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批判的社会历史基础
恩格斯指出：“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43]也就是说，哲学先驱们在文化批判上所传留的思想材料，固然为后人批判旧世界建立了重要的思想前提，更重要的还是落脚于这些思想前提所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基础。只有在社会历史基础的现实境况中才能找到文化批判及其思想前提的真实条件和源泉，也正是这种真实条件和源泉从根本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实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一系列重大的思想文化运动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脉络中所积淀和延展的文化精神，以及一批批卓著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所创作和传留的思想材料，精彩地演绎了马克思主义履行批判旧世界的历史使命前的“思想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思想的历史”的真实基础和本质：“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4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近代以来的“思想的历史”并非是思想本身所创造的历史，而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精神生产而来的历史。“思想的历史”得以创造的现实根基在于人的物质生产的实践，“思想的历史”归根结底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所产生的历史。在近代西方，物质生产的历史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创造属人类世界的伟大历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生产实践日益相结合的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强烈地撼动着传统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活动，持续地而推动着“思想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也就是说，生产发展、科技进步成为西方近代文化演变及其历史脉络的动力和基础，正是物质生产的改造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为一系列重大思想文化运动以及一批批哲学先驱们提供了现实的历史材料，为人性的张扬、理性的推崇和自由的向往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成为人们反对旧世界的文化批判的社会历史基础。而且，也正是物质生产的改造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以及政治革命的巨大影响，为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现实的历史材料，强烈地促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进步尤其是对改变人类社会的否定性和超越的理解，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的根本的社会历史基础。生产发展、科技进步和政治革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发起文化批判的物质根源、现实促动和社会境遇。
(一)生产发展：文化批判的物质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旧世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于此前的时代而言，开创过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45]马克思恩格斯眼前最震撼人心的社会现实，就是资产阶级社会高度发展的物质生产力。
提供思想材料的哲学先驱们所处的时代，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欧洲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处于“蜗牛爬行的进度”。“14—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它既不是普遍现象，也还不成熟。它只是稀疏地见于地中海沿岸城市。[46]然而，此后的各种大发现以及后来的大工业，彻底改变了“蜗牛爬行的进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47]历经地理大发现、资本原始积累、海外市场开拓等而不断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把西方社会带进了一个资产者所主导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时代。资产阶级无疑为近代西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而且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思想文化和生存方式的重大变迁，造就了“思想的历史”的形成。“思想的历史”的根源就在于“生产的历史”。在这一意义上说，当人们把资产者的时代与中世纪的时代以及此前任何的时代进行对比，不免产生传统被超越、牢笼被冲决、思想被震撼的近乎激进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这样一种历史感和时代感在思想文化上的表达，呈现为革命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资产阶级似乎可以凭借这样一种生产力来实现人性的张扬、理性的推崇和自由的向往。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改变世界、创造生活的革命性的实践活动的伟大体现和结果。正如启蒙哲学家们所推崇的那种能够解释世界和掌握规律的理性一样，在现实意义上说，生产力成为人改变世界的最真实的“理性”。“人类生产史也是革命史。社会发展过程是由一系列革命所推动的，这一系列革命集中在作为社会过程的生产方式的主要变化上。”[48]高度发展的生产力鲜明地表征了人的实践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强烈地展露出对自然之原初状态的否定以及由此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肯定，是对人自身及所处世界持有的一种否定性和超越性的现实指向和能动改造。资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上所起的“非常革命的作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起了“双重效应”。首先，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批判旧世界的最根本的物质力量。正是这种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成了资产阶级批判和否定封建社会的最有力的武器。或者说，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一种最根本的“文化批判”，是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的根本武器。生产力所具有的否定和超越传统时代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特征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上，无疑是否定性和超越性的批判精神。
其次，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立场来看，资产阶级也曾经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不过这个新世界主要是遵循资产阶级的生存逻辑和满足资产阶级的发展需要的世界，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这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世界。实际上也正是这种“非常革命的作用”特别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产阶级的新世界内藏了演变为旧世界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基因，这种基因最终成长为新世界的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就在于激活这种基因并使之最终成长为新的肌体。这样一种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视野，正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及其科学立场的鲜明体现。实质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理解，不是实证性的描述，而是批判性的分析、革命性的批判，是一种辩证的理解——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了否定的批判。资产阶级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在最现实的物质层面上激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存世界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批判思维，这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发起文化批判的物质根源。
