而求精当，形成一种厚重宽博的风格。
张之洞素以中国儒家正统传承者自居，一生以维持名教为己任，重教兴学，思想正统，比较保守，是正统文化的延续者。他的诗皆从儒家正统经旨而来，古体得太白之超逸，少陵之沉郁，香山之铺排，东坡之豪放；近体学玉溪之婉丽，半山之精严，东坡之条达，渔洋之神韵，古今体诗得力于东坡者最多，而能熔铸各家自成其清切雅健之面目。古体雄奇而不放恣，砉然向然，莫不中音；近体精妍而不纤弱，雅洁整饬，音色调和。二者均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其诗既维护封建秩序，又同情劳动人民，对晚清时局有深刻的反映，显示了他忧国忧民的荩臣本色。研读其诗，不惟能见其人对于清末的社会状况亦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晚清是一个多难的时代，国家的软弱、腐朽、战争的残酷，张之洞也无能为力，看着国家的衰落他只能用诗发出一些咏叹，表达出自已的胸臆，从中得到些安慰。如同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张之洞其诗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手法，用典、咏史、明理、咏物寓志可谓晚清诗坛大手笔。张之洞的诗集自问世以来，其门人严修作《严范孙先生注广雅堂诗手稿》，民国十九年北平影印本（1930年出版）。到目前为止，其它真正系统性的把张之洞的诗集全部作注解的专著还没有。我作为一个张之洞的乡人，用了近10年多的时间，对这位诗作不凡的晚清独具面貌诗派领袖的诗歌作一点浅显的、尝试性的笺注。主要以《严范孙先生注广雅堂诗手稿》作参考，结合现代人的读诗理念，系统的对张之洞的诗歌给以全部笺注，其目的就是让喜欢和关注张之洞诗歌的读者，充分阅读、理解张之洞的诗，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张之洞的诗歌魅力，并从其诗中认知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的历史人物。著书固难，而注疏更难。以我之浅陋学识，很难准确的表达出一代诗坛射雕手的深刻寓意与美学风貌。此笺注只是本人的浅尝蠡探，愿能以飨读者。
戊戌年初秋于沧州孟村双清斋
4.《张之洞诗稿详注》前言（节录）
赵寿强
二、张之洞诗学主张
张之洞出身翰林，博闻强记，娴于经史，长于文学，诗词为一代作手。十二岁即刊印《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二卷，内收其少年诗词，被誉神童。
在几十年宦游生涯中，文宴雅集，游山临水，感时伤事，常常托诸吟咏。张之洞对自己的诗也颇为自负，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一：“樊樊山尝从容侍坐，问老师之学，包罗万象，然平生以为用功最深者究何事？公默然久之，曰：‘仍是诗耳。’”张之洞极其重视自己的诗作，直到晚年还反复推敲时有改正。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O：“诗稿最初经袁忠节（昶）辑刻，曰《广雅碎金》，顺德龙伯鸾（风镳）又刻之，曰《广雅堂诗集》。癸卯入京以后，时有改正。至是删定，命工写印，间识朱圈于题上。疾亟时有《读白乐天诗》一首，则掾属补入者，应在卷末。”张之洞诗作较为集中的几个时期主要是：济南文煜幕府期间；湖北学政返京后任职翰林院期间；四川学政往返途中；乙未自两江还鄂之后的湖广总督期间；癸卯入京期间；以及甲辰春奉使金陵期间。张之洞虽擅长诗文，但功名心重。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平生志趣，雅不欲以文人自命。”四川学政返京后，究心时政，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后，忙于政务，都极少作诗。樊增祥《张文襄公诗集跋》云：“公自光绪丙子冬由蜀还京，作诗甚少，自己卯至壬午，殚心国事，有封奏四十余件，更无余力为诗。壬午秋出抚晋疆，明年夏移督两广，荏苒八年，吟事都废。在粤时仅有《贺子青宫相子入学诗》二首。督鄂十八年，自庚寅至癸巳，中间惟贈俄太子及希腊世子二律，然系幕僚拟作，公稍润饰之，直至乙未自两江还鄂，始一意为诗。”这段话所记未确。据考证，《寿黄漱兰通政六十》《谢周伯晋翰林惠黄州鸡毛笔》《谢易实甫再惠庐山三峡泉》等均作于光绪十七、十八年前后。
