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文化批判精神的否定和超越
近代西方由物质生产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所带来的“思想的历史”，是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脉络中所积淀和延展的文化精神，以及一批批卓著的哲学家、思想家所创造和传留的思想材料，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和文化批判精神。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些思想材料和文化精神，而是与时俱进地批判这些思想材料和文化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的理解，深受18、19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唯物史观中也渗透着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和重构。”[83]实质上，这些思想材料和文化精神也曾经是批判传统时代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如此展现出了宝贵的文化批判精神。然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归根到底来自资产阶级旧世界并属于这个旧世界。无论是社会历史层面上的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和政治革命，还是思想理论层面上的人性张扬、理性尊崇和自由向往，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切无非都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84]对此，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近代文化批判精神中得到了重要启发，也对其中的诸多内容予以高度评价，但绝不会停留在近代文化批判精神的历史遗产上，也不会简单地去使用近代文化批判精神的理论资源，而是对其进行革命性的理论批判——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了否定的批判，即对近代文化批判精神及其理论资源进行辩证的取舍、科学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关于人性、理性、自由的文化精神的批判构成了对近代文化批判精神进行否定和超越的重要内容。
(一)对人性的文化批判
在反对封建神权和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人性曾是以人文主义的理论姿态登场的一个批判的武器。随着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对人性的理性发挥和理论建构，人性的张扬更是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人道主义及其历史观，这为世俗社会注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文化精神。然而，“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以后，经过18世纪启蒙思想家发展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就到达了极限。此后，随着资产阶级取得了反封建斗争的彻底胜利，随着资产阶级日益巩固其政治统治，特别是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作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反封建、反神学的武器变成欺骗、麻醉无产阶级的工具”[85]。人性作为曾经无情地批判神性的武器，现在要受到无情地批判了。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来看，对人性的文化批判，主要是对哲学先驱和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历史观的否定和批判。抽象人性论并没有反映人的社会本质和真实存在，反而把人做了抽象化甚至机械化的理解。而且，从这种抽象人性出发来解释社会，就必然会掩盖或无视当下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及其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在宗教神学的文化世界中，人只是被上帝预定了从“原罪”到“救赎”的抽象物，人性的本质取决于神性，人的根本规定性在于神性。而近代文化批判的对人性的张扬尤其是对理性的尊崇，使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人性获得了主体、自我、理性、自由的规定性。但是，这一切规定性，纵使已不同于神性统治下的抽象人性，其本质依然是抽象的。对于哲学先驱们来说，虽然用各种哲学武器来批判宗教精神，但不论是经验论哲学还是唯理论哲学，批判抽象的神性之时却囿于抽象的人性。其中，对于经验论哲学而言，其注重感觉经验作为知识来源及可靠性立场，从人的本性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确实使人性带有摆脱神性、展现感性的色调。但是，对于这种人性论，恩格斯曾表明马克思的看法，其实也是他本人的态度：“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孕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有一种令人愉悦的、诗意的诱惑力，以迷人的笑靥引人注目。另一方面，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充满着神学中的不彻底性。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片面。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带有憎恨人类的倾向。它既然要战胜对手，即憎恨人类的、没有肉体的唯灵论，并且要在后者自身的范围内战胜，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86]在这样一种哲学困局中，即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亦即抽象的人。此外，唯物主义对人的感性理解，还被推向了机械化的论调。恩格斯对此作出了批评：“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87]
抽象的人性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得到更系统的理性建构和阐发。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揭露：“对象不仅表现为向自我复归的东西。设定人=自我。但是，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88]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对抽象人性的文化批判，最集中地体现在批判德国哲学家特别是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中。费尔巴哈虽然从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理解人，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这种抽象人性论的实质：“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89]在费尔巴哈哲学那里，这种抽象人性论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爱的宗教。按照这种抽象人性论、抽象的类概念和爱的宗教来看待社会现实，就如恩格斯所批评的那样：“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90]可见，抽象的人性及论调无法理解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更无法从实践上改变充满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的旧世界。
(二)对理性的文化批判
在近代欧洲的文化批判精神中，理性无疑是反对宗教神权和论证自由权利的强有力的批判武器，也是贯穿于众多哲学先驱及其思想材料中的文化核心，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制度的精神支柱。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立场和批判逻辑，再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理性是抽象化和具体化的统一。所谓抽象化，是指理性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理性的文化逻辑，是关于自我意识、自由意志、主体原则等的抽象意义甚至于绝对意义。首先，理性是一种“思维着的知性”。恩格斯指出：“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91]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言，这里的“思维着的知性”是指由哲学先驱们所阐发和掌握的一种用于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思想和精神。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理解中，理性也往往表现为思辨、真理、观念、意识等抽象范畴。在这一意义上说，理性首先是思想层面和精神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在近代西方文化发展脉络中，特别是经过启蒙运动的竭力建构和推崇，理性意味着人对客体的主体掌控，在真理性意义上实现主客体的统一，成为知识的真理性以及科学的可靠性的至上象征和绝对标准。对于唯理论的哲学先驱而言，理性作为主体认识客体之不证自明的天赋原则和先天条件，是真理的标准，也是价值的源泉。虽然经验论与之各执一端，强调理性的感性来源和基础，但最终还是从感性的基础和源泉论证理性的原则和标准，特别是经验论最终还滑向了怀疑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派别的理性论为此奠定了关于世界真理的文化根基。然而，在这个文化根基上所建立起来的是抽象化的认识论、真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虽然都看到了真理性认识是主客体之间的统一，但它们都是在唯理智主义的范围内理解真理的。经验论把真理理解为主观认识与经验对象之间的统一，唯理论把真理理解为概念之间的贯通一致，这都只是达到了对真理的片面性规定和理解。”[92]这样一种片面性的抽象化的认识论难以对旧世界的现实矛盾和发展规律形成真理性的认识。