(二)科技进步：文化批判的现实促动
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旧世界，它在历史上所发挥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不仅在经济上展现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而且在文化上展现出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引发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共同塑造了一幅革命性的世界图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强大物质力量。“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49]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具有内在的文化精神和深刻的现实逻辑——科技进步。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50]当然恩格斯本人对当时科技状况亦有同感。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彻底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格局。对于科学技术而言，它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建设社会的文化力量，是展现人的实践的革命性力量的文化精神。“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51]技术则是科学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是根据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以及由此总结的科学原理。技术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原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应用，严格来说，是自然科学在工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即科学技术成为强烈改变世界的知识文化力量。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资产阶级时代的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性力量。在这一意义上说，科学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是否定和超越过往时代的积极体现，是人类批判和变革传统的世界模式和生存方式的强大力量，也不妨说是理性战胜神性的重要象征。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还看到，科学技术的特点不仅是革命性的力量，即意味着对社会形态的变革，而且是进步性的力量，即意味着对科技本身的革新，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之在改造自然和建设社会中发挥更为强大的革命性力量。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呈现两大趋势。第一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人类长期以来研究客观世界所取得的成果。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思想层面上对人性的张扬、理性的尊重和自由的向往，同时伴随着在科学层面上对自然的研究、规律的掌握、学科的构建。简要地回顾近代西方科学发展史，科学理论横空出世，在天文学研究上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理论、哲学家康德的星云说。对于康德的星云说，恩格斯作出过高度评价：“在这种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研究家，而是一位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推动的问题被排除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52]此外还有在医学研究上哈维的心血运动论，在物理学研究上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这些科学研究和理论，揭示出自然的规律，释放出知识的力量，充分展现出科学革命的伟大文化意义。“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哲学终于从神学中彻底解放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神学中分离出的近代哲学主要以自然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世俗命题，神学开始降至文化的一个次要地位。”[53]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科学革命，正是对抽象神性和宗教精神强有力的文化批判，也是对人的主体能力的强有力的文化确证，以及人在自然规律面前获得自由的文化象征。就此而言，科学无疑是一种知识性的文化武器，也是一种革命性的文化精神。特别是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达尔文进化论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彻底批判旧世界的新世界观提供了强大的科学依据和思想启发。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更重要的趋势是科学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对此，马克思引证了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的一段论述：“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只要把他们固定在唯一的对象上面，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很容易使这两种能力达到完善的程度。”[54]在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具体层面上看，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只有将科学与资本结合，将机器与劳动结合，也就是将科学及其指导发明的机器设备与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生产劳动结合，才能达到生产实践的“完善的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剩余价值。在这一意义上说，科学不再是观察和研究自然的纯粹原理，而是不断融入和推动物质生产的知识文化。换言之，这就是科学日益技术化，科学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技术应用体系，大大地推进了近代欧洲的工业化进程。科学技术成为内在于生产力并使之巨大发展的极具爆发力的文化要素。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大工业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知识体系转化为机械体系。科学与生产实践的结合、科学日益技术化的现实体现和具体形态，就是机器。具体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这种机器首要是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实践中的蒸汽机。蒸汽机是科学的技术化成果，是科学技术融入生产实践的工业设备。“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可以说是一种万能发动机，能够产生出完全受人控制的动力。