张之洞以封疆大吏什导风雅，招揽众多文士，自己也倾心于诗歌创作。他的诗作特色鲜明，独树一帜，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在晚清诗域形成以他为中心的一个重要派别，被称为兼宗唐宋派。徐世昌、陈衍、陈曾寿、钱仲联等均把他作为晚清诗坛的重要一派，钱仲联在《〈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中把晚清诗派分为四个主要流派：“一是模仿汉魏六朝的湖湘派，以邓辅纶、王闿运为首。一是模仿宋诗的江西派和闽派，当时号称‘同光体’，以陈三立、沈曾植、陈桁为首。一是标榜唐人风格的，以张之洞为首，他的门人樊增样、易顺鼎隶属于这一派是模仿‘西昆体’的，以李希圣、曾广钧、曹元忠为首。”《续修四全书提要》谓：“之洞忠忱蹇蹇，勋业巍然，原不必以诗为重，而诗实空前绝后，足为晚清之冠。”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二《诗》：“之洞诗取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宋意唐格，其章法声调犹袭乾嘉诸老矩步，于近时诗学有存旧之思。之洞则心思致密，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勿纤巧。造语必浑重，勿吊诡。写景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立意必己出，毋袭故，毋世，称心而出，意不求工。刊落纤秾，宁质勿绮。虽以风致见胜处，亦隐含严重之神，不剽滑。其生平宗旨，取平正坦直，最不喜黄庭坚。”
张之洞不但能诗，而且有明确的诗学主张。
首先，他认为雅正清切是诗之正宗。张之洞认为，世运系乎风俗，风俗兆于人文，文风浮靡是乱世之象。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出发，深痛学术乖张，诗风险怪。袁祖光《绿天香雪簃诗话》说：“（张之洞）论诗以雅为正音，故初刻诗集以《广雅》名之。”其《六朝》对这一观念进行了全面表述：“亡国哀思乱乖怒，真人既出旧烟销。今日六合幸清晏，败气胡令怪民招。”“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是妖。”当时，同光体诗派陈三立、郑孝胥、陈衍认为，同光之世处于丧乱时代，诗文要反映现实，势必作变雅之声。张之洞对此极端不满。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论张之洞诗云“淹雅宏博，世推正声。然以力辟险怪生涩之故，颇不满意于同光派之诗。常云‘诗贵清切，若专事钩棘，则非余所知矣’。”郑孝胥在《散原精舍诗集叙》中说：“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钜公”即指张之洞，认为张的“清切”之说限制了诗风的多样性。雅正清切即是张之洞自己所说的“清真雅正”，张之洞《輶轩语·语文第三》：“试律诗：宜工（不率）、切（不泛）、庄（不佻）、雅（不腐）”“时文：宜清（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有意义，不则袭）、雅（有书卷；无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不俶诡，不纤佻，无偏锋，无奇格）。四字人人皆知，然时俗多误解，今特为疏明之。不惟制义，即诗节文辞，岂能有外于此？”
其次，他主张有情有理有事的“神味说”。清王士禎吸取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重视“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鼓吹“妙悟”“兴趣”的理论，创为神韵说，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并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张之洞深受王士禛影响，少时有《秋柳四首》系模仿王渔洋《秋柳》之作，另《秋海棠四律》也是步王渔洋《秋柳》原韵。张之洞服膺王士禛“神韵说”论诗主张，其《过新城王文简公墓道》：“独标神韵度金针，想见掀髯戴笠吟。”把“神韵”奉为作诗圭臬。后来，经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他继承“神韵说”思想，提出“有情、有理、有事”的“神味说”论诗主张。《輶轩语·语文第三》：“有情、有理、有事三者俱备，乃能有味。诗至有味，乃臻极品。数语虽约，颇能该括前人众论。学诗者试体会之。新城王文简论诗主‘神韵’，窃谓言‘神韵’不如言‘神味’也。”