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的具体路径
在社会革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分析，不仅是理论意义上的把握，更是在理论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实践意义上的应对，需要通过多种具体的路径来分析和解决文化问题，使人们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及其实践取向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文化批判作为人们通过实践对社会精神性存在及其过程进行“既肯定又否定”的现实活动过程，这一实践活动要发挥改变世界的实际影响，即实际地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状况、精神活动方式，以至于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还需要在实践的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基础上，根据文化建设的实际需要通过多种具体路径来加以实现。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移风易俗、文艺创作批评、大众媒介传播、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批判发挥积极作用的具体路径。
(一)思想解放运动
思想解放运动是人们倡导并运用某一“主义”“理论”“思潮”来感悟广大民众、型变文化模式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的大规模社会文化活动，往往以某一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姿态来表达其所要解放的思想。这一运动所倡导的“主义”“理论”“思潮”实质上是对与之相对立、相对抗的文化内涵进行批判、斗争、革新的过程，特别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会对落后的、陈腐的、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斗争、革新，甚至于用一种文化模式取代另一种文化模式，要对现存的思想文化状况进行革新和再造。
在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政治领袖、知识分子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首要主体，在某一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提出应对文化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担当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以及开展文化批判的先导者，并力求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批判来引领、号召人民大众共同实现社会改造、文化发展的目的。在此，人民大众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也是思想需要解放和改造的主要对象，是批判旧文化、旧传统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思想解放运动才能为建立在其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进路创造理论优势、文化条件和精神动力，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文化矛盾并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也只有这样，通过高度自觉的、轰轰烈烈的、广泛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强有力地对旧文化、旧思想、旧观念以及旧的文化模式进行否定、超越、革新。在这一意义上，思想解放运动是人们进行文化批判的重要实现方式，具有推动文化模式型变的重大意义。西方近代史上倡导的人性、理性、自由并以此批判中世纪传统思想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正是发挥文化批判功能的思想解放运动，积极地应对西方近代社会的文化矛盾，强有力地推动西方传统文化模式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模式的型变。同样，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以此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具有文化批判功能的思想解放运动，用科学的“批判的武器”来掌握群众，力求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统治状态，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实现人的文化解放和自由发展。还有我国近代以来如倡导资产阶级理论学说的维新变法运动、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也是具有文化批判功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助于人们接受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强有力地传播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反对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强有力地改造人们的观念，解放人们的思想并推动着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制度的改革。
(二)思想政治教育
从文化作为人的意识、观点、思想的具体样式上看，文化批判就是要实现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更新转变，特别是在社会变革、社会转型以及文化模式型变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实现人的思想价值观念的“破旧立新”，积极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一代不断形成和树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使之对一定阶级、社会及其合法性形成认同感。这在意识形态建设意义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根本一致的。这对于加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巩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正确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知识分子为首要主体的从知识理论层面上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民众增强政治认同、提高民众思想道德素质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高度自觉的意识形态文化活动。“在一个国家与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实际上就是特定的政治组织通过有意识地开展一定的教育活动来传播主导意识形态，提升广大国民的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水平。”[43]从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关系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不妨说是思想解放运动用以影响社会发展进程、促进民众思想解放的一种微观化实践、常态化方式，思想解放运动所要解放的思想需要一种融入社会的精神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实现理论阐释、信息传播、话语建构、观念改造。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科学的“批判的武器”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实际的“武器的批判”的必然方式和直接路径。从文化发展规律来看，任何阶级社会都不只是有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念，而是主导与多元意识形态、积极与消极价值观念并存。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传播和巩固这一社会所需的意识形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尤其是在世界文化交流交锋的文化态势下，必然会直面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甚至是遭遇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受到来自本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中的陈腐消极因素的干扰和破坏。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全球化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解决的典型问题。面对这种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在教育过程中引导社会成员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自觉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正确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批判“普世价值”。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关于社会的文化问题上坚持科学的批判性立场，对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对我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对我们从思想文化建设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化理论研究
