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革新：近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要义

近代中国的现实境遇，有如马克思所说：“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从那时起，古老的中国被暴力方式卷入资产阶级文明的“世界历史”并由此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改变中国屈辱衰败的悲惨命运，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美好未来，成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现实需要。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就是要在近代中国进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深陷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封建主义统治和桎梏的内外交困之中并由此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深刻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这一系列危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障碍。其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危机，对五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敲响了文化上的“警钟”，是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中最深重的矛盾，这种深重的文化危机既源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演变，也来自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破坏，实质上从文化上反映了近代中国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因此，要在中国真正地批判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必须彻底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危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挽救危亡、革旧图新成为中国人民在近代社会的历史任务。在这一历史任务的现实观照下，在近代中国进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内在地决定了在批判旧文化中建立新文化的现实逻辑——文化批判。救亡与革新成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要义，是在近代人们对旧中国发起文化批判的主题。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纷纷从各自的立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及其深重矛盾进行反思和批判并提出诸多解除中国文化危机、探索中国文化出路的“批判的武器”。但这种“批判的武器”始终未能达成其批判的目的。直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开启，为在内外交困中探索出路的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批判的武器”并提升为革命的“武器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通过经济、政治层面上的变革推动着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建立具有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新中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真正出路，为民族的复兴创造了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