张之洞成年后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咏史咏物，还是山水纪游，都坚持“有情、有理、有事”，寄情于景，寓理于事，情景交融，理事洞达，散发着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第三，他坚持唐宋兼采的创作实践。正是从追求“雅正清切”的诗风出发，在当日诗坛宋帜高张、唐音委顿的情况下，张之洞主张唐宋兼采，以拯救风雅道衰，并身体力行，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主张学诗从唐诗入手，《輶轩语·学究语第四》：“唐诗是宜读三百首兼古诗源（三百首约而精，宜烂熟。古诗源多歌谣，童子所喜）。”他自己诗学白香山，然不废宋诗，学王荆公、陆放翁诗，尤其偏好苏东坡之清畅，主张从苏东坡而上溯杜少陵，而不喜江西派，称“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过芜湖吊袁沤簃》）。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抱冰堂上坐人豪，时复商量一字高。尽扫淫哇归雅正，不妨苏海得韩涛。（广雅每劝人由坡公直溯韩杜）”张之洞《四哀诗·蕲水范昌棣》有“平生诗才尤殊绝，能将宋意入唐格”的句子，论者以为是“夫子自道”，代表了他的诗歌创作取向。钱仲联《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诗词卷·导言》认为：“（唐宋兼采派）以张之洞为总代表，其门下有樊增祥、易顺鼎。张氏明确提出了‘宋意入唐格’的主张，所以具有唐人的藻采和宋人的骨力，又能言之有物，从其身世遭际抒写真性情。”
三、张之洞诗作思想内容
张之洞的诗内容丰富，涵盖广博，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平生宦迹、交游，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感情。其诗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秉持礼教，维护纲常。张之洞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一生都在竭尽心力维护名教。《劝学篇·明纲第三》：“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列强侵吞，内乱频仍，封建纲常遭受前所未有冲击的时代大潮面前，他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他在《劝学篇·同心第一》中大声疾呼：“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文襄之效西法，非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五忠咏》《五北将歌》《题湖州赵忠节公景贤围城蜡书遗墨》《文山、叠山二琴拓本》等诗歌咏尊朝廷、卫社稷的古今臣子，褒情他们的忠孝节义精神。《凌霄吟题刘贞女诗集》《王卢贤母〈秋灯课诗图〉六首》等诗对传统的节妇孝子进行了宣扬。儒家孝悌并举，其《雨行蜀栈遇诸兄》《宿宁羌州》《余在京师，三兄在武昌，以诗奉寄》等诗表达了深厚的手足之情，当然，由于对慈禧太后知遇之恩的感戴，他的一些诗流露着感恩怀主的情结，甚至是赤裸裸的曲意逢迎、谀颂输忠的表白，如《扈从上定东陵作》《纪恩诗十五首》之类。
其二，笃于事功，欲济苍生。张之洞青少年时即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有着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情怀。济南幕府时期作品《题壁》：“仲华河北攀龙日，项羽江东创霸年。我亦春秋二十四，一身饘粥尚茫然。”《春兴》：“汾水敝庐容易得，横流何计却澄清。”表达了不甘沉寂、追求功业的宏图壮志。入仕之后，他勤于政事，不畏艰难，汲汲于事功。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一八：“文襄平生以陶桓公自况，盖经济学问，所步趋者在此。”又，二六：“苏堪（郑孝胥）一日雅坐便谈，谓公方之古人，‘所谓忠顺勤劳似孔明也。’公为之起立，谦让不遑，而慨叹首肯者再。盖深知公之心者。”《登眉州三苏祠云屿楼》：“三年皮骨嗟空存，半日燕困曾有几？”《六十九岁生日柯逊庵中丞赋诗为寿，惭惶感叹，奉答二首》：“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九日宝通寺塔登高》：“百年皮骨盐车泪，万里江湖漆室吟。”都是对自已尽心国事、辛劳备至情状的咏叹。张之洞一生以国计民生为念，留意百姓疾苫，无论是感时纪事还是咏物抒怀，时时自然披露，《湖北三得大雪，微雪无数，除日赋诗》《玉楼营见杏花新柳，是日济河，微雨》等诗即是明证。
