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防重要战事
海防重要战事，指外国侵略者或本国分裂势力从海上入侵引发的重要作战行动。它属于海疆防卫行动，因其规模较大或影响较为深远，特将其从中提出详加记述。明代，福建的海防重要战事主要有二：一是嘉靖末年肃清倭寇的几个战役，二是抗击荷兰殖民者诸役。
（一）嘉靖末年肃倭诸战役
1.连扫横屿、牛田、林墩三大倭巢。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三月间，倭寇围攻诏安县，两次攻陷永宁卫城（泉州东南25公里），泉州卫指挥欧阳深率军击倭，活捉勾结倭寇的贼首江一峰。四月，大批新倭焚掠长乐、福清、莆田，并占领福清海口以南的牛田（今龙田）和莆田东南的林墩为巢穴，与宁德横屿的倭巢互为犄角。以上三倭巢的倭寇四出焚掠，并立“买港之法，人以金赎免斩，屋以金赎免烧”。[25]福建巡抚游震得告急于浙江总督（兼督理福建军务）胡宗宪。胡宗宪遂令参将戚继光率都司戴冲霄等部入闽剿倭。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戚继光率6000精兵由浙入闽剿倭，八月抵闽。戚继光先招降漳湾一带勾结倭寇者以去敌耳目，并乘退潮之机以稻草铺泥滩，徒步进攻横屿。鏖战六小时，全歼岛上倭寇，斩首2600余级，活捉90余人，救出被掳群众3700余人。扫平横屿倭寇后，戚军随即南下进剿牛田之倭，于八月二十九日抵福清。“邑令及父老请师期”，继光声称“吾兵疲且休矣，俟缓图之”。[26]倭探得讯回报，倭酋不以为备。继光即于当晚兵分三路进剿牛田，黎明突破倭巢。戚军连破牛田、上薛、闻读诸穴，一直追到新塘。因扼守上原岭的福建南路参将没防备，致使残倭4000余人逃往莆田、惠安。此战斩倭688人，胁从者弃械投降任其散去者数千人，救出被掳民众964人。
牛田之战甫结束，戚军即于九月十二日南移至峰头、江口（在福清、莆田交界处，属莆田）。十三日，戚继光令把总张谏守海宁桥，自率主力沿囊山间道入兴化府城，当夜出城，拂晓抵林墩。林墩四面沟海相通，路桥狭窄。戚军以纵队队形发起攻击，与倭寇血战多时，三退三进，阵亡90余人，将桥上倭寇击退。此时偏师张谏所部也从海宁桥南进，两面夹击，冲进倭巢，倭众落水淹死千余人。因向导所误，残倭向未作防堵的黄石南窜，逃人窑兜（今荔城区瑶台）。官军用火攻，将其全歼。这一仗共斩倭2023人，救出被掳民众2114人。十月壬子朔戚军由兴化班师回浙江，途经福清时适遇新倭从东营澳登陆，与战，又击斩倭200余人。
2.平海卫大捷。戚军走后，又有大批倭寇来犯福建。自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始，先后攻陷政和、寿宁、松溪、同安、福全所城（在今晋江市围头半岛）、玄钟所城（又作悬钟，在诏安南部宫口半岛）。十月进围兴化府城，月余未下。当时，广东援兵不及700，且屡战疲乏，暂屯江口。十一月二十八日，刘显派8名士兵去府城送信，拟约期人城协助守御。送信士兵中途被倭擒杀，倭遂以假冒真，诱开城门，府城即告失陷，参政翁时器、参将毕高仓皇缒城逃走，同知吴时亮（一作奚世亮）力战而死，军民被杀害千人以上。后因城中粮尽，财物掠夺殆尽，且闻官兵将至，倭寇遂弃城进占崎头（今属莆田市秀屿区棣头镇）为巢穴，以待夺船出海。
兴化府城是当时东南沿海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福建震动。明廷急调江西总兵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又任命参将戚继光为福建副总兵，飞檄率师援闽。不久，又撤去游震得的巡抚职务，任命谭纶为福建巡抚，总督福建军务，与俞大猷、戚继光、刘显协力消弭倭患。
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都指挥欧阳深在与盘踞崎头的倭寇相持月余后，见倭无大的动静，便引兵轻进挑战，遭倭伏击，欧阳深及所部百余人皆阵亡。倭乘胜攻陷平海卫（莆田城东南45公里）并据守不退。此时，俞大猷从江西赶到，屯驻于秀山（今秀屿区笏石镇南）；刘显驻军明山（今秀屿区忠门镇砺山），距倭营2公里。俞大猷原所带南赣兵被江西留下，新带刚招募的漳州兵，战斗力较差，故先把截港口，防倭船逃脱，以待戚军到后“并力收功”。[27]当年正月戚继光奉命再度入闽剿倭后，二月往义乌募兵，16天得壮士万余人，于三月初三誓师入闽。四月初八，戚军赶到福州，十三日抵福清宏路。倭寇获悉，即以大小船32艘护送劫掠的财物回国，但受到水军的阻击又返回原地[28]。留下的3000倭寇移渚林以南的许厝据险结巢，分一股驻守赤崎山下，互为犄角。二十日，谭纶根据平海卫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之势，决定以戚继光为中路军，担任正面攻击；刘显为左路军，从侧翼迂回夹击；俞大猷为右路军，断倭海上逃路。二十一日拂晓发起攻击，戚军先以火器击溃前来阻击的倭众，继以步兵冲杀。激战二小时，倭退入许厝大巢。官军旋即将其包围，以火攻夷平倭穴，斩倭2300余人，缴获军器3900多件，救出被掳男女3000余人。次日，明军乘胜收复平海卫城，把总胡守仁搜捕残倭，又擒171人。二十三日，明军凯旋回兴化府城。
