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出路的文化批判
作为具有数千年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积淀的中国，并没有沉沦于资本主义文明推行于世界入侵于本土之“大变局”，而是不断觉醒和抗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中国社会的文化模式型变、文化资源匮乏、文化内涵混积、文化心理冲突、文化方向偏差，强烈地激起了人们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认识和反思，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批判要义的具体历史境遇。众多仁人志士、知识分子、思想家、革命家逐渐意识到在挽救民族危亡中求图文化革新的严重态势和重大意义，特别是围绕着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问题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判，在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现实困境中基于各种不同的立场和理论发起了探索出路的文化批判。
(一)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及其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出于维护本国传统尊严的惯性，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向，一些封建士大夫和思想家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立足于儒学文化、传统文化的理论根基，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做出了保守性倾向的思考和回应，展现出保守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把传统文化作为“批判的武器”对西方文明发起批判。
保守主义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在文化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矛盾和内在张力。在这种文化心理的作用下，保守主义为守住本土之传统，既有开明的文化倾向，具有改良开新之意，也有顽固的文化倾向，具有固守传统之意。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在应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中表现出一种极端倾向。从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来看，近代中国要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要救治民族文化的羸弱，最根本就是沉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甚至张扬传统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优越，以不变之学应对大变之局。在晚清时期的顽固派和守旧分子看来，读孔孟之书即可通达强民族之路，要改变近代中国的处境，关键在于坚守纲常名教，坚守孔圣之道，坚守朝廷纪纲。也就是说，中国近代的困局，不在于传统文化的陈旧落后，而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尊奉不足。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御敌强国之道，只是今人未能发挥传统文化之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学习西方文化，不需要革新传统文化。那么，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自然就是固守一贯以来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以及维护作为其现实基础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因此，这种保守的文化观，不是反思国人之衰弱，而是鄙视西人为“蛮夷”，不仅没有反思本土的传统文化，反而还视西方科技文化为“奇技淫巧”。这样一来，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所做出的批判和斗争，就只是落脚于固守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狭隘立场上了。更有甚者，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西学中源”的文化观，认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中土文化，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我所固有者”，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文化。这意味着，西方文化实质上就是中国文化，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实际上就是要应对辗转归来的本土文化。今日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落后实质上只是懈怠了“中国本有之学”而已。因此，解决文化矛盾的根本出路甚至民族自强的根本出路不在于革新传统文化而在于固守传统文化。这种“西学中源”文化观纯属盲目自大，缺乏科学依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即便是近代以来遭受西方文明带来的重创，顽固分子仍然没有摆脱所谓的上国尊严、文化优越论的扭曲心态。
“在中国，保守主义是对西方工业文明挑战所做出的一种有条件的反动性反应。”[15]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严重脱离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严重脱离了世界历史的变迁大局，盲目夸大了传统文化的内涵，盲目贬低了西方文化的价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保守主义固守传统的文化观并没有正确看待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问题，既没有看到中国文化进行革新的重要意义，也没有看到西方文化值得学习的重要价值。保守主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只是一种在对中国传统的盲目自大中“鄙夷”西方的文化心理，是文化心理冲突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节。这种文化批判在实践上根本无法对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予以适应，无法对文化资源的匮乏予以克服，无法对文化内涵的混积予以扬弃，反而在人们向西方学习救亡图存真理的长期探索过程中不断施加思想上、舆论上的阻力，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保守主义文化批判是一种根本不可能改变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封建主义的极其狭隘的“批判的武器”。
(二)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
中国在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迫使一些仁人志士、先进知识分子在对时局的觉醒中逐渐意识到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特别是意识到中国文明之于西方文明的不足之处，企图在不变动封建制度和文化本体的基础上引入西方文明的先进因素来应对时下之“大变局”，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做出了改良性倾向的思考和回应，从“器物”到“制度”甚至“文化”层面上展现出改良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把“中体西用”作为“批判的武器”对文化矛盾发起抗争。
在近代之初，改良主义的文化立场，就是要向西方学习。在文化层面上说，向西方学习，必须不触动不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同时积极学习西方国家的军事武器和科学技术，即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应对文化矛盾甚至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出路。“中体西用”的主旨充分体现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张之洞的《劝学篇》等各自阐发的思想之中，这种论调同时肯定了中国传统之本位以及西方文明之用处，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主导下能够比较客观地正视西方文明之于中国文明的先进因素，能够比较客观地面对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中体西用”反映在文化问题上实质是企图调和中西文化的矛盾，况且“中体西用”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矛盾的产物，旨在把西方先进的“器物”移花接木到中国，在实践上导向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这种改良主义无疑是对保守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在民族危亡之际从“器物”的层面上实现了被动应急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是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主导下的被迫选择。“这样的危机意识一方面促使中国人意识到技术上的落后所造成的被动局面，促使当局开始引进和模仿西方以船炮为代表的军事技术，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妨碍着中国人对近代世界潮流的认识和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危机的认识。”[16]尽管这种改良主义还没切入到“器物”所得以使用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达到文化革新的历史深度，但在不经意间也为传统文化的革新注入了活力。与保守主义立场的文化批判立场相比，改良主义立场的文化批判，并没有专门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但已把目光投聚到了近代中国的现实困境之中，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本体之上打开了此后进入西方资本主义“武器的批判”的缺口，对西方“器物”的表面认识也在实际上不断增加了对西方“制度”甚至“文化”的深入认识。“经历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国的先进分子，其中体西用的观念框架已逐渐发生动摇和变异。他们的思想已开始向‘中体’冲击，表达了希望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意向，预示着以政治改革为中心的文化转型期即将到来。”[17]