其三，宦海交游，诗文题赠。张之洞科举得志，宦游半天下，与名流交往颇多。《卯金子行赠姊夫刘伯洵》《送冯竹儒焌光赴湖北入益阳胡抚部幕首》《送吴叟秋衣往四川为道士》《河间崔次龙能诗普画，寓都下十余年，无所遇而归》等诗，记载了早年交游踪迹。进土及第之后，与翁曾源、李慈铭、董文涣、王懿荣、谢维藩、潘祖荫等名士交游，多所题赠，如《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朝鲜滩隐画〈竹〉歌。为董前辈文涣作》《潘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等。任四川学政时有“蜀中五少年”从之游学，光绪初与宝廷、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则为“清流”道义之交。出任封疆大吏之后，士林视之如泰山北斗，“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云：“张文襄独以国家之柱石，而以诗领袖群英，颉颃湖湘、西江两派之首领王壬秋、陈伯严，而别开雍容雅缓之格局，此所以难能而足称也。当其督鄂督粤时，幕府中网罗之盛，可拟曾文正。其最著者如陈伯严、郑太夷、杨惺吾、郑伯更、梁节庵，其弟子则有樊樊山、易实甫、袁爽秋、杨叔峤、顾印伯，皆一时俊彦，方之苏门之盛，不多让焉。至其少年交游，则有李莼客、宝竹坡、张幼樵、黄漱兰诸名流。即不以功业论，晚清三十年文物之盛，殆与公有形声影响之密矣。”故吏门生，诗文魁杰，或相与登高赋诗，或相与联句消暑。另外，《俄国太子来游汉口，飨燕晴川阁，索书，即席奉贈》《希腊世子》和《赠日本长冈护美三首》记录了与外国使节的交往。
其四，登山临水，寄托遥深。张之洞性好登临，济南文煜幕府期间，世乱之中依然登历山，游大明湖。任浙江乡试副考官，“在杭久病不愈，舆疾游湖上诸山。”赴四川学政途中，过华山、骊山、灞桥、剑阁。任满返京途中，住新都桂湖，游风翔东湖，登户县牛首山，所至皆有诗纪游。甲辰春奉使金陵，公事多暇，乃遍游诸名胜，并作《金陵游览诗》。其游观之作，咏物写景，描写细膩，情景交融。加之胸襟开阔，学识超迈，所作均寓意抒怀，寄托高远。《风岭》：“兹岭塞朝昏，去天谅及咫。盘路穿林蛇，细马行磨蚁。”随意点染小景，反衬风岭之峻伟。《忆蜀游十一首》兴寄象外，大气包举，既咏山川胜迹，亦处处寄寓治国安邦的识见与历代兴衰的感怀，豁露其闻识之深，怀抱之远。《登牛首山，望终南、曲江、樊川、辋川，作歌》以择地都为主题，论燕地、关中、中州、金陵等天下形势，评历代兴亡得失，纵横捭阖，有理有据。袁昶《碎金》校语：“亭林云：必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意惟公足以当之。先提挈幽都雍都最胜为纲，中评骘各旧都之失，末段难雍而伸燕。章法简当，次第宾主秩然。虽櫽括为韵语，却见经世之略，”《金陵游览诗》为晚年之作，笔致从容雅缓，清隽高朗。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五：“余最喜公金陵游览诗五古十四首，语语平实，笔无旁沈，不使神通，而波澜壮阔，意味自足。”
其五，感触时局，赋诗咏怀。张之洞自小胸怀天下，关注时局。早期作《哀时》：“文吏吾公醉，武卒市人嬉。”痛感文恬武嬉的官场风气，忧心国家安危。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避居热河，他作《海水》：“牟驼一旅犹言战，河上诸侯定出师。”表达抗击列强、耻于媾和的思想。作为晚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衰败的国运，动荡的社会，时时触动他敏感的神经，自然有意无意地寄慨于诗。林庚白《丽白楼诗话》：“同光诗人什九无真感，二张为能自道其艰苦与怀抱。二张者，之洞与謇也。之洞负盛名，领重镇，出将入相，而不作一矜夸语。处新旧变革之际，危疑绝续之交，其身世之感，一见于诗，视謇尤真挚。”其《读宋史》《崇效寺访牡丹已残损》等诗都沉郁苍凉，益于言表，忧国之深，伤时之切，俱见笔端。尤其是在出任疆吏二十余年之后，癸卯再次入都，老辈凋零，风雅歇绝，新旧交哄，国势日衰。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这一时期的作品《西山》：“新旧只今分半坐，庙堂端费斡旋功。”写出了他在新旧党争中调停的煞费苦心。《中兴》：“流转江湖鬓已皤，重来阙下抚铜驼。”感岁月蹉跎，国步维艰。其怀旧凭吊之诗，所咏多关朝政，如《焦山观宝竹坡》《故府》《过张绳庵宅》《过芜湖吊袁沤簃》等，或借古讽今，或直抒胸臆，皆黄钟大吕，感人至深，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六，咏古咏物，砥励学识。