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的文化转折

三、民族复兴的文化转折

近代中国探索救亡与革新的各种出路,在应对文化矛盾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和抗争,尤其是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反思、批判、发挥,推动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和进步,但这些各式各样的“批判的武器”甚至资产阶级的“武器的批判”,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没有彻底扭转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困局,没有真正地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并没有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而实现文明的现代转型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而且,中国人民只要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就必然无法摆脱深重的文化矛盾,就必然还会遭受种种的文化困境。即便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和推动思想解放的条件下,文化领域上仍存留着种种陈腐因素,整个社会仍遭遇着严重文化障碍。事实表明,只要没有克服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改变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的文化转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进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矛盾,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历史困局,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转折。

(一)马克思主义传入的文化意义

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带来的文化新气象遭遇了文化旧顽疾,首先是尊孔复古的社会思潮和教育政策对中国文化领域甚至整个社会造成了强烈影响。这实质上是源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的消极表现。深入地看,一个社会的整体变革、全面转型,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不仅是经济、政治层面上的变革,也是文化、思想层面上的变革。而且,经济、政治的变革实践往往受到变革主体甚至社会民众的思想意识状况的制约。在这一意义上说,要实现经济、政治的现代化同时需要文化的现代化,人们要学习和掌握西方的先进“器物”“制度”,同时需要具备先进的“思想”“觉悟”,也只有具备先进的“思想”“觉悟”才能理性看待和正确运用外来先进的“器物”“制度”,也只有具备先进的“思想”“觉悟”才能正确认识和批判中国之旧社会和旧文化。在这一意义上说,社会的变革亟须思想的革新,亟须民众的觉悟。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3]社会的变革与文化的革新、民族的复兴与文化的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历程进程。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新文化运动成为一把为实现救亡与革新的“批判的武器”并为真正的“武器的批判”创造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及其文化矛盾来看,新文化运动就是批判旧文化与发现新文化相统一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救亡图存和改造社会相统一的文化批判实践,体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的革新、国民性的改造来救治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家深刻剖析近代中国社会之文化状况。陈独秀在视为中国革命之产儿的《新青年》强烈地表达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要义:“《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24]新文化运动的总攻击,就是用“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批判的武器”来批判旧文化,实质上是用民主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来批判以孔学儒道为核心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个方面强调青年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变革归根到底是思想的变革,没有“文化”上的革命,那么“器物”“制度”上的西化不足以实现吾国之社会的隆盛。在这一文化立场上,面对尊孔复古的社会思潮,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来“打倒孔家店”,掀起倡导“白话”和“国语”的文学革命,对旧社会发起了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的道德批判、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文学批判,强烈地展现出改造旧社会的文化批判精神,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有力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甚至思想革命。就此而言,新文化运动是应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一次具有文化自觉意义和文化批判意义的思想革命。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思想革命,展现出了具有觉悟之人对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把对旧文化的批判与对旧社会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瞿秋白所说:“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25]如果说,初期的“新文化”的批判要义是用民主和科学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文化来批判以儒学孔教为核心价值的传统文化,那么在五四运动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批判要义则是用马克思主义为实质内容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此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与传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斗争中,鲜明地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和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正如李大钊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社会为整个的,不能分裂的,因以前道德、哲学、伦理等,与将来经济状况不合,所以再造出一种更好之道德等。”[26]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斗争中,实用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提到的多研究“问题”少空谈“主义”的论调,实质上也是一种“主义”即实用主义,并没有摆脱“主义”来多谈“问题”,并企图借中国实际的问题斥马克思之主义。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只有把科学的、正确的“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才能指导中国人民解决实际的、根本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作为20世纪初中国的重大思想解放运动,作为具有重大批判意义和建设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广泛传播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实践中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打开了思想解放和理论接受的文化进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其“中国化”为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实现中国文化的革新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变革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7]在近代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先进文化,是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的科学理论,是探索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是实现中国文化从衰微走向强盛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人民真正能够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的科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武器”。从理论形态和价值目标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是关于人类构建美好新世界的共产主义文化,是对人民当家做主、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崇高价值进行积极表达和自觉追求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成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是解决近代中西文化矛盾问题的典范,更是实现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典范。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按照马克思的话语逻辑来表达,在中国的现实意义就是要使近代中国“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中国国情,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推翻整个旧社会。第二,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马克思的话语逻辑来表达,就是能够“掌握群众”从而成为改变近代中国国情的“物质力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掌握中国的工人阶级,即从思想上武装中国的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和文化基础。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要掌握工人阶级、掌握人民群众,不是简单化地掌握,而是批判性地掌握,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改造人们旧的思想观念,克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真正地“掌握群众”。第四,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用列宁的话语逻辑来表达,就是能够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积极因素,与具有包容性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的中国文化高度契合,两种文化都具有相容相通的特性。第五,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看,在理想社会的追求、民本地位的认可等诸多核心价值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有着契合点。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文化具有亲和力。“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而且由于它们在内容上有许多契合之处。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和谐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都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2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这种源自西方的先进文化能够与生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进行交融汇通并成为科学的、革命的“批判的武器”来推动中国文化在现代意义上的革新、转型和发展。概而言之,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意义,就是在“中国化”与“化中国”相统一中通过对旧社会的变革而实现对旧文化的革新以及实现对新文化的创造,通过文化革新推动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立场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实现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出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立场和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变旧中国的“批判的武器”,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这一“批判的武器”及其中国化的指导下改变旧中国的“武器的批判”。在这一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体现了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统一的基础上改变旧中国和建立新中国——建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对旧社会的变革必然需要对旧文化的革新。“只有摧毁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文化批判,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史俱有的传统。”[29]为了摧毁旧世界并进而建设新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立场,就是批判和改造旧文化,建立和发展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要求,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30]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内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从文化层面上改变旧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解决方式。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根源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根源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根源于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服务于这种旧经济、旧政治并妨碍着新文化发展的旧文化就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31]反对旧文化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文化革命是解决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对中国的统治,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挽救了民族危亡,走向了民族复兴,从而在这一历史变革进程中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坚持马克思主义把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相统一的根本实践取向,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来推动中国文化的革新。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契合点的展现以及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所达到的融合。“这些契合点,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共通性,能够通过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理论主体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32]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所达成的融合。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了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成果以及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强大精神武器。

