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概念
纵览各种不同论域、不同维度上界定的文化概念，眼前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化概念图景已为我们深入探究文化的根本内涵和独特本性提供了下笔千言的理论底色。然而，我们对文化概念的分析和把握，其用意并不在于一般性的文化理论研究，也不在于实证性的文化问题分析，更不在于体验性的文化现象描述，而是在于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根本基点和首要内容。因此，在这里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最终的立足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上对文化概念进行审视和厘定，特别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来分析和揭示文化的根本内涵和独特本性。文化作为人化的重要体现，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内容，只有在解开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唯物史观中才能得到真实的反映和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批判性为我们界定文化概念和开展文化理论研究建立了正确方向和根本基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论述
基于唯物史观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就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和研究范式来揭示文化的根本内涵和独特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焦点在于研究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经济问题，从未对什么是文化的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没有提供关于文化概念的现成答案，没有单独从文化的角度来回应社会现实，也没有专门地运用文化的概念进行话语表达和理论批判。“然而马克思从未把‘文化’淹没在社会经济问题之中。”[30]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过程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对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以及对各种思想理论的批判中又确实展现出关于文化的问题意识和文化概念的使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市民社会解放的局限性时指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31]在这里从“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来看“文化”一词，实际上相当于知识，在狭义上表述了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分工不断扩大的角度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交往的状况以及商人由此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时指出：“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32]这里使用的“文化”是相对于经济和状况而言的，其内涵倾向于狭义上的文化概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未来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时，十分明确地在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中使用了文化的概念。马克思指出：“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33]这里也属于狭义的文化概念。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对农民生活状况的描述中指出：“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许多操心的事，但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有史以前的阶段。”[34]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35]可见，这里所提到的文化显然都是狭义上的表述。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在广义上表述和运用文化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剩余价值问题时，在追溯人类的原始劳动状况的演变中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别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36]根据具体语境而言，这里的“文化”显然相当于“文明”，更倾向于体现人化、人创造属人世界的意义上的广义文化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述自由的本质意义时，也从广义上使用了文化概念。“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7]这里的文化实质上是文明的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38]这也是在文明的意义上使用了文化概念。
通过对文本和论述的考量，可以明确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文化概念，而且是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最后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上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对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中所使用，可以说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严格来说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哲学意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39]只是这些文化概念的意义并不统一，既有相对于物质生活而言的狭义概念，也有相当于文明意义上的广义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研究，更不妨碍我们对文化概念形成科学合理的界定。在这里需要强调和注意的是，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并非是文化学或文化理论，自然不会直接以文化为主题或以文化为核心范畴来开展文化研究，也不会单独围绕文化问题来构建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研究实质上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把握和实践性介入基础上的一种考察、反思和批判，是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文化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的研究中对与社会存在相对应的人的社会意识所展开的具体论域。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阐述中，文化通常不是直接以文化的范畴出现，而主要是用与社会存在或物质存在相对立的意识、精神、思想、观念等来表达和论述。