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造和发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主旨，在进入20世纪后的西方社会中，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继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精神。20世纪初，一批西方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实践依据，创造了回应新世纪西方革命特殊形势的批判方式来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主旨，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精神，深入地对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更加突出了解决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问题在改变世界中的现实意义，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展现出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其理论精神既源自马克思思想，又偏离马克思思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取向上，特别强调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对于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克服人类生存困境的决定意义。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主要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求通过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批判方式来重塑和激活人的主体性，并借助主体性的力量恢复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从而开显出无产阶级自身所具有的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批判精神和革命取向，展现出否定异化的生存困境以及重建自由的生活世界的人本主义精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的文化转向。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的批判，无论是在范畴抑或逻辑上，都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对旧世界的批判方式，实质上是对马克思批判旧世界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方式进行了变造和发挥，从人的主体意识、思想文化层面上来展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变造过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来发挥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力量，形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也由此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发展脉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理论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有着共同的关切和批判指向，其宗旨是促使现代人自觉地反抗全面的文化危机和物化，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健全发展提供合理的条件。”^[69]

当资本主义进入战后的和平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主旨，亦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人们批判资本主义和寻求人类解放的理论精神。一些西方思想家、理论家则根据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演变趋势，从各自的视角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以各自的方式构建了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文化理论更加明显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的批判方式，更加明显地变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精神并以此发挥了批判后工业社会的理论特色，更加明显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的文化转向，甚至定型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力求通过对后工业社会中人之生存方式及其困境的文化批判来探索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力求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中重构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总之，对于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悖论和文化困境，已成为人们反思和批判的历史主题之一，“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创的‘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冲锋在前，引领了当代西方的文化批判思潮。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理论变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时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充沛的思想活力。‘文化’显然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键词”。^[70]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是推动革命的立场抑或是取消革命的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不失为一种力求要改变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变造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当然，正如“批判”这一范畴本身所具有的否定性意义那样，还有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偏离马克思思想上走得更为遥远、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变造和发挥更为极致的批判方式和批判理论：一种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所谓否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颠覆了马克思思想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企图以此超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展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