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内部压迫：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
面对无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阶级为了维护现存的文明时代，就要通过政治统治来镇压无产阶级。文明的对立冲突和文明的内部压迫，是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发达”而必然造成的现实问题，是造成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重要因素。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发展规律来看，伴随着经济上的胜利和发展，资产阶级必将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维护这种经济基础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资本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意味着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经济上的私有制必然导致政治上的集中。“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38]政治的集中意味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形成，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发财致富的生存逻辑所建立的国家机器。
资产阶级的国家，在文明的内部压迫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政治统治来压制无产阶级的反抗和起义，使阶级矛盾控制在不至于破坏资产阶级文明的范围之内。“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39]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发现，一方面，文明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说到底是为资产阶级创造经济财富的根本方式，分工、私有制、资本运动，说到底也是为满足资产阶级生存需要的基本方式，这一切造就了资产阶级对经济资源甚至社会资源的独占。这就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最为认可和最为需要的“秩序”。这种独占性的经济形式正是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根本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明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事实上是极具革命性和先进性而又极具冲突性和毁灭性的财富创造方式，在创造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同时造就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从而严重动摇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最为认可和最为需要的“秩序”。因此，资产阶级必须建立和动用国家机器，把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控制在自身所需要的经济秩序之中。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无产阶级发起反抗和斗争，资产阶级就会使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和杀戮。
可见，文明时代的国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这种工具从政治上维系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既成秩序，从政治上维护资产阶级在分工、私有制、资本运动中所得的一切物质利益，并且通过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为这些既成秩序和物质利益进行合法化的政治建构。而且，在分工中从事精神劳动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家，对资产阶级政治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构造，编造出关于国家的理论，为阶级统治打造合法化的形式。“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40]实际上，这样一种合法化的政治形式和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反抗现存秩序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取向而言是一种压制和阻碍，甚至于将无产阶级往遵守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方向引导，力图使无产阶级对旧世界的反抗变为对旧世界的遵从。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只有通过彻底批判和变革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器，才能开辟实现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历史进路，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文明的内部压迫，使无产阶级被控制在文明的“秩序”之中。无产阶级由此受困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活及其所制约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无产阶级在文明时代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文化上受压迫、受统治的现实困境。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的批判，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这一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是通过建立国家来缓和阶级矛盾，而是通过消灭国家来消除阶级矛盾，从而使人们从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一再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41]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统治的批判中表达了对该时代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