甲午中日战争后登台的一场更加被动应急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推向新的高度，那就是对“中体西用”进行批判和推进——对“中体”进行改良、对“西用”进行扩大，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在这一意义上，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批判洋务派在中西文明问题上“遗其体而求其用”，同时与保守势力固守传统的立场进行批判和斗争，把“器物”层面上的“西用”推进到“制度”层面上的“西用”，坚持对“中体”进行改革，在政治上采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再来对封建制度进行改革，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倡君主立宪制度，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谭嗣同的《仁学》强烈地展现了变法图强、冲决罗网的革新精神和批判精神，尤其是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的同时，也是迫不得已地借文化传统之孔学权威来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制度”层面上的改良主义也不乏“文化”层面上的改良，维新变法带动了近现代化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社会不断传播，维新派用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对封建主义传统发起文化批判，提出了平等的民权思想、科举的改革取向、西学的教育发展、男女的性别平等，进化论的世界观等新观念，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从维新变法到清末新政的改良，可谓是改良主义对传统进行批判和革新甚至最后导向对传统进行革命和转型的重要阶梯。因改良而出现的思想解放不断促进近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士人阶层的从商、新式教育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的更新、近代学科的初创、知识体系的重构、话语方式的转换，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若从近代中国的现实境遇来看，在不经意间，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却为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造就了现实条件。
总而言之，“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在近代中国展现出了救亡与革新的批判要义，尝试解决中西文化矛盾问题的新方式，尤其是维新变法意义上的改良主义，在批判“中体西用”中推进了“中体西用”，是一次具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政治目标并推动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革新运动，能够通过维新变法来顺应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能够通过批判传统来正视中国文化内涵的混积，能够通过引入西学来应对中国文化资源的匮乏，能够通过批判保守主义来伸张中国文化近代化发展的方向，特别是维新变法意义上的改良主义，从思想解放运动、西方文化传播、社会移风易俗的层面上发挥了改造传统和改造社会的作用，在救亡图存的困境中，从理论和实践上在应对近代中国文化矛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文化批判，尽管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中体西用”的范畴，但展现出了在封建主义范畴内进行救亡与革新的“批判的武器”，甚至为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武器的批判”营造了环境。
(三)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
来势汹汹的西方殖民主义及其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古老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武力征服下所遭受的屡次惨败以及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两种异域文明相对立的严重态势，使处于救亡与革新中的向西方学习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奉行西化的文化倾向，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做出了激进性倾向的思考和回应，展现出激进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企图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方式来实现富国强兵，把西方文化作为“批判的武器”对文化矛盾发起抗争。
西方文明的强势东进，尤其是改良主义的持续“西用”，使得西学被大规模传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甚至许多民众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使得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更为突出，使得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的比较优势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认识、研究甚至信奉。在这一文化态势下，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观念与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观、“中体西用”的改良主义文化观各执一词，对于激进主义而言，中国文化的出路甚至救亡图存的出路，就是全盘西化，奉行欧化，用早期维新志士的话来说就是“悉从泰西”。全盘西化、奉行欧化，实质上就是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推崇西方现代文化，其激进之处就在于要彻底批判和抛弃被其视为文化垃圾的中国文化，彻底否定中国的一切文化传统及其核心价值甚至还一度要求废除汉文汉语。激进主义批判的结论就是，既然西洋文明远胜于中国文明，那就必须效法西洋文明，只有把西方文明作为“中体”方能解救中国的困局，只有推行欧风欧俗方能革新国人的生活。欧化论者还特别用近邻日本作为实行全盘西化的范例，如《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明确提出“两国之兴败唯欧化故”的看法。新文化运动在研究和传播西方科技文化时也曾一度出现如“打倒孔家店”的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可谓是与固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文化批判形成两种极端，对中国文化采取了绝对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前者是一概否定传统，后者则是盲目肯定传统。全盘西化，即鉴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和陈腐因素而全盘否定和抛弃整个传统文化，也正是这样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使得西化论者鉴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优势和先进因素而全盘肯定和推崇整个西方文化，并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置于绝对的对立关系，把“中体西用”演变成某种“西体西用”。这样一来，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便是全盘西化的理论逻辑，把资本主义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出路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盘西化的现实逻辑。不可否认，近代以来西学西风在中国的持续传播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瓦解和批判，同时也是一种重构和革新，促进了处于大变局中的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西方文化不失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我革新的外在动力机制，西方文化也不失为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外来先进因素。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而言是一种现代化意义上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及其制度也有其消极因素、固有弊端、深重危机，西方文明绝不是完美的象征，也绝不是唯一的出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根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便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进行政治改良的梁启超，目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衰败和生存困境，在欧洲听到了使人洋洋盈耳的悲观论调，于此情此景美国记者对梁启超的一句话可谓直接刺破了全盘西化甚至学习西方的幻想：“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18]事实表明，西方文化本身就需要加以批判和革新，倘若以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立场来批判传统文化和改造社会，甚至以此导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单靠机械地模仿和输入西方文化是绝不可能应对文化模式的型变、克服文化资源的匮乏、扬弃文化内涵的混积、纠正文化方向的偏差的，只会把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推向更为深重的危机境地。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文化批判，绝不可能实现民族的救亡和文化的革新。
