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生产过程的文化
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首先突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形态发展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从而科学地解释了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之所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就在“物质生产”的理论视域中对文化做出生产性解释。托兰斯在《马克思的观念理论》指出：“我认为马克思意图做出一种解释，那就是社会上任何领域发生的活动都可以视为生产性的活动。”[9]从直接意义上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在精神生产过程中被构造出来的结果，体现了人们进行精神生产的劳动过程。
从唯物史观来看，作为精神生产过程的文化，实质上体现了从事精神分工的人进行精神生产的劳动过程，是人的精神劳动创造了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切入到对精神分工、精神生产问题的研究，深刻地分析了物质与精神的劳动分工，揭示出意识形态产生的物质条件以及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制约。“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10]劳动在精神领域上的分工，使纯粹的文化得以产生，也就是使抽象的意识形态得以构建，并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两种分工的提出，尤其是对精神劳动的分工的分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研究文化问题的重要切入点。第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首先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物质劳动是精神劳动的基础和前提，物质生产是精神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基于这一点，才能对精神分工、精神生产生活做出科学的解释。第二，在物质劳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精神劳动、精神生产从中分离，物质劳动达到了在精神领域的分工。从此，人们的精神劳动在精神领域对纯粹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进行精神生产。资产阶级近代文化发展历程中张扬人性的理论、尊崇理性的哲学、向往自由的学说莫过于此，所体现的是精神劳动所构造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在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分工、精神劳动的分析，已经从唯物史观揭示出旧世界精神文化状况的物质根基和直接来源，从而奠定了批判性分析文化问题的科学进路。第三，关于精神分工、精神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还深入具体地明确了从事精神分工、精神劳动的具体主体及其精神生产的具体文化。“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1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精神分工，就是统治阶级中的思想家、玄想家所从事的精神生产劳动。同时，该阶级的思想家、玄想家通过精神生产劳动构造了一系列纯粹的神学理论、哲学思想、道德观念。“这就使意识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相脱离，从而使意识可以被操纵成为一种以全体民众名义指称的虚假的意识，从而歪曲地反映现实生活。”[12]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等德国哲学家及其哲学理论，就是这种从事精神分工、精神劳动的具体主体及其精神生产的具体文化。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分工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指明了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的具体对象和正确方向：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理论。而且，正是指明了文化批判的具体对象，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明确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其根本利益在精神领域的体现和表达。
综上，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精神生产过程的文化，是整个现存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是由现存社会的物质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是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精神生产过程的基础和源泉。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其社会影响说到底是由经济所主导和制约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矛盾运动对文化所作的明确定位，同时也就对文化批判做了明确定位，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石。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矛盾运动的文化定位中，经济对文化固然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意义，但文化并非完全是被经济所决定和制约的附带性、被动性因素，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中，文化对于经济而言是能动性因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叫作“相适应”，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叫作“反作用”。“相适应”就是指文化能够满足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从精神层面上体现和维护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说到底是统治阶级物质利益的精神表达以及对整个社会的思想统治。这种“相适应”所体现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反作用”，即从精神层面上对现存社会经济基础所起的表达和维护作用，以及从精神层面上对社会所起的统治和支配作用。因此，经济与文化之间不是单向性的决定关系，而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双向性的互动关系，简言之，这种关系就是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就后者而言，这意味着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精神生产过程反作用于物质生产方式乃至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现存社会。正是因为文化对于经济的“相适应”“反作用”，才使对文化的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从而也就是合乎逻辑地要彻底批判那些与之能“相适应”和对之起“反作用”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精神生产过程。对旧世界的社会革命决定了对旧世界的文化批判，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必然需要文化革命。文化批判是内在于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维度，从文化作为能动性因素的意义上说，文化批判是与社会革命能相适应、对社会革命起反作用(即推动社会革命)的社会精神活动。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社会革命所建立的新世界，也必然有其物质生产方式，也就是新社会必然建立新经济，这也就必然会有与之能“相适应”和对之起“反作用”的新文化。新经济决定新文化，新文化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和新文化共同构成新的社会整体结构。
最后，以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与文化关系所作的结构性分析，实质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外在性定位。也就是说，从社会整体结构上看，经济、政治、文化分别是构成现存社会的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基本要素，其中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的“决定性”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实质过程。就此而言，经济与文化是既彼此相异又彼此互动的关系，体现了文化是作为外在于经济而对经济产生反作用的社会精神性存在。对此，在这种外在性定位的基础上，从唯物史观来看，文化还有一种内在性定位。也就是说，根据唯物史观，文化固然是与经济在性质上相异并受经济所决定的社会精神性存在。但是，不论文化还是经济，始终是围绕着人所展开的现实活动过程，始终是以人为主体的实践创造结果，简言之，文化、经济都是构成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的基本内容，都是“人化”的现实体现，都统一于人进行改造世界的生命活动和实践过程。文化与经济不仅是相异性的外在互动，而且是总体性的内在统一。“文化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之外的什么东西，而是层层渗透进了它的基础结构。物质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活动，总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文化框架内部。”[13]从文化与经济的主体基础即从现实的人的维度上看，经济实际上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其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14]也就是说，人是有意识的社会实践的生命存在。恩格斯也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5]也就是说，人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来创造社会历史和实现自身目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人的活动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人的思想和观念指导下所进行的现实过程。因此，就生产力而言，是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和创造生活资料的能力，就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而言，是人在生产过程中有意识地结成的某种社会关系。那么，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是人有意识地构造的某种思想观念。即便是运用这种思想观念来对社会进行精神统治的统治阶级，也是有意识的人。“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16]综上所述不难理解，文化绝不只是一种外在于经济的精神因素，还是一种内在于经济的精神因素。经济就是人依据一定的文化、在一定的文化指导下的物质活动，没有哪一种经济活动是完全脱离特定的文化，即脱离人的意识、观念、精神的。文化贯穿于人的物质生产以及一切其他的社会活动。实质上，也正是文化的这种内在性，体现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共同构成了社会整体，才使得文化与经济两种异质性的社会结构要素能够进行互动，才使得文化能够与经济“相适应”、对经济“反作用”。“在人们的实际生活的过程中，社会精神文化也具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并且对经济因素具有反作用也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不仅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交互作用，而且社会精神文化内部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也交互作用并反作用于经济因素。”[17]这种内在互动作用，实际上就是人按照一定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意识来从事物质生产及其所制约的其他社会生活。资产阶级则按照人性、理性、自由的观念来从事经济和政治活动，无产阶级应具有共产主义的意识来从事生产和革命活动。这里实际上体现了两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矛盾和斗争，而无产阶级的文化批判就是用共产主义的意识来反对和改造资产阶级的一切观念。至此，从社会整体结构意义上，相对于经济因素而言，文化是外在性与内在性相统一的社会精神性存在。[18]正是如此，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在通过对文化的批判来实现文化的革新以及推动社会的发展。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对文化做出科学地定位并以此研究文化的现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整体结构中对观念上层建筑及其作为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所作的分析，并具体揭示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由从事精神分工和精神劳动的统治阶级思想家在精神生产过程中所构造的精神性存在。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文化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外在性与内在性相统一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精神生产过程。从阶级关系上看，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分析揭示了统治阶级以及思想家与广大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就意味着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的精神统治和文化支配，消灭旧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社会矛盾运动的文化定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基本架构的首要内容，明确了文化批判的定位、性质、对象，为研究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