文化主要是反映在人的头脑中的社会存在，是源自社会存在的意识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精神生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被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0]从马克思这一论述中的唯物史观理论逻辑来看，就其性质而言，这里的“精神生活”实质上是文化，是由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状况所制约的文化活动状况。正是唯物史观之“物”的根本立场，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的批判，首先必然是对旧世界的物质生活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和批判，这同时也就决定了对旧世界的批判之后是对旧世界的精神生活状况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性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倘若将对旧世界的物质批判与对旧世界的精神批判统一起来，则构成文明批判，即对广义文化的批判。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视域来看，狭义的文化概念更能展现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境界和价值意蕴。[41]“在马克思那里，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方式的观念表达和精神体现，它包括教育、科学、交往和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精神生活领域在知识、信仰、价值、规范、传统等方面创造的社会成就的总和，是人类改造自然、建设社会、完善自我的精神成果和思想支持系统。”[42]这种文化概念更适合用来构建结构性的理论框架，以便于深入具体考察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和规律，以及批判各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和学说。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和运用的文化概念能够为我们研究文化提供巨大的理论优势和基础：“基本上划分了文化与文明的界限，前者主要是观念，后者主要是社会形态；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作为对文化本质的解答，并在实际上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文化的异化形式问题；确立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研究文化的起源，从经济对社会的制约中研究文化的根本发展规律，从社会意识及人的心理的相对独立性中研究文化发展的丰富复杂形态。”[43]对此，我们在研究文化概念如何界定的问题时，与其纠缠于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使用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文化概念，不如从广义的宏观视野来审视狭义的具体内涵，将狭义的文化置于广义的文化之中进行厘定和把握，也就是在“大文化”中界定“小文化”，以“大文化”铺垫背景，以“小文化”深入其中，在“人化”与“化人”相统一的意义上理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这本身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人类实践和生存方式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风格。
(二)实践论的文化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深刻论述，尤其是唯物史观对文化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把握文化的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未对文化概念作出具体的界定，更使我们有必要探究人类社会的文化问题，并进一步揭示文化的根本内涵。“就马克思而言，没有下过完整的文化定义，但他对于狭义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却有过明确的指谓。”[44]与此同时，又要充分借鉴和融入上述文化研究中关于文化概念的基本特征和关键要素，使文化概念的界定更加科学。
具体来说，第一，如前所述，人化和化人是文化的根本属性和核心要义。人化之“化”和化人之“化”构成了文化的本体意义和价值根基，构成了人延续生命存在、构建生存方式以及推动历史进程的社会源泉，是文化之所以为人化和化人相统一的社会本质。这种“化”的实质就是人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从而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45]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研究揭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矛盾运动。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构成要素和重要动力，实质上正是源自人的实践并在人的它中形成了文化的历史进程。因此，实践作为文化的本体意义和价值根基决定了它是界定文化概念的首要范畴。在这一意义上说，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文化概念，实质上就是实践论的文化概念。第二，再如前述，从人的生存和生活的维度来界定文化概念，既能体现“人化”和“化人”相统一的文化根本属性，充分彰显以人为中心的现实规定性，又能从中提炼内在于“人化”和“化人”之中的文化独特内涵。“文化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自由意志的实现和外化，同时也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及其结果的表征……简而言之，文化是一定主体历史生成的一定生活方式，是人的生产模式、交往方式和解释方式的合体。”[46]生存论的文化概念视文化为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实际上反映了文化的产生、发展的社会现实基础，即人创造生活过程的实践活动。生存方式、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是现实的人及实践活动过程。尽管生存论的文化概念仍不足以厘清和把握文化概念的根本内涵和独特本性，但对生存方式的重视和突出，能够为文化理论研究扎实地开启考察和关切人的生产劳动、生活状况、生存逻辑乃至人实现自由发展的理论视域和现实意境。因此，生存方式是界定文化概念的重要范畴。第三，又如前述，并非人类实践创造的一切产物、并非生存方式的一切内容都是文化，文化有别于人类实践的其他产物、有别于生存方式的其他内容，文化具有精神性的独特性。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理论审视来看，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一种相对于经济、政治或相对于物质性存在而言的精神性的社会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7]文化是人类社会中的精神性因素和精神性存在，同时也是具备精神性因素和精神性存在的人类活动。就其性质而言，文化是与物质性活动、物质性因素相区别的精神性活动、精神性因素。“文化存在具有精神本质，即在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精神产品。而精神的直接现实是意识。”[48]实际上，在生存论的文化概念中，就已或多或少地把作为生存方式的文化与精神性存在联系起来，突出了内在于人的生活过程中的精神性因素，展现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精神需要在人的生活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及其重要意义。比如雷蒙·威廉斯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在探讨工人阶级文化的问题中指出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与注重个体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区别的基本观念及其外在表现。