蒸汽机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似乎是无限的动力。”[55]正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物质生产中所提供的强大动力，才有了马克思所说的超过过去一切时代总和的生产力，蒸汽机是工业革命的技术核心和发展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56]与此同时，以蒸汽机为技术动力的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还在于科学技术以机器化的形式在工厂内所实现的机器化的劳动，也就是实现了从低效率的手工生产向高效率的机器生产的飞跃。起初，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手工劳动的束缚，而机器的出现则开始改变这一切。“在手工工场里，由于实现劳动分工，整个生产过程就分解为许多极简单的纯机械的动作，劳动工具不断完善和专门化，这就在技术上为制造机器准备了条件；同时，生产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又为大机器的工厂制准备了熟练工人和技术力量。”[57]也就是说，到了工厂实行机器生产的时代，生产实践成为精细化分工和机械化操作的劳动过程。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工业生产对机器的需求以及机器对工业生产的意义，推动着机器的持续改进和变革、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就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更高效率的新机器不断代替旧机器。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察中，机器成为深入透视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重要窗口，而机器的发展揭示了生产发展的技术特征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
在机器持续改进和变革的趋势下，第二次工业革命降临，蒸汽机器实现了向电气机器的飞跃，彰显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再次上演了生产力超越过去的历史剧情。正如恩格斯所说：“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58]可见，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日益结合以及机器日益改进的趋势下，劳动生产率得到革命性的提升，资本才能革命性地创造新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力才能取得超过过去一切世代的历史成就。即便在英国工业革命几近完成之际才工业化起步的落后的德国，也兴起了物质生产的机器化趋势。“1830年后，工厂在德国开始建立，蒸汽机在德国得到广泛使用。德国使用蒸汽机(包括火车机车以及内河航船和拖船)的数量，1850年为1 416台，1861年增加到10 113台。蒸汽机的马力数1850年为26 354马力，1860年上升到184 649匹马力，1870年达到947 000匹马力。”[59]在这一意义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所爆发出来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实质上是科学革命以及据此发明的机器设备与生产实践日益结合而大大提高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效率所创造的经济成果。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及其所促成的生产力发展的巨量性和超越性，使整个世界迅速演变成一个不断否定传统和创造未来的历史潮流，使传统的农业社会急剧地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型。这样一种历史潮流，冲击着世人的视野，更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强烈关注和高度评价，激发出他们对现存世界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批判思维，促动着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旧世界的文化批判和对新世界的探索。
(三)政治革命：文化批判的历史境遇
“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60]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旧世界不仅历经了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还有政治的进展，正是旧世界的生产的发展造就了政治的进展。特别是这一进展中的历次重大革命，从政治上展现了一幅革命性的世界图景。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进展，是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不断斗争的历程。文艺复兴以来在文化领域上对人性的张扬、理性的尊崇、自由的向往，是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批判反映在人权的保障和制度的构建上，就是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的政治革命。在这一意义上说，政治革命是近代文化批判在社会权力变迁上的激进取向。特别是经历了启蒙运动和理性精神的深刻影响，“占主宰地位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陷入了守势，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要求废除王权，建立民主政体，还政于民成为西方社会政体的主流”[61]。政治革命在废除专制王权和建立民主政体上的重大历史影响，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批判的历史境遇。
对欧洲近代社会历史进程影响最大，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最为关注的政治革命，当属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马克思对此予以高度评价：“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62]在马克思看来，两次政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是对传统专制政权的否定和超越，从文化批判的意义上看，是资产阶级的人性、理性、自由的精神武器战胜宗教统治的意义在政治逻辑上的实现。二是对现代民主政体的探索和构建，同样从文化批判的角度上看，是资产阶级的人性、理性、自由的精神规划否定传统社会的意义在政治逻辑上的实现。恩格斯则把法国大革命称为“伟大而彻底的革命”：“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63]从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两次政治革命，至少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既是政治上的胜利，也是文化上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明确一点：政治上的胜利，以及文化上的胜利，归根结底来自经济的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的那句经久不衰、颠扑不破的名言所说：“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4]马克思恩格斯用说明这一历史的世界观——唯物史观揭示出资产阶级时代政治革命的真实基础：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之后导致新的政治统治，成为维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特别是物质经济利益的政治保障。至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的确立，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确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时代从整体上超越了它最初发展出来时的那个传统时代。在这一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时代是一个在批判传统时代中建立起来的文明时代。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解，与对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的理解一样，不是纪实性的历史叙述，也不是赞赏性的心血来潮，而是批判性的科学分析——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了否定的批判，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露其中的深刻矛盾和历史局限。对于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揭露了其历史局限：“‘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65]恩格斯则指出了法国大革命的要害所在：“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66]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的评判，不仅从政治上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而且还从文化上批判了内在于这种政治制度中的理性精神，揭示出理性精神的实质只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资产阶级根据这种理性所建立的政治国家虽然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但仍然会被超越，也就是会在新的社会革命中见证自己“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