其次，通过抽象化的认识论、真理论对进入现实世界通道的开凿，在这个文化根基上所建立起来的是抽象化的本体论，是思维中的原理、概念及其逻辑演变所产生和构建的文化世界。整个世界是哲学家头脑中的思维的存在、思维的结果。哲学先驱们构建这种文化世界的努力就是被思想的力量所推进的过程。恩格斯对此予以了批判：“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93]在这种纯粹思想的力量所构造的文化世界，在笛卡尔那里是以我思为绝对起点的二元本体世界；在斯宾诺莎那里是以自因为核心的自然本体世界；在莱布尼茨那里是以单子为基础的最好世界；在康德那里是以自由为拱顶石的理性主义的道德本体世界；而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整个文化发展脉络中理性主义的最高境界。黑格尔在理性的文化根基上建立起来的是理性的绝对化和最高抽象，以及这种最高抽象的自我发展的逻辑进路和文化世界。马克思对此作出深刻批判：“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本《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94]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在这种理性的抽象化甚至绝对化的原理和范畴中，就是观念中的历史。理性在此意义上成为新的宗教——理性神学，人终究淹没在黑格尔哲学恢宏的理性体系之中。“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95]黑格尔哲学正是如此，蒲鲁东也借此作了发挥。马克思在《哲学与贫困》对蒲鲁东的批判中充分揭示了这种抽象化的理性的实质：“假定被当作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96]从根本上说，理性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而言是一种抽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抽象化的人的本质力量即思想的力量进而构建了本体的世界，而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性的文化批判就是要找出世界的本体——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根源和阶级矛盾，从而找出现实的解放道路——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和实现人的真实意义上的主体自由。
所谓具体化，是指理性的实践形态，或者说是理性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是关于物质利益、人的权利、国家制度等的现实规定。“无论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与英国、德国的哲学多么不同，但它们之间却同样存在着一个共有的特征：力图用理性自由的理念去审察、批判和塑造现实的社会秩序。”[97]从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理性的抽象化本身也不断背离抽象化的规定性，也就是超越了思维中的原理、概念及其逻辑演变所产生和构建的文化世界，在俗世的社会历史中建构起自身的现实规定性。一方面，从人的本质力量及其自由向度的意义上而言，理性反映在市民社会的生存逻辑中，就是私有财产的确立、物质利益的需求以及资本增殖的原则，实质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市民社会的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是理性在经济层面上的具体化。马克思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因此，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98]这里的“意识”本质上就是反映在经济层面上的具体化的理性，具体化的理性的现实意义体现在工业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维护，也是一种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印证。理性的力量无非是资本的私有者对无产者的经济统治，反映在国民经济学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敌视人”的理论，理性的具体化及其实践将塑造起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秩序。
另一方面，理性的具体化正是理性的经济逻辑的实现，决定了理性的政治逻辑的建构。也就是说，理性的政治逻辑所体现的就是资产阶级人权的实现和国家的建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99]在恩格斯看来，理性的实践意义充其量还是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启蒙理性的近代实践结果来看，理性的具体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实现。
最后，正是理性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使理性的文化逻辑再次得到提升和强化，理性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取得了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形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了理性的抽象化的特点，使理性王国的统治者的思想抽象化为独立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把统治者的利益描绘成全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掩盖了阶级统治和阶级对立的历史和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0]理性的抽象性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获得了普遍性和虚假性的显著特征。这意味着，现存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是意识形态造就了普遍性和虚假性意义的精神生活过程。对此，揭露理性的文化逻辑及其抽象化的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虚假性，实际上就是对理性的文化批判的直接指向，这恰恰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产阶级文化状况的根本体现，更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的文化进行批判的根本任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批判性分析，实质上在于揭示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化的精神生活过程，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来理解和反思现存世界的文化，揭示旧世界精神文化对人的意识形态统治，并进一步揭示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社会矛盾和找出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批判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批判。