文化批判是人们用特定的文化理论、文化立场来反思和评判社会文化问题，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还往往致力于深入揭示和分析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规律、文化矛盾、文化特征，构建研究文化问题的基本理论并提出批判性的观点和看法。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化批判是高度文化自觉的社会精神活动，不仅是关于文化现象的认知性的评判，而且是理论性的研究，更是在认知性评判和理论性研究的促动下而采取的文化改造行动。文化理论研究成为人们对文化问题发起文化批判的重要理论基础、前提、依据，是文化批判的内在支撑。
文化理论研究，主要是指知识分子尤其是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现象、矛盾及其规律进行探析和揭示的精神生产活动，生产出一系列描述、分析、解答文化问题的理论和学说。特别是其中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关于文化批判的理论研究，成为人们进行文化批判的直接理论来源。这些理论和学说，为政治领袖和人民大众认知、评判甚至解决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批判的武器”。实际上，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人们根据一定的文化理论来分析和应对思想文化问题并借助文化理论来表达其改造思想、改造社会的目标，是文化理论研究转化为文化批判实践的具体体现。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尽管他们并不专门从事文化理论研究，但是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矛盾运动的研究中提出了关于宗教、道德、哲学以及文艺等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阐发了关于思想上层建筑、人的思想观念等意识层面上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对这些思想文化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性分析，揭示其得以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把握中展现出改变世界的批判精神，为消灭传统意识形态对人的精神支配指明了现实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为各国共产党人分析和解决本国的社会文化问题、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此外，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来说就更为明显，霍克海默、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其他理论家鲍德里亚、波伏瓦等西方知识分子，都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文化状况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了富有个性的文化批判理论，成为西方民众表达价值诉求甚至成为西方社会反资本主义行动的重要理论导向。
(四)社会移风易俗
文化作为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相对应的精神生活，承载和传播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凝结和展现了人们的交往方式、行为规范、实践取向，在长期的历史累积中形成了内在于精神生活过程中为人们所广为遵循的风俗习惯。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是这一社会的民众的生存方式及其思想文化、价值理念、情感心理、精神风貌的实际表现和感性形式。在人们长期生活的特定范围和区域内，风俗习惯的实际样式是民俗。“民俗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存活动中为了持存发展生命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具有模式化的生活文化。”[44]民俗能够从生活过程的一个侧面反映人们所处社会的文化模式。
从唯物史观来看，作为精神生活内容的风俗习惯，归根到底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生活的结果。物质生产生活的发展，决定了精神生活及其风俗习惯的变迁，特别是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形态演变、社会转型发展更强烈地改造着既有的风俗习惯。然而，在严格意义上，传统生产方式如农业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风俗习惯，正是传统的文化模式主导下的精神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中凝结成的风俗习惯，既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也有双重构成性的特征，即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传统精神生活中必然带有陈腐消极的思想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迟滞社会现代化的惯性因素。正是如此，人们将面对长期遵循的风俗习惯与发展变迁的社会现实之间不相适应的文化矛盾，将面对文化模式的型变、文化心理的冲突、文化内涵的混积所造成的精神生活困扰。对此，为了顺应社会生活的变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适应文化结构的革新，人们在批判性改造传统社会的同时批判性地进行移风易俗，把文化批判的因素渗透到传统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之中，特别是一些因时而生的文化理论更是充当移风易俗的先锋，对既有的风俗习惯进行“扬弃”，克服其陈腐消极的文化成分和保留其积极健康的文化因素，对人们长期的日产生活及其内在的思想价值观念进行转型、革新和调适，实现传统精神生活方式的再造，构建现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方式。从西方近代文化批判历程可见，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其哲学先驱们对封建传统的批判，不仅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近代社会移风易俗具有现实意义，促进了民众迈向资产阶级文明意义上的新风俗、新生活。当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文明在否定和超越了传统封建社会及其风俗习惯的同时也产生了这一文明特有的风俗习惯。“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45]这种风俗习惯实质上就是源自市民社会的以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为价值导向的日常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
从唯物史观来看，文化批判的重要体现在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移风易俗，使人们从传统的市民社会风俗习惯中解放出来，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生活方式。近代中国以来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对旧文化旧传统的批判和改造也带来了移风易俗的社会效应，推动着中国人民日常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向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五)文艺创作批评
在思想解放运动、社会移风易俗中能够表现批判精神从而有助于思想解放和移风易俗的一种文化载体，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及其作品。文艺领域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理论对现存社会的精神文化问题尤其是人们在旧社会所遭受的精神枷锁和生存困境进行批判性研究，通过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价值诉求、展露批判精神。而且，正是社会现实问题的促动以及文艺创作所流露的批判性意蕴，引起人们的文艺批评，对文艺作品及其思想内涵做出分析和评价并进而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文艺创作批评，从文艺领域上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趋势和特点，也折射出思想文化革新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是思想解放运动、社会移风易俗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理论研究走向社会、改造生活的重要方式，是人们批判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一种文化利器。