张之洞饱读经史，博洽多闻。读书品物，有所感发，偶成篇什，皆识见独到，格高意远。樊增样《二家咏古诗序》记载张之洞自称：“通籍后与同年数人作《咏古》诗，既熟史事，且睹学识。每一篇中必取材于本传之外，以为旁搜博识之验。”《咏古诗》从汉高祖、汉文帝、萧何、张良以至司马迁西汉帝王将相十四人，当是读《史记》《汉书》而作。《读史绝句二十一首》咏汉唐帝王及文武人物，有一些明显是从《咏古诗》化来。这些诗读史咏人，烂熟史籍而细究得失，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反映了作者的卓越史识。另外，《演连珠》组诗从为政、处世、为文、治学等方面酌古论今，富含哲理，颇耐咀嚼，多立身处世之金玉良言。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云：“公一生读史历世之所得，咸萃于此，阮公之《咏怀》，太白之《《古风》，命意略同，而理致或尚有逊。”张之洞诗集中还有大量的咏物之作，早年的《铜鼓歌》、任湖北学政时的《湖北提学官署草木诗十三首》，多借咏物而寄怀志感。《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所咏之物如木棉、桄榔、诃子树、荔枝、五棱子等，都极具地方特色，意蕴更为深沉，笔墨更为浑厚。
张之洞的诗中，也有个别反映了黎民疾苦的篇章，主要集中在进入仕途之前，与社会底层有所接触的游幕时期，如《哀时》《大清桥歌》等。《铜鼓歌》《五忠咏》《五北将歌》等则反映了清末尖锐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因此，张之洞诗歌除去其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也具有难得的历史参考意义。
四、张之洞诗作版本及研究情况
张之洞诗集名称主要有四种，即《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广雅碎金》《广雅堂诗集》和《张文襄公诗集》。《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二卷，所收古文、骈体文、诗词皆其父张锳课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张之洞十二岁时刻印于贵州兴义。上册为时文及各类赠序、记、铭、墓志等共十八篇。下册为诗词及律赋，计诗五十八首，词六首，律赋六篇。
《广雅碎金》由其门人袁昶主持刊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由水明楼初刻刊行，收诗二百五十余首。
《广雅堂诗集》主要有两种版本：一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纪钜维编校的顺德龙风刊本，凡四卷，无题跋。内容基本同《广雅碎金》二是宣统元年张之洞晚年手定，并由其孙张厚璟编校，幕僚张曾畴题签收录各体诗四百余首之外，还收有一首《摸鱼儿》词，及《学署五箴》，此本另有民国间中华书画会社刊本，版式内容皆同，唯封面标《张文襄公诗集》民国年间，张之洞门人严修在张厚璟刊本的页眉行间写下注解文字。民国十九年（1930）严修殁后，手稿由其子智怡整理在北平影印发行，称《严范孙先生注广雅堂诗手稿》；书后并录民国诗人吴子通有关《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各诗题注解十二条
《张文襄公诗集》宣统二年刻本，由张之洞从子张检重订检校，收诗四百九十二首。王树枬编《张文襄公全集》1920年由北平文华斋出版，所收诗集即是此本。
另外，民国六年（1917）上海集益书局有石印本《张文襄公诗集》行世，其内容与中华书画会社本完全相同。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扫叶山房又有石印本《张文襄公诗集》，此本与集益书局本完全相同。
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1998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收诗与《张文襄公全集》之《诗集》基本相同，是最早的由今人点定的全集。
庞坚点校《张之洞诗文集》四卷，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参校各本，并辑佚诗共五十七首，总计收诗五百四十七首。后附各种相关传记资料、序跋及诸家诗文评。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十二册，2009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最早整理收录了山东省图书馆所藏《张香涛诗稿》。