“它不是无产阶级艺术，或者集会会场，或者语言的某种特定用法；而是这种基本集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机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意图等。”[49]不妨说，文化是人的精神生活过程、精神生活要素。因此，精神性的特征是界定文化概念的核心范畴。第四，如前所述，鉴于深义的文化概念所凸显的内在特征，文化固然是人类实践创造的并异质于社会物质性存在的社会精神性存在，但是社会精神性存在并非与物质性存在是毫无干系或二元对立的，社会精神性存在也并非作为实践的对象化结果而完全脱离于实践活动，更作为一种独立的、外在的精神因素平行于人的实践和生存方式。相反，文化产生于又内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没有完全脱离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文化，也没有完全脱离文化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文化是融入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并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及其历史进程的对象化具体形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独特形态。因此，内在性特征是界定文化概念的重要逻辑。
综上所述，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意蕴，鉴于文化研究的关键要素，以实践论为基础的文化概念更科学地揭示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更适合于展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思路。本研究认为：文化是产生于又内在于人类实践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精神性存在及其过程。[50]再者，从实践论的文化概念的理论范式出发，把这一文化概念置于“人化”和“化人”相统一的根本属性和核心要义中，可以进一步展现出文化的深刻内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在与人类物质实践活动相区别的层面上，文化是人类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和构建生存方式过程中所创造的社会精神性存在，内在于人类实践和生存方式之中又深刻影响着人类实践和生存方式。”[51]
实践论的文化概念为我们解释社会的文化现象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便利和广阔视域，也就是从实践来考察文化的源泉和形态。根据实践论文化概念的思路，实践作为文化的源泉和基础，实践的多样性和生存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化的具象性，也就是在实际中文化并非以同一形态来表现自身，也并非以同一形态来反映人的实践和生存方式。也就是说，文化不总是以文化的姿态呈现在人的世界之中，而是在适应人的实践和生存方式的需要中、在人的实践和生存方式的变迁中呈现多样形态和具体样式。一方面，比如在马克思所考察的社会整体结构中，农业实践产生了农业文化，工业实践产生了工业文化，商业实践产生了商业文化，政治实践产生了政治文化，革命实践产生革命文化，军事实践产生了军事文化，宗教实践产生了宗教文化。还比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主义实践产生了消费主义文化，文化工业实践产生了大众文化，科学技术实践产生了技术理性文化，生态主义实践产生了生态主义文化，女权主义实践产生了女权主义文化。又比如在具体生活层面，网络社交实践产生了网络文化，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产生了企业文化，建筑设计实践产生了建筑文化，大学教育实践产生了大学文化，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在实践论文化概念的视域下，但凡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实质上都有其实践的源泉和基础。事实上，没有超脱于和独立于人的实践而自发产生的所谓的文化，纵使有其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无疑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的实践所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实践论文化概念的观照下，文化产生的直接过程就是人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如果说实践是文化得以产生最根本的源泉和基础，那么作为实践的特殊形式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则是文化得以产生的最直接的范围和依据。所谓文化，“是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文化当然是人创造的，却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52]。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是文化的一种具体样式，是文化在特定精神活动领域的具体化。道德、艺术、宗教等同样是文化的一种具体样式，是文化在特定精神活动领域的具体化。
至此，实践论的文化概念的界定，反过来为我们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及其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导向。在实践的观点的导向下，马克思恩格斯并非集中于“文化”的研究和批判，而是落实在“文化”的多样形态、具体样式的批判性研究当中：对农业文化的批判、对工业文化的批判、对商业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哲学的批判、对道德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等，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对具体文化形态、文化样式的研究和批判造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似乎没有文化理论、文化批判的表面错觉，而实际上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理解及其批判性分析的基本内容。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主观上也不求专门在文化理论做过多的研究和建树。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理论任务是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划清界线，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理论的本质和危害。而他们所批判的唯心主义就是一种以精神性存在为世界本体的意识形态，用意识、精神、观念等来解释人以及整个世界的本原和发展动力，从根本上扭曲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因此，倘若在此时专门以文化为主题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批判现存的社会，岂不是与他们所批判的唯心主义沆瀣一气。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却在对人类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科学研究中阐发自己关于各种具体的社会精神文化要素的批判性思考。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独特之处。
因此，文化的根本属性、文化的多样形态、文化的具体样式，都有其实践的源泉和基础，可以通过实践论来解释和描述。这一实践论的文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首要前提和核心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