上年冬攻陷政和、寿宁的倭寇一股400余人退踞连江东北的马鼻（当时为罗源湾内岸边一孤岛）。戚继光军在平海战斗结束后即挥师北上，一举将其全歼。另一股倭寇盘踞于宁德漳湾，听说戚军将到，即移屯于龟山寺。为防其北窜，继光先以少数兵力迂回侧后佯动。五月二十五日，倭南移至小石岭。戚军分三路将其围歼，擒斩108人，余倭40余人投火自尽。
3.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俞大猷调任广东，戚继光升任福建总兵，镇守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今建瓯）、邵武府，福宁州及浙江金华、温州府等九府一州。十一月，倭寇同时侵扰福宁、连江、莆田、惠安、晋江等地。其中从日本新到的百余艘倭船所载倭寇在莆田、仙游交界处的东沙（今属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登陆，会同原漏网的残倭共1万余人，于七日进围仙游县城，蜂聚四门营垒。知县陈大有、典史陈贤带领兵民据城固守。谭纶、戚继光一面催促先前到浙江轮戍的浙兵迅速来闽，一面即率师前往解围。谭、戚认为，“倭众且方坚锐”“未可轻战”，[29]为防倭陷城和四出剽掠，即派部分兵力携带火器，夜潜入城，协助守御。并分兵阻遏要冲，余部屯驻距城10余公里的俞潭圃和沙园，待轮换的浙兵到后，并力歼敌。倭连日攻城不下，于十四日编竹为牌，以其遮身突入子城木栅。内城矢石、火铳齐发，数百名倭贼大部毙命。十二月六日，倭又“强运机梯倚城四壁，诸黠酋奋力先登，直至城（垛）口，兵民争死力击之”[30]倭死百余人，再次溃退。随后，倭“构大木为冲车，中藏兵械，架危梯于上”，[31]昼夜攻城。正当城危之际，轮调的浙兵赶到。谭、戚遂于二十五日挥师从东、南向仙游城运动，次日晨在浓雾中直捣围城的倭营。攻城的倭贼此时才发现大军掩至，惊呼“戚虎至矣！”，[32]急往西、北奔窜。官军攻入城南门倭营并焚毁之，随后按作战预案进攻东、西二门倭营并荡平之。官军乘势掩杀，擒斩千余人，夺回被掳男女3000余人[33]，余倭万余人南窜惠安、晋江等地。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仙游之战南窜的倭寇攻安平（今晋江市安海），闻戚军将至，便继续南逃。二月初五，戚军追至同安王仓坪，斩倭100余人，倭众坠崖死者无数。余倭溃逃南去，占领漳浦蔡丕（一作“蔡坡”）岭。岭上地如锅底，四周悬崖陡壁。二十六日，戚军分五哨攀崖而上，将其包围。倭在岭上蔗林中设伏。官军纵火焚蔗林，烧死倭寇千人以上，擒杀数百人。逃脱的残倭1000余人夺船下海，南窜广东。至此，侵犯福建的倭寇大部荡平。“自后倭寇脱归者，始知犯华不利状，于是乎倭寇不敢复窥入闽矣。”[34]此后，俞大猷、戚继光分别率军横扫流窜广东、福建沿海的残倭，至嘉靖四十五年，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消除。
福建从嘉靖三十四年起，严重倭患达七八年之久，先后被攻陷的府城（兴化）县城12座，卫城所城9座，沿海主要城镇大多遭到侵犯，军民被杀被掳10万余人，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使原来繁华的沿海地区为之残破萧条。福建军民在与严重倭患的斗争中，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前后歼倭数万人。
（二）抗击荷兰殖民者
1.沈有容谕退荷兰人。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西方一些国家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向东方进行殖民掠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荷兰的远航商船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然后继续东进，到达爪哇和摩鹿加群岛，二十九年进人中国海域。次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公司拥有商贸、外交和军事行动权利。