从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来看，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是在文化领域上批判旧思想、反对旧社会以及传播新思想、憧憬新社会的精神活动，展现出文化批判的功能并由此发挥着思想启蒙和改造社会的作用。从近代西方文化演进的历史脉络来看，代表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在思想解放运动及其所推动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文艺复兴中薄伽丘的小说《十日谈》、但丁的诗歌《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拉斐尔的绘画《雅典学派》成为人文主义张扬人性及其推动思想解放、反对宗教禁锢的文化利器，又如启蒙运动中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伏尔泰的小说《俄狄浦斯王》、席勒的戏剧《阴谋与爱情》成为反对封建主义、传播启蒙思想的文化利器，更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对理性的尊崇、对自由的向往为资产阶级革命营造了思想文化氛围。此后如浪漫主义兴起中歌德的小说《浮士德》、布莱克的诗歌《天真之歌》、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雨果的剧本《国王寻乐》成为对启蒙思想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文化载体，以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方式反对理性主义对人的统治，颂扬人的情感和个性的解放，同时也由此讽刺和批判旧社会。可见，在近代西方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文化领域上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充当了市民社会反传统、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精神武器，并不断融入社会精神生活中，能够反映民众价值诉求、推动社会生活变迁，展现和顺应了欧洲社会的文化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型变。马克思恩格斯也深受文艺创作的影响，如马克思特别欣赏海涅富有革命情怀的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也对其作了文艺批评，还引用海涅作品中的一些经典话语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马克思还十分赞赏歌德的文学作品、易卜生的戏剧作品，恩格斯十分赞赏巴尔扎克具有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品《人间喜剧》，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批评中表达出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精神。从革命的立场上看，文艺创作是批判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的重要精神武器，是批判旧思想、传播新思想的文化利器，是革命者表达改变世界的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的一种文化载体。在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文艺创作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茅盾的《子夜》、蒲风的《六月流火》、曹禺的《雷雨》、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一批文艺家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揭露和抨击了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及其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许多文艺创作、文艺批评还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和开展思想斗争，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参与社会革命和思想解放。而且这些文艺创作能够充分反映民众呼声，走入民众生活，成为革命理论与人民大众联系起来的文化载体，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意义上的传播，有助于启发人民对国情的认知和激发人民对革命的支持，适应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点，成为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武器。同样，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不仅是批判旧中国的精神武器，也是建设新中国的文化利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新的国情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六)大众媒介传播
思想传播、信息传播是文化批判得以感悟民众、改造社会的重要方式，是“批判的武器”掌握群众的中介和路径，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前提和动力。在现代社会，由大众媒介和网络作为技术载体的思想传播、信息传播在应对文化矛盾和推动文化建设上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宣传、导向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移风易俗、文艺创作批评在大众媒介传播的环境中更加广泛地改造着民众日常生活和更加有力地影响着民众思想观念。“大众媒介作为技术载体不仅渗透到日常生活而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更在于它所带来的各种异质价值观念正以一股强大的无形力量改变和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认知。”[46]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上，大众媒介传播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塑造人们价值认同、抵制消极意识形态过程中引领社会思潮的技术手段和实现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时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传播，但是传统媒介传播如书籍报纸杂志手册等成为宣传革命理论、批判错误思潮的基本载体，特别是政治领袖、知识分子用以进行文化批判、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途径。《莱茵报》《德法年鉴》《纽约论坛报》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批判旧文化、宣传新思想的传播媒介。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者也使用这种方式来反封建反宗教，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苏俄革命者、中国革命者也充分利用传统媒介传播来进行思想解放运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移风易俗、文艺创作批评，在近代社会中探求中国救亡图存出路的先贤志士、知识分子也是用这种方式来传播思想、抨击现实、影响民众。而在现代社会，新闻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媒介传播成为推动思想解放、思想教育、移风易俗、文艺创作的强大支撑，尤其是思想教育和文艺创作通过现代传媒技术更好地实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的传播效应，使符合社会发展的先进思想、优秀文化、科学知识以及这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能够更为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广大民众了解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认清和抵制不良思想文化发挥重要的教育和导向作用，对执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引领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文化体制改革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社会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手段，是改变资源匮乏的旧社会、创造资源充裕的新社会的根本方式。而对于新社会而言，尤其是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有体制必须要进行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体制的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重要体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境遇在于当前文化领域发展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克服体制上的障碍来解决这些矛盾问题从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激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创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制胜之道。体制机制管根本、管长远。只有不断深化改革，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文化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47]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既有的文化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资源的创造和发展，从而导致了不充分的文化资源与多样化的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制约了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发展。因此，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扬弃、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是要改变各种束缚文化发展、文化创造的传统做法和方式。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克服文化资源匮乏的矛盾，创造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需要。