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的思想武器——理性来建立社会，也就是说，根据这种抽象化和具体化相统一的理性所建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实现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的根本意义。根据理性的经济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所建立理性的社会，反倒走向了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面，呈现出理性的价值悖论，事实上只是资产阶级的旧世界代替了封建阶级的旧世界，理性的社会充斥着各种非人性、不自由的黑暗和堕落。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描述中对理性的社会做出了一番深刻的批判：“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和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说，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说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如卡莱尔所说的，现金交易，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101]这幅讽刺画，实质上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层面上对理性的文化批判。
(三)对自由的文化批判
在资产阶级旧社会以及诸多哲学先驱们所构造的“思想的历史”中，抽象化的人性和抽象化的理性决定了抽象化的自由。也就是说，抽象化的自由并非真实性的自由，而是旧世界的文化表征和精神支撑。这绝非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要发现的新世界的真正自由。这种抽象的虚假的自由无疑会引起人们的质疑和反对，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批判的重要对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102]这种自由首先是一种抽象的幻想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形态，实质上是建立在抽象人性和抽象理性基础上的自由。简言之，它就是一种抽象自由、理性自由。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更是要批判这种抽象化的自由在旧世界中所表露出来的现实状况和矛盾，也就是要揭露资产阶级抽象化的自由概念在旧世界中所推行的自由主义。
1.对抽象自由的批判
近代西方哲学先驱们的“思想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通过精神生产而创造出抽象的“自由的历史”。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视域中，自由究其根本是在“思想的历史”中演变的概念的思辨的抽象自由。在唯理论哲学先驱的思想历史中，“自由的历史”最称得上是编造出来的幻想。笛卡尔以自我性的我思为起点的自由、斯宾诺莎以自因性的自然为本体的自由、莱布尼茨以精神性的单子为基础的自由，康德哲学则是以纯粹实践理性为精神实质的道德自由、意志自由。而黑格尔则是，自由在理性的精神中得到了深层的理论建构和极致的思辨发挥。自由在根本意义上是绝对精神的自由，亦即绝对精神自我外化和复归的逻辑进路和概念体系。在这种理性主义的最高境界中，自由体现了理性精神所创造的历史，这种历史是理性精神、绝对知识消灭一切界限而不断证明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和超越性的过程，是自由的文化史、精神史。自由所表征的是哲学精神“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文化世界。然而，一旦揭穿了这一文化世界的秘密，就会发现这一切终究只是一堆自由概念和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文化批判的意义就在于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的现实，——它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因为自我意识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103]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性的文化批判，深刻揭露出理性自由的抽象本质：在理性精神的文化脉络尤其是理性精神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中，自由是指理性的自由，而非人的自由。理性的自由完全脱离现实的人。现实的感性的人只是理性精神所要否定和超越的界限，充其量是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于绝对精神的实体之中。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这种抽象的理性自由，就在于确认和实现人的感性的真实自由。或者说，历史并非是理性通过范畴体系表现自由的过程，而是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自由的过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04]
2.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文化批判，绝非只是对理性自由的理论形态和思辨形式进行质疑和揭露，更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以及政治生活的状态中进行解释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构造抽象的自由概念，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核心价值，反映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就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也就是理性自由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市民社会发现，如果说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有抽象的自由，还有超越传统社会的现实的自由的话，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的经济统治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统治。“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105]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对于他们所批判的旧世界而言，自由充其量也就是在旧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旧世界是资产阶级获得自由的世界。一方面，资产阶级可以根据理性自由的精神构造实现自身物质利益的生存方式。“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106]资产阶级可以自由地进行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开发市场，展现出恩格斯所揭露的那种专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世界，尤其是英国“世界工厂”的“灿烂的前景”。资产阶级经济自由的“灿烂的前景”，亦即意味着无产阶级沦为奴隶的不自由状态。“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107]
另一方面，按照唯物史观的理解，统治阶级的经济自由与其政治自由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必然推进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批判。恩格斯深刻地揭露了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自由竞争的发展必然导致维护这种自由竞争的政治制度。“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108]资产阶级通过建立政治和法律制度来强化和巩固经济自由，也就更加深了无产阶级奴隶般的不自由处境。不妨说，所谓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自由体现的是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主体原则的确立和理性能力的运用。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已扭曲为资产阶级对自由的垄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改变奴隶般的不自由状况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的革命。最后，对于资产阶级还使用关于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自由观念为自己所作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出了批评：“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09]总之，自由在马克思格斯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旧社会，不是抽象的理性自由，就是现实的自由主义。而且，此时资产阶级所向往的自由，已丧失了在反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所展露的文化批判精神。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对旧世界的精神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就是要揭露这种自由的狭隘精神实质，并最终上升到革命的实践来革除这种旧世界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