后来，荷兰殖民者占领今印尼爪哇地建巴达维城（今雅加达），作为侵略东方的大本营。荷兰人史称“红夷”，对闽海的侵犯自澎湖始，继而转占台湾，并在侵占澎湖、台湾期间，不断袭扰福建沿海各地。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荷兰水师提督哈根率领由12艘舰船组成的舰队欲开往中国，随舰大使携带国书和进贡礼物，欲求明朝廷允其通商。后听从中国奸商李锦之献策，决定改用贿赂明朝税使高寀，以达到占澎湖为据点与中国大陆贸易的目的。关于此事，《明史·和兰传》有如下记载：“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与荷兰人习。语及中国事，锦曰：‘若欲通贡市，无若漳州者。漳南有彭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市不难成也。’其酋麻韦郎曰：‘守臣不许，奈何？’曰：‘税使高寀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酋曰：‘善。’”[35]上述麻韦郎即荷兰舰队司令韦麻良（Wijbrand Van Warwijck）。
万历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韦麻郎率领由两艘军舰（一艘700吨，另一艘500吨）和另两艘中等的船组成的舰队抵达澎湖。因当时中国的汛兵已撤，荷兰殖民者“如入无人之墟，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36]李锦代韦麻郎以大泥的名义写了三封信，分别给宦官高寀、兵备副使、守将陶拱圣。陶令潘秀（充当韦麻郎的信使）、李锦去澎湖令韦回国。而高寀却遣心腹告韦麻郎：“以三万金馈寀，即许贡市。”[37]因台风韦麻郎送高寀的三万金无法送达。福建南路参将施德政见几次交涉无结果，遂派都司沈有容率战舰50艘前往澎湖，令韦麻郎离去。谈判中，沈有容理直气壮，慷慨陈辞，使韦麻郎理亏心虚而“语塞”“又心悔”，又见明舰阵列威严，自知难以制胜，不得不“挂帆还”。[38]沈有容此次未发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舌战退夷，史称“沈有容谕退红毛番”。之后，荷舰转窜北港（今台湾北港溪一带，当时泛指台湾中南部，甚至整个台湾），侵据台湾南部，久留不走。
2.厦金多次击退入侵荷舰。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荷兰东印度公司司令官高文律率领舰船6艘，再度侵占澎湖岛，继而进犯中左所（厦门），逼圭屿，因海澄知县刘斯来守备严密未能得逞，遂又要求通商。福建巡抚见荷兰殖民者来意不善，再次严词拒绝。此后，荷兰军舰“出没浯屿（今金门）、白坑、东椗、莆头、古雷、洪屿、沙洲、甲洲间”，[39]侵扰福建沿海各地。荷兰殖民者所到之处，“大肆焚劫”，“商、渔并遭荼毒，村落相顾惊逃”，致使“洋贩不通，海运梗塞”。[40]仅在厦门附近就烧毁船只六七十艘，掠走渔船600余艘，掳走1500余人。十月，福建总兵徐一鸣率领明军进驻中左所，厦门人民积极配合官兵进行抗荷斗争。岛人陈则赓散家财招募敢死壮士，声称政府允许通商，携带放了毒的酒菜，“入夷船遍觞之”，[41]然后急下小艇返回。接着，明军舟师火攻荷舰，“俘斩数十人”。[42]事后，徐一鸣在厦门鸿山寺镌勒“攻剿红夷”石刻，铭彰这一胜利。
天启三年秋，荷兰舰船再次侵犯厦门鼓浪屿。浯铜把总王梦熊带领官兵迎击，一举将其击溃，缴获荷船3艘。后来，荷兰殖民者不甘失败，以军舰直逼内地。王梦熊以数十艘小艇伪装渔船，“藏火具，潜迫其旁，乘风纵火”，继以大舰冲击，“焚甲板十余艘，生擒大酋牛文来、律钦等，夷脱于火者尽溺于水”。[43]“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荷舰又两次侵犯浯屿（今金门）。福建总兵谢隆仪用间计，乘其不备，于夜间进行海上突击，烧毁入侵的荷舰，俘其头领及其部属60余人，焚溺毙者不少。崇祯三年（1630年），荷兰殖民者犯中左所。明朝游击郑芝龙招募龙溪人郭任功率领10余人，乘夜浮海到荷舰尾部，潜入舰中，放火焚烧了三艘，其余荷舰慌忙逃遁。
3.郑芝龙料罗湾大败荷舰队。郑芝龙亦盗亦商，至天启七年，郑芝龙武装海商集团已拥有船舶700艘。崇祯元年九月，郑芝龙到泉州请降，明廷授予海防游击之职。郑芝龙一面剿平海盗，一面抗击荷兰侵略者。
