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开启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刻地影响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推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以及批判旧世界的物质武器——革命实践，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在真正意义上失去锁链和获得世界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全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开拓着改变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进程。世界上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政党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新世界观作为改变民族国家命运的“批判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在科学的“批判的武器”的理论指导下，坚决使用“武器的批判”来改变自身所处的旧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统一来开启走向新世界的历史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用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来指导文化建设。列宁在俄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征程，在探索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基础。同样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面对近代以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下，在中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征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性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和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一些西方无产阶级理论家运用并“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探索西方革命的实践中深入剖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和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从中对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批判的思想和观点，由此开创了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图景和历史进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是内在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题和线索，是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武器。这种文化批判既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同时又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特别重视和发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异化理论，提出以意识革命、文化革命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在逐渐偏离唯物史观的理论轨迹中走向了人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呈现出一种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批判相反的理论逻辑：从用作为物质力量、实践力量的“武器的批判”取代作为精神力量、理论力量的“批判的武器”的立场，转变成作为精神力量、理论力量的“批判的武器”高于作为物质力量、实践力量的“武器的批判”的立场。^[1]简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旧世界的文化批判，更倾向于传统理论意义上的“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物质实践意义上的“武器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西方革命为立足点，在变造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致力于克服西方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文化矛盾，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脉络。

肇始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战争结束后，人类开始步入和平的发展时代，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生产力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在20世纪取得了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欧美许多国家迈进了被称为后工业社会的发达阶段，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从近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甚至到后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在看似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历史变迁中，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不仅没有在所谓的发达社会及其富裕生活中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西方近代以来关于人性、理性、自由的文化精神并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兑现为人的真正解放。西方社会反而呈现出新的更深刻的文化危机，人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遭受着工业社会各种异化力量、意识形态的支配和统治。对于这种危机和困境，一些西方思想家变造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汲取和放大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从后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出发，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问题进行批判性研究，揭示了现代人及其生活世界全面异化的现实危机，丢弃了以阶级革命为中心的文化观点而造就了以克服异化为中心的文化批判，实质上就是彻底倒转了马克思关于“武器的批判”取代“批判的武器”的立场，退回到了马克思曾否定和批判的“批判的武器”的立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退回到“批判的武器”的立场，但实际上在内容和立场上已然不是马克思曾经否定和批判的那种传统的“批判的武器”，只是在形式和功能上与传统的“批判的武器”相类似，那就是用理论力量、理论批判来改变社会，企图通过精神层面的革命来彻底改变世界。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句话，在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上却可以变成这样一种话语表达和理论意境：批判的武器根本不需要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精神力量来摧毁。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变造，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来得更猛烈。而且，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句话依然适合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在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却已面目全非，可以变为极其另类的意境：理论不需掌握群众，文化批判就是力量。在这一点上，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偏离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抛弃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立场上，比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得更遥远。就此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已被严重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即变造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然而，非常特别的是，在后工业社会条件下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旨趣上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对资本主义发起了强烈批判，对人的解放表达了强烈追求，并没有因为丢弃了“武器的批判”而取消了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逻辑，充其量只是转换了批判方式或批判范式，转换了批判的具体对象和批判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后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批判，即通过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生态主义批判、女权主义批判、日常生活批判的方式，为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和支配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为克服后工业社会造成的全面异化注入了新活力、新动能，在新世纪绽放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仅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是反对革命又希冀变革的批判理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殊途”而又一定程度上“同归”的新马克思主义。正是如此，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脉络的特殊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