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过度发达：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社会“发达”的文明做过一番鞭辟入里的描述：“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21]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批判性视域中，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蕴藏着深刻矛盾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虽然给整个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但是同时也给整个经济生活引发了严重的周期性危机，资产阶级社会不断爆发文明过度发达的经济危机。在这一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达到的发达文明，是物质财富的狂欢，更是经济瘟疫的肆虐。资产阶级经济强烈地展现出“因为发达所以矛盾”“因为发达所以危机”的现实逻辑和历史境遇。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审视，特别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科学地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文明过度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危机，简单来说，原因在于“太发达”。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发达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最强大的动力，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但是，这里所谓的“太发达”，严格来说，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太发达”。正是在“太发达”的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危机的科学研究，表达了一种基于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精神，深入具体地揭示导致文明过度发达和出现经济危机的现实因素——分工、私有制、拜物教以及资本运动，从而揭示出导致“太发达”及其危机的内在机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上为文化批判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视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审视，就是从分工、私有制、拜物教以及资本运动的社会现实中考察和解释文明过度的危机，揭露了“太发达”对整个社会和无产阶级的巨大破坏，通过对分工的批判、私有制的批判、拜物教的批判、资本运动的批判来揭示文明危机的形成机理以及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发达文明中的生存困境和文化矛盾。
(一)对分工的批判
在马克思恩恩格斯看来，分工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典型方式和现实基础。从经济层面上看，资本主义就是以分工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业化社会。或者说，分工的发展，成为资产阶级创造自己时代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22]在这一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时代超越过去的巨大生产力所体现的是以分工为基础所创造的发达商品经济文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就是发达的分工经济形式。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发达”，所以“矛盾”。发达的分工经济，导致深刻的分工矛盾。资产阶级时代的人们，在其现实性上就是处于分工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是处于由分工所导致的社会分裂的对立关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关系——人与人之间处于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关系，潜藏着并不断展露着旧世界之所以被批判、被超越的严重冲突和内在逻辑。
首先，分工就是无产阶级被强制分派到固定化的活动范围，分工由此形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扭曲和僵化了人的生存状态和活动方式。把分工视为一种固化人的异己力量，已经表露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批判的强烈意向。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揭示了无产阶级在分工中的生存危机。“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23]资本主义大工业中的分工作为一种“发达”的劳动方式，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却是一种更严重的生存困境。
其次，为了掩盖和缓解分工所导致的资产阶级特殊利益与无产阶级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阶级统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产生了。“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在分工中所获得的经济上的特殊利益。相反，无产阶级却在虚幻的共同体中遭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虚幻的共同体使分工对无产阶级造成的生存困境更加凝固化甚至合法化。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经济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中蕴含了政治批判的现实逻辑。
最后，真正的分工还体现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相分离，如前所述，在这种分工中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思想家、玄想家通过精神生产活动构造了各种意识形态，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服务于这一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同时也是统治和支配广大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消灭这样一种精神劳动，是消灭观念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重要内容。
(二)对私有制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物质生产领域的分工批判，与对私有制的批判是紧密结合的，因为分工与私有制在根本意义上是一致的。首先，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矛盾的发生，只不过这种矛盾只有到了资产阶级工业文明时代才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分工之所以成为固化人的异己力量，之所以成为固定化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存活动方式，是基于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私有制的一种表现。分工实质上是私有制对人的统治形式，同时也是私有制通过分工的形式对人统治。在资产阶级社会，特别是物质生产过程，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和活动状态就是处于异己性的私有制与劳动相结合的工业文明之中。“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25]对此，在资产阶级时代的所谓工业文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过多的高度赞赏，却从中展露出最深刻的批判意义：工业文明只是代表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分工和私有制对无产阶级整个劳动过程甚至生存方式的经济统治。换句话说，分工和私有制所反映的不只是既定的社会经济现实，而是社会矛盾冲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物质利益和生存状态上的持续冲突和对立。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在私有制批判中同时致力于解决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6]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已经充分表明了经济批判与文化批判相统一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取向，既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私有制，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同时彻底改变源自这种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对私有制的批判，展现出基于唯物史观对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深度。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对旧世界批判，在根本意义上是经济批判，是对旧世界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批判，并通过这种经济批判为精神文化问题提供科学的解释方式以及彻底的批判方式。
(三)对拜物教的批判