在近代中国,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按照毛泽东的看法:“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33]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中国化,使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变成了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与源自本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变成了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从实质内容上看,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矛盾,是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与现存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如何批判和借鉴西方文化,并在这一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革新和发展,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甚至这一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基本文化问题。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变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革命在文化领域上带来的重要转折,也正是这一变化和转折使得人们在解决近代文化矛盾和实现未来文化发展上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文化进路,那就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一方面,对于近代中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与源自本土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立场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34]另一方面,对于近代中国的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新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立场就是“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35]这意味着,在近代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立场,就是反对固守传统,对传统文化必须批判地兼收并蓄,反对“全盘西化”,对西方文化必须批判地吸收利用。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立场,体现在建设新文化的实践上,其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我国实现适合本土实际的现代化文化模式的型变以及有助于人们克服文化资源的匮乏、扬弃文化内涵的混积、调节文化冲突的心理、摆正文化发展的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革命的根本立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近代中国文化问题上的运用和解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孕育着一种与以往中国文化有联系但更有本质区别的崭新文化性质,是真正代表中国社会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萌芽。”[36]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国情,面对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立场,在根本意义上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革除旧经济旧政治从而革除为这些旧经济旧政治服务的旧文化,在具体意义上就是在革除旧文化的过程中坚持批判性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在发展目标上就是通过文化的革命和文化的批判,致力于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坚持革命立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才是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中国文化矛盾和实现中国文化革新的现实出路,才能为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新的文化基础。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化建设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37]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人来说,批判一个旧世界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通过经济上的革命、政治上的革命以及文化上的革命来改变世界。在近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解放出来,站起来的中国人走上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壮阔道路。在这一道路上,新中国在经济、政治建设的基础上开展文化建设,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改变旧中国的“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批判”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新中国的“批判的武器”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不断从革命意义上的“批判的武器”转变为建设意义上的“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也随着其所实现的社会变革而转变为建设意义上的“武器的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实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从经济上、政治上不断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而且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开展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特征是改革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改革旧文艺、旧教育、旧观念、旧习俗,并把对文化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紧密结合,清理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38]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决定了我国文化发展上的主要问题,是人民的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因此,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文化建设,必须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政策和目标,必须发展教育事业、科学技术、文艺创作、体育事业、新闻出版,必须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吸收外国文化。中国通过这一切来开展文化建设从而不断为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提供新的条件。当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尤其是发端于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一度破坏了文化建设,但正是对这种错误的深刻反思、批判和纠正,让人们更加明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批判一个旧世界,更重要的在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就是要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统一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向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断前进。

总之,近代以来,作为革命性的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中,以科学的“批判的武器”与革命的“武器的批判”相统一的方式实现了中国的社会变革。改变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变革历程,把文化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内容,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理论,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实践取向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变革与文化批判、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相统一以及社会变革、文化发展与人类解放相统一的思想,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发展上坚持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立场。中国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政治生活的不断变革从根本上推动着精神生活的不断发展。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社会变革,从挽救民族危亡到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革新。这种文化革新中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批判立场,相对于固守传统、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的文化批判甚至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而言,从新的历史高度上展现出救亡与革新的批判要义,更是展现出转折与发展的建设要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对解决中国文化矛盾和实现中国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上推动了文化模式的型变,中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从传统农业社会文化模式向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文化模式进行积极自觉的转变,从而克服了近代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模式向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模式被动畸形转变的历史困境,克服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危机。在文化模式的型变中,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中国积极应对和不断解决了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化内涵的混积、文化心理的冲突、文化方向的偏差等各种具体文化矛盾。中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建设新经济和建设新政治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不断改变人们物质生活资源匮乏和精神生活资源匮乏,不断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不断调适在世界历史以致在全球化形势下中外文化交流交融中产生的复杂文化心理,不断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从社会变革的意义上展现了近代中国文化在救亡与革新上的批判要义,是根据中国国情“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历程中推进了批判旧文化与建设新文化相统一的一次重大文化革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文化基础,为中国文化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发展与创新开创了现实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