崇祯六年，荷兰舰队侵犯闽东北礵山（今四礵列岛），福建巡抚邹维琏亲自领兵至福宁（今霞浦）迎击，并命在广东海面的郑芝龙北上增援。荷兰舰队趁官军北上，南驶，于六月七日突人中左所，焚烧明军船只，残害厦门军民。五虎游击郑芝龙刚从广东归来，正在中左所岸上清洗船只，被荷兰焚烧战船10艘。六月十六日，荷兰侵略者犯青澳港。六月二十六日又犯刺屿打石澳，七月八日再犯中左所[44]。八月十二日，邹维琏亲至漳州，一面命漳、泉等地募兵抗荷，一面檄调郑芝龙等大集舟师，授予诸将兵略，水陆并进，南驰会攻荷军。郑芝龙从福宁海面率舟师赶到，诸将协力，以小舟出奇制敌，荷舰大败，转犯石湾、海澄等地。邹维琏随即大集舟师于铜山（今东山）海面阻击，与荷寇苦战八昼夜，“生擒酋长数十人，焚其舟舰、器械略尽。”[45]这是福建军民抗荷战争的又一次胜利。
崇祯六年九月，荷兰巨舰9艘联合海盗刘香老海船50余艘自南北上，进犯浯屿（今大金门岛）料罗湾。二十日，邹维琏挂帅，以郑芝龙为先锋，率舟师进击荷兰舰队。郑芝龙统领战船150艘直驶料罗湾，其中有56艘为极大的战船[46]，自围头（今属晋江市金井镇）启航，直扑料罗湾，分两路夹击荷军夹板船。明水师战船除标准配置外，每一艘主力战舰还装备有郑芝龙自费购买的英式大炮。福建水师采取接舷战，用铁钩钩住敌船，士兵跳上敌船进行肉搏。战斗不利便自焚战船同归于尽。当荷舰一艘被明水师俘获，一艘被焚烧之后，其余荷舰慌忙突围，狼狈地败逃台湾。明水师除夺得和焚毁荷巨舰各一艘外，还击破海盗刘香小舟数十艘，斩荷军首级20颗，生俘百余人[47]，自身“阵亡者八十六名，重伤者计一百三十二名”。[48]荷兰驻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Putmans）因在料罗湾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4艘大兵舰而引咎辞职。
料罗湾大捷打出了明水师的威风，打掉了荷兰侵略者的气焰，使其“不敢窥内地者数年”。[49]邹维琏在《奉剿红夷报捷疏》中对料罗湾大捷作了高度评价：“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50]荷兰殖民者侵犯福建沿海遭到失败，但仍占据着台湾，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才把荷兰侵略者从中国的领土上赶走。
【注释】
[1]本章全部内容曾以《海防志编纂需把握的几个问题》为题刊登于《福建史志》双月刊2018年第3期上。刊登时编者有删节。收入本书时按章节体重组。
[2]本书作者此文曾分为上下篇刊登于《福建史志》（双月刊）2019年第1、第2期上，今收入本书作为志文示例供参考。
[3]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六《历代守御》。
[4]由于福建港湾风向及其对海上航行的影响等原因，每当渔汛期间，倭患即趋严重，在此期间尤应加强沿海防御力量，故称其为汛期，称驻军派兵防守地点为汛地。后汛地泛指部队防区。
[5]《明宣宗实录》卷52，宣德四年三月戊申。
[6]《明史》卷325《佛郎机传》。
[7]〔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六《上巡按二司防倭揭帖》。
[8]乾隆《福宁府志》卷三十九《赤岸堡记》。
[9]〔明〕谢杰汉：《虔台倭纂》卷上《倭变二》。
[10]〔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四《福建倭变记》嘉靖三十九年五月条。
[11]〔明〕黄俣卿：《倭寇考原》。
[12]〔明〕涂泽民：《上京中诸老书》，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三。
[13]此战发生在万历二十九年六七月间，根据一是《明史》卷270《沈有容传》，一是王在晋《皇明海防纂要》卷10《漳泉之捷》，但《明神宗实录》卷396载此事为万历三十二年五月壬申。
[14]据《明神宗实录》卷396万历三十二年壬申，王在晋《皇明海防纂要》卷10《漳泉之捷》载：“是役也，沉犁倭船9只，夺获贼船并兵渔船十六只，生擒贼四十二名，斩首八十六颗，获从贼首十五名，救回被掳一百六十四名，夺获器杖一千二百九十三件，皆出漳泉部下。”与《实录》所载略有出入。(https://www.daowen.com)
[15]《明神宗实录》卷546万历四十四年六月乙卯，第10352-10353页。
[16]《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中国历史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北京第1版，第844页。
[17]〔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吕宋》。
[18]驻闽海军军事编纂室《福建海防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5页。