201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张香涛诗稿》线装一函一册。
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张之洞诗文集（增订本）》，增补了《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和《张香涛诗稿》中的诗词铭赋等重要内容，搜罗完备，校勘精审。
本书最早以庞坚点校《张之洞诗文集》为底本，收入文集所有诗作。另据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补入《张香涛诗稿》九十七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张香涛诗稿》之后，又据以进行了核校，订正了若干误识字句：同时，录入《张香涛诗稿》天头评语、内文夹注，并在注中对相关字句修改前后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张之洞诗文集（增订本）》再版后，又据以对全书进行了再次核校，所以本书底本以《张之洞诗文集（增订本）》为准。此外收入的佚诗有：据王凯贤编《清朝状元诗榜眼诗探花诗》补入癸亥科会试试帖诗《赋得譬海出明珠 得材字》、保和殿廷试试帖诗《赋得溪云初起日沉阁 得初字》；据易顺鼎《琴志楼诗集》补入《秋晴联句》《日本盆松联句》《九日宝通寺遂至曾祠饯梁兵备联句》：据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入《使浙将归登舟后得杂诗》二首；据杨锐《杨叔峤先生诗集》补入《十桂堂夜坐联句》；据樊增祥《樊樊山诗集》补入《王韬甫、沈同叔新葺寄园西楼成，同人集于楼上看西山，限双声格七律》；据广州图书馆《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补入《岁除日对雪，幼樵侍讲、安圃编修来过小饮》其二（按：《张之洞诗文集》据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收录其一，题作《书扇》），颂、赞、箴、铭文体相类，诗集业已收入《座右六铭》《苏朋来先生画像赞》《学署五箴》等篇章；作为先序后韵的“成韵之文”，特据《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骈体文》补入《铁如意颂》。以上补入各诗，均按时间插入相关位置，并注解。张之洞酬和他人之作，诗集唯有《奉和房师舍人范鹤生先生鸣龢榜后见示之作》《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附录了作者原作，现据有关资料，《和王壬秋五月一日龙树寺》《和王壬秋〈食瓜〉诗三首》《中兴》《和铭楼南河泊之作，即同九佳韵》《中秋夜登大军山，和易实甫》等诗作之后均增附作者原作。另外，书后附录《天香阁十二龄课草》《学堂歌》《军歌》等作品，不作注解。
本书汇辑了迄今所见的张之洞全部诗词，并按时间先后进行了重新编排。全书厘定为四卷：自咸丰三年出都南归，到同治元年入张之万河南巡抚幕府，期间所作诗为第一卷：自同治三年癸亥会试，到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期间所作诗为第二卷：自出任疆吏（山西巡抚任上未见诗作），到光绪二十九年署理两江总督返湖广总督本任，期间所作诗为第三卷：自癸卯入都，到晚年入军机直至去世，期间所作诗为第四卷，但是，张之洞所作诗有相当一部分在其生前就已散佚。樊增样《二家咏古诗序》：“（孝达）师曰：吾少时流连光景、雕绘风霞之什，大半轶去。”《黄体芳集》附录张之洞《致黄体芳书（二）》其二：“弟数十年来诗文，多散失无稿，思之亦甚可惜。”随着各种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的深入，张之洞一些散佚诗文也许在将来会有所发现。这是注者热切期盼的事。本书定名《张之洞诗稿详注》，自然，也包含着有待补缀的寓意。