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协调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破除各方面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在体制改革上的科学体现。文化体制上的改革，旨在通过对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对发展文化生产力的传统文化生产关系进行“扬弃”，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文化体制机制。现在我国正在把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通过对传统文化体制的改革来进一步克服种种妨碍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从而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促进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及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进而有效地实现文化领域供给总量的增加以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让更多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向市场、服务民生。文化体制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具体实践和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解决非对抗性的文化矛盾的实现方式。文化体制改革是从制度意义上盘活文化资源、创造文化资源的发展方式，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是促进教育、科技、文艺、体育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不断满足人民在文化领域上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路径，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制度保障。
【注释】
[1]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机制，是本书的重要特色和创新。本书所做的文化理论研究，不只是对各种人物或各个时期的文化批判理论和观点进行解读、梳理、展示，也不是针对某些事件进行文化评论，而是以这些理论和观点为基础，严格来说，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为理论起点，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为理论指导，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思想为理论借鉴，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架构为理论支撑，从而对批判性分析文化问题的思路进行研究和概述，对导论中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加以解答，以期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展现文化批判所具有的基本内涵、特点、逻辑、立场、方法。这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具体切入点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具体立足点。
[2]参见本人拙文：《论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维度》，《学习论坛》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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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7.
[17]肯尼思·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M].查常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48.
[18]肯尼思·麦克利什.人类思想的主要观点——形成世界的观念[M].查常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38.
[19]这里所提到的农业文化批判、工业文化批判、商业文化批判是为了便于理解和区分而从社会产业形态上所做的分类。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看，这里的农业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封建文化批判，工业文化批判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批判，商业文化批判实质上是商品拜物教批判。最重要的是，本书的第一章已经提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在根本意义上是革命实践，通过实践对旧世界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的变革来达到对精神生活的重构，以变革旧世界的物质生活为基础重建新世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开辟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进路。
[20]参见本人拙文《论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维度》，《学习论坛》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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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参见本人拙文：《论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维度》，《学习论坛》2015年第8期。当然，从现实意义上说，文化批判的三种主体有一定的角色交叉，比如政治领袖本身也可以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是人民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领袖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本研究作此分类，着重考虑这三种主体在应对文化矛盾时所独有的现实境遇、社会责任、问题视域，因此各自在应对文化问题的具体方式上会有显著差异。
[29]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1.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8.
[31]参见本人拙文《论文化批判的内在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维度》，《学习论坛》2015年第8期。
[32]正如本研究的导论中提到，在此不对所有具体层面上的文化进行逐一分类和罗列，只是着重探讨人们的社会精神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深刻影响的具体文化形式，同时本研究尚未在文艺批判、教育批判方面做出更多论述，本研究在此也暂且不做深入探讨，实质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及其此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对文艺、教育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诸多关于文艺批判、教育批判的观点，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旧社会的文艺和教育状况从而使之成为人类实现自由发展的文化资源。
[3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3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3.
[3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3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1.
[3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3.
[3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8.
[39]在此，之所以一再强调“扬弃”的整体性维度，是为了防止“扬弃”的对象性偏差。也就是说，所谓扬弃——既肯定又否定，是对积极与消极因素共存的文化整体进行扬弃，并不是对积极的文化因素进行扬弃，也不是对消极的文化因素进行扬弃，而是在两者相区别的前提下，只需要对前者进行“扬”和只需要对后者进行“弃”。正是因为两者的共存才使得文化批判有必要对其进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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