[19]据与葡人相勾结的林希元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写的一封信提到“佛郎机之来，于今五年矣”推断得出时间。
[20]转引自《十六世纪前半期的中葡关系》中《广州葡俘的信件》，第33页。
[21]《明世宗实录》卷三三〇，十一月条，此次入侵地为漳州月港（今龙海市海澄镇）。
[22]据《走马溪之役痛歼葡贼》（抄本），该抄本存于东山县档案馆。
[23]〔明〕朱纨：《六报闽海捷音事》，转引自《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24]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第203页。
[25]乾隆《宁德县志》卷十《祥异》。
[26]民国《福建通纪》第三册卷九，嘉靖四十一年条。
[27]〔明〕俞大猷：《正气堂集》卷十五《与戚南塘书》。
[28]此据《谭襄敏公奏议》卷一《水陆官兵剿杀新旧倭寇捷音疏》、《嘉靖倭敌备抄》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但《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嘉靖四十二年条则称：“贼闻戚公至，强半下舟，赂许朝光，纵路归国，止留精黠三千，移巢诸林以南许家村，据险结巢”。
[29]康熙《仙游县志》卷十四《崇勋祠·解围功德碑记》。
[30]康熙《仙游县志》卷十四《崇勋祠·解围功德碑记》。
[31]康熙《仙游县志》卷十四《崇勋祠·解围功德碑记》。
[32]康熙《仙游县志》卷十四《崇勋祠·解围功德碑记》。
[33]此据《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嘉靖四十二年四月，第130页。《谭襄敏公奏议》卷二《水陆官兵剿灭重大倭寇分别殿最请行赏罚以励人志疏》载：“救出各巢被掳男妇二千余名口……斩倭级五百颗。”
[34]〔明〕戚继光：《上应诏陈言乞普恩赏疏》，载《重订批点类辑练兵诸书》卷一，《明经世丈编》卷三百四十七《戚少保奏议》第30页。
[35]《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第8435、8435、8435页。
[36]《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第8435、8435、8435页。
[37]《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第8435、8435、8435页。
[38]吴法：《台湾历史札记·沈有容歼倭退荷人》。
[39]《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40]〔明〕曹履泰：《靖海纪略》卷三《答朱抚台》。
[41]道光《厦门志》卷一六《旧事志·纪兵》
[42]《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43]道光《厦门志》卷一六《旧事志·纪兵》。按：福建人称荷兰巨舰为甲板船。
[44]《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兵部题行〈兵部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飞题〉稿》，转引自《中国海防史（上）》，海洋出版社，2007年北京第二次印刷，第342页。
[45]道光《厦门志》卷一六《旧事志·纪兵》。
[46]朱杰勤：《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47]据朱杰勤《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称：千总哨官等各献生擒红夷84名，首级5颗，海贼19名。
[48]朱杰勤：《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49]《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50]转引自张培忠：《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北京第1版，第49页；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人物志（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