文明的过度发达，导致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商品文化。尤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理论研究中，揭示了拜物教是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世界之中、受制于经济形式的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拜物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对象。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使“无生命东西”成为人们的欲望，建立在商品社会基础上的拜物教是一种支配人的“感性欲望的宗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专门以“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为题对拜物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商品所呈现的一种物性的虚幻形式：“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27]在马克思看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旧世界相当于一个商品化的世界，拜物教就是这个商品世界中的物质产物和活动方式。拜物教所表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不断被商品经济所物化的社会关系。简言之，拜物教的本质是商品世界中的物化关系。这是马克思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提出的人的社会关系本质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推进和运用，更加具体深入地揭露了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在商品经济中的扭曲和变形——物与物之间的商品关系凌驾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中，实质上，现实的人及其生存方式被物化和商品化。如果说，社会关系是人在其现实性上的真正本质，那么，在资本主义商品世界中，物化关系是人在其异己性上的歪曲本质。拜物教所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被商品所支配，实质上就是商品对工人阶级的支配，当然资本家本身也不例外。相比之下，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由于处在生产劳动的直接过程，尽管在拜物教观念的笼罩下仍然可以直面自身的异化劳动和生存困境，但更能形成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感悟，更具有反抗商品拜物教、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意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拜物教的物质存在与观念存在是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的拜物教观念不仅笼罩着资本家，同样也笼罩着工人。工人之所以最终能克服这种拜物教观念，是因为现实的资本主义实践必将迫使工人奋起反对拜物教的物质存在和观念存在。”[28]从阶级立场上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有助于激发工人阶级对物化劳动和物化观念的自觉意识，形成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精神。
(四)对资本运动的批判
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科学地解释了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及其所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而为论证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结论提供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资本运动的批判，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批判的根本内容是“武器的批判”的基本体现。
对资本运动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资本的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9]之所以着重于在资本运动的意义上批判资本，其关键意义在于：马克思不是从静态而是从动态的维度来研究资本的现实状态。这样一种动态性的研究视角首先能够揭示出资产阶级实现资本增殖的机制以及能够最终充分展现出资本的历史性的维度——资本的产生、发展、灭亡的进程，从资本运动的历史性维度开显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历史性趋势。从表面上，马克思对资本运动的分析固然是一种经济理论研究，但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批判研究，即对资本运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也不是纯粹为解决经济问题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确切地讲，是把揭示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以及重构工人阶级的生存方式作为核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其价值指向就是要摆脱资本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这种价值追求最明显地体现了马克思研究的政治立场。”[30]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了对经济的规律性揭示与关于人的主体性解放的高度统一。对文化的批判性分析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内容和线索，失却了文化批判的内在维度，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会消弭了其“批判”的价值意蕴。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为文化批判建立了关于历史规律性的科学理论基础，没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把握，文化批判就会沦为纯粹的道义伸张。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批判的统一，马克思能够用“武器的批判”彻底地批判旧世界。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运动的全面研究和批判，揭示出在机器大工业推动下的资本增殖、资本积累所必然导致的社会危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更加具体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危机中的生存困境：“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3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于工人阶级而言，所谓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存危机，这一残酷的危机也深刻地表明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变革以及重建真正合乎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新世界是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
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的经济批判，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批判的统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自我否定的必然趋势，同时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分工、私有制、拜物教以及资本运动中被支配、被奴役、被剥削的生存方式和劳动状态，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身体上、精神上、道德上所遭受的破坏和伤害，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运动中商品化、工具化、物化的生存困境乃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所遭受的生存危机。“如果说，思想失灵是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障碍也损害了我们时代的文化。这些障碍既存在于精神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这两个领域之间日益糟糕的相互作用。”[32]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的自觉意识，是对资本主义分工、私有制、拜物教以及资本运动所造成的生产困境和危机的自觉意识，这一自觉意识所反映和反思的关键问题就是资本，由资本所建构的现代社会始终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现实动因和根本依据。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无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抑或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后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对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对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精神的变造发挥，尽管这些文化批判理论式样繁多，但是始终牵涉着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资本；也始终没有离开一个现实动因和根本依据，那就是在启蒙的理性文化推动下由资本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正是在理性的自我分裂机制和资本逻辑的作用下，启蒙理性不断损害人的主体性价值，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生存和发展的危机。”[33]换句话说，在启蒙的理性文化推动下的由资本所建构的现代社会造就了这些文化批判的出场。没有这些理论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过程，就没有如此种种的精神文化难题，比如在封建阶级统治的传统社会，就绝不会出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文化批判理论诸如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实质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这些文化批判理论只是变换了形式、改换了风格、切换了角度而且特别注重从文化层面上对资本以及由资本所建构的现代社会的批判，批判的焦点理所当然就在于资本及其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人的生存困境。可见，这些文化批判理论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批判思想的主体视域，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基本架构。
总之，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主张，坚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立场，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然性和现实性、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人类最终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也就是为无产阶级重建真正自由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指明了未来进路，从“武器的批判”意义上展现出唯物史观之文化批判的革命实践取向。因此，马克思主义对文明过度发达的经济批判，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深刻剖析，是发挥“武器的批判”的根本体现，也是使用了以“武器的批判”为基础的“批判的武器”的积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