作为重要一派诗人，张之洞诗作在清末民初就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除了《严范孙先生注广雅堂诗手稿》，袁昶刊行《广雅碎金》，在一些诗后写了校语，指出意旨所在。陈曾寿《读广雅堂诗随笔》、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都是论述阐释张之洞诗歌的专门作品。另外，陈衍《石遗室诗话》、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钱仲联《梦苕盦诗话》等，均对张之洞的诗有所涉猎。近年，祝伊湄著有《张之洞诗学及诗歌创作研究》博士论文，作者还细心整理了《严范孙先生注广雅诗手稿》，并附录了《天香阁十二龄课草》。一些文化学者对张之洞的诗学主张、创作特点进行研究，发表了相关学术成果。
但是，总体来看，对张之洞诗歌的研究还是初步的，着重在宏观方面进行探索，随着时代的变迁，语境的变化，一般人在阅谈有清一代的诗文时会遇到一些障碍。民国林庚白《丽白楼诗语》上编：“一代有一代之文物典章，而文物典章所被，人情与风俗亦因而异。形诸诗歌，宜表其真实”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清朝末年，是数千年封建制度土崩瓦解时期。特别是民国以来，杜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剧变，传统文物典章的因革，人情与风俗的推移，甚至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都史无前例。严修出身科甲，其注《广雅堂诗集》，清朝典章视为平常，在不必注之列：且同代人所注，顾忌人事，于其本事几不触碰。所以，注解张之洞的诗，就要力求还原历史、社会和自然的真实面貌，这样我们或能对其诗有更加深切、更加准确的体认，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本书除了对诗句典源进行解释，还特别注重清末相关笔记、日记，方志等最原始资料的使用，对有关诗作背景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察。
本书特别重视下面几个方面资料的利用：
其一，清末史料。清代人物相关史料以《清史稿》为主，同时参阅《清史列传》《近当代名人小传》《续碑传集》《碑传集三编》等各类资料，也注意清末民初相关笔记的使用。
其二，作者本人著作。涉及相关历史人物、事件以及作者政治思想学术观念的诗篇，注意引用其相关著作，从而相互阐发印证。
其三，清末人物日记、年谱。广泛参阅张之洞同期、特别是有交往的相关人物的日记、年谱，如《李慈铭日记》《翁同龢日记》《清王文敏公懿荣年谱》《董砚樵先生年谱长编》《梁节庵先生年谱》等等。
其四，有关方志。正史无载的相关人物、有关名迹和风物，注重清末及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相关记载。如咸丰《兴义府志》、道光《济南府志》、《民国南皮县志》，以及嘉庆《四川通志》、民国《湖北通志》等等。其五，相关人物诗文广泛参阅作者交往密切诗人的诗作，如樊增祥《樊樊山诗集》、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以及杨锐、袁昶等人的有关作品，以期释解切实，意旨详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引用的相关史料文字，其政治立场和时代烙印，毋庸赘言，并不代表注者观点，须从历史实际的角度，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理解。
本书除了考证各诗的写作背景、时间，还对诗文涉及的一些相关内容进行了考证，指出谬误。如《五忠咏·思南府学训导张鸿逵》一诗“张鸿逵”误作“张鸿远”：《送同年汤绍卿由户部主事呈请改官开化县令》一诗“汤绍卿”误作“杨绍卿”：《潘少司农嗜郑学，名其读书之室曰“郑盦”》一诗“属掖张君”误校为“属张掖张君”；以及《张文襄公年谱》关于王夫人、六弟润涛卒年的失误，等等，都作了辨正。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对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近百年来，张之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注解张之洞诗稿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颂其诗，读其书，进而知人论世，能够对张之洞研究的拓展有所裨益。
古人云“注诗难”，又云“诗无达诂”。注书之难，非身经其事难识个中况味。注者读书无多，见闻寡薄，谬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赐正。
丙申元月初稿丁酉十月改定于极沧洲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