(四)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在文化问题上保守主义的顽固封闭、改良主义的羸弱悲情、激进主义的自弃崇洋，在旧中国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面前，虽为救亡图存却显苍白无力，这一历史与现实加剧了人们进行反思的迫切感和进行斗争的危机感。一些心系民族兴亡同时又洞悉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走出了一条与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激进主义不同的批判道路——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即从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来实现民族的救亡和文化的革命，企图推翻封建主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改变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以及文化危机。
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有着更为客观的认识，同时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有着更为理性的把握，企图用一种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腐朽的封建主义制度，企图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引入资本主义文化来改变落后的中国传统社会。早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中就带有启蒙意义地提出要在本土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积极学习西方，改善民众生计，反对迷信陋俗，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想文化问题展现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倾向和批判意识。甲午中日战争、维新变法失败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签订的巨大现实冲击，再加上西方政治学说持续传播带来的思想文化效应，使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在救治民族的根本问题上显得愈加苍白无力，民主革命的客观形势在国内日趋形成。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进行了激烈斗争和批判，通过组建革命团体、办报出书来宣传革命思想，如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鲜明地表达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同时特别注重对民众进行文化的启蒙、思想的革命。正如邹容所说：“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19]革命派视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民众的启蒙、文化的革新、社会的进化并由此为国家的富强开辟道路。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提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武器，使资产阶级革命能够在比较完整的“主义”指导下“起共和”“终帝制”“救中国”。孙中山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20]实质上，孙中山具有革命意义的三民主义，不仅是对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和纠正，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学理和革命目标，通过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对比突出了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是很有深意的。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自由，美国革命的口号是独立，我们革命的口号就是三民主义。”[21]在这一意义上说，三民主义是一种要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救国理论，可以说是企图改变中国近代之困局的批判理论。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武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能够认清近代中国以及民主革命的现实问题，充分吸收又有所判别地运用西方思想理论，把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毕其功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之中，并寄希望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实业经济、技术文化来振兴民族，展现出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革命性的批判精神。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对此问题做出辩证的分析：“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22]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焕发了新气象，推动着经济、政治、文化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历的颁布、陋俗的铲除、礼制的改革、女权的倡导、服饰的改换、西风的流行，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精神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过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
总的来说，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革命，是根据国情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应对近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矛盾的重大实践，在反封建帝制的革命中对旧中国的文化状况进行有力的批判和革新，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推动近代文化的变迁和建设。主张革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从更高意义上在近代中国展现出了救亡与革新的批判要义，尤其是三民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相对于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激进主义而言，否定了“固守传统”、突破了“中体西用”，摆正了“全盘西化”，反映在文化问题上，既能够批判传统，也能够批判西方，更能够运用西方思想理论来思考和探索中国救亡与革新的出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义，最终在实践上推翻封建帝制，发展资本主义，沉重打击了专制迷信的思想，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政治、经济变革的意义上推动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在革命立场上展现出资产阶级的文化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打下了重要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模式的型变、缓解了文化资源的匮乏、适应了文化心理的冲突、应对了文化内涵的混积、调整了文化方向的偏差。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在文化上的历史效应，当然也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了重要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前提。在这一意义上说，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是一种在主义上具有现代意义“批判的武器”、在现实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武器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