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地方志中的军事要素

地方志的起源问题，方志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与不同的说法。《周官》（又称《周礼》）所谓“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也许就是后世“方志”一词的缘由，但据此认为《周官》是方志的起源之说，则未必成立。还有方志渊源于《禹贡》说，渊源于《山海经》说，渊源于古代诸侯国史说，甚至还有方志多源说，各有其据，也都不足以令众多学者信服，有的可能还不能自圆其说。但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与上述各种起源之说相应的时代并无被称为“方志”的著作存在；二是当时的确存在与后来的方志的某些方面有相同形式、相同功能的，包括图文的著述存在。先秦时期就绘制有大量的“天下之图”，即地图。“1986年，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从甘肃天水放马堆秦墓出土7幅地图，成图年代在秦王政八年（前239）。这些地图用黑线绘制在4块大小基本相同的松木板上，图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秦国所属的行政区域、地理概貌和经济状况。图上还用文字标注了大量的地名、河流、山脉及森林资源等。”^[1]在秦汉以至隋唐时期，中央政权以及各郡国都曾下令制作和上报大量被称为舆地图、图经（又称图记）的东西。图经不是单纯的地图，而是在地图上加或多或少的文字注记。后来又产生了图志。图志与图经实为一类。早期的图志也是有图有志，以图为主，志为简要的文字说明。以后志的分量越来越大，图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最后甚至有志无图，更接近于后来的方志著作。这一系列带或不带文字注记的地图，我们不妨概括称之为“舆地图”，其主要内容是反映特定区域的地理形势、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关隘险要，以及城郭所在、人口多寡、物产丰瘠等等。其内容与后世方志中的地理志相仿，无疑它是后世方志的萌芽。舆地图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固然重要，其中的许多要素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因此，可以说以舆地图形式出现的早期地方志（或谓其萌芽）中，已经包含着军事要素。而这些军事要素也可以说是军事志的萌芽。两汉时期初现，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的地记，汇合了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其后者的内容较之图经、图志又更进一步。同样，其中也包含军事的要素，也孕育着军事志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