(四)空想主义：文化批判的社会影响
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之前，一些思想先驱已经带着某种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对旧世界发起了激烈批判，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些思想先驱展露出在批判现存世界中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思想萌芽，为求取人的自由幸福的生存方式而不懈呼吁，甚至带着美好又天真的初衷将其所设计的人间天堂付诸不寻常的社会试验。早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就用虚构的乌托邦来表达了在未来理想社会中人之自由幸福的旨趣。“总而言之，乌托邦人特别不肯放过精神的快乐，以其为一切快乐中的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他们认为主要的精神之乐来自德行的实践以及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67]在这里，莫尔在乌托邦意义上展现出了一种别致的文化批判精神，与世俗社会对物质欲求的推崇相反，主张精神快乐、自我意识、道德实践对于人的生存的最高意义，凸显出人超越世俗社会的精神自由和主体价值。就此而言，这种文化理解和精神格调丝毫不逊色于近代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先驱们所阐发的文化精神。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空想的描写。
恩格斯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68]其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影响最大，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重要理论资源，以及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的革命给予重要思想启发的莫过于他们所说的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种空想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人们反思旧世界以及向往新世界的努力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在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中的所思所行及其社会影响，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强烈关注和深刻反思，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旧世界和发现新世界的革命立场产生了重大的启发和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用一个专题《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对空想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就标题可见空想主义在他们的批判意境中的重要地位，也充分展露出空想主义者的批判精神。“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69]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来看，以及从这些空想主义者的实际努力来看，空想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行动取向也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空想主义者对现存社会的丑恶和生存的困境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时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和实施方案进行了精心的设想。
1.对旧社会丑恶现实的无情批判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眼中，文明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给人间带来的是苦难和罪恶。对于旧社会的种种人性罪恶、道德堕落和生存苦难，空想社会主义者发起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在欧文看来，过去及当下社会都是没有理性的，人处于不合理的社会生活中。欧文在《新道德世界书》中对这种没有理性的社会给予了激烈的批判：“在现存制度下，财富却变成了奴役大众的根源和人人竞逐的对象，成为各种各样的虚伪、暴力、不义和压迫的原因，从而把人们分成各个彼此仇视的阶级，使一切人的行为非常没有理性。”[70]欧文从失却理性的生存危机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并由此开出了实行革命的理性药方。“一切人的大目标，都是不断获得财富和积累财富，然而由于全世界的人现在所采取的错误的行为方式，人类实际上却在大规模地滥用、浪费和毁坏财富。这一谬误的发现，也是一个时代——迫切希望建立使人人康乐和幸福的人类生存的新制度的时代即将到来的征兆，到那时候必须建立领导人类事业的理性制度，以便根除人类现今的不合理性的行为方式。”[71]傅立叶也对文明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精神枷锁和生存困境进行揭露和抗争。“文明制度的法律，看来确实正像它实际的情况一样，是地狱精神的产物。这些只会贬低美德的法律，使恶习处处得逞，而使人对天意产生怀疑。因为在文明制度的种种叛逆行为中，在工业生产的可鄙的结果中，看不到一点天意的迹象。而这种工业生产对于注定从事它的人来说，乃是一种折磨，使文明制度的人的处境远不如蒙昧制度的人和牲畜。”[72]在傅立叶看来，资本主义的文明进步是使人受苦受难的文明倒退。圣西门则针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后人们的思想混乱和生存困境予以揭露和批判：“美景消失了，人们在牺牲面前却步，越往远看，越感到前途渺茫。……一切权力都被愚昧无知的阶级所掌握，所以政府的工作管理得很不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内战和饥荒造成了普遍不幸。社会的秩序混乱到了极点，精疲力竭的人们企图恢复秩序和甘愿再受统治。”[73]社会现实的丑恶强烈地促动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改造旧社会、构建新社会的文化批判和理性设想。
2.对新社会美好未来的理性设想
空想主义的先驱们批判旧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真正旨趣在于设想新社会的美好。尽管对社会的改造方案各有己见，但都将理性作为批判旧社会和规划新社会的文化基点和精神武器。三位空想主义者对文明社会的批判是一种基于理性的文化批判，并通过这种理性文化批判来展现人类实现了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王国。在欧文看来，要改造旧社会，就必须通过消除人的无知，树立人的理性，从而消灭人间的罪恶和丑陋，建立新的理性社会。这实质上是一种主张思想改造的理性革命立场和文化批判取向。欧文在《告劳动阶级书》中的慷慨陈词对表达空想主义的文化批判旨趣可谓是恰到好处：“世界以往各个世纪都只出现过人类非理性的历史，到现在才开始向理性的曙光、向人类心灵将要获得新生的时代前进。”[74]圣西门则从反对暴力革命、崇尚发展实业和政治改革的立场来强调理性对于文明发展的意义。圣西门对暴力革命的反对在于指责革命本身缺乏理性。“这种革命的暴力，大部分来源于对支配文明的发展的自然规律的完全无知。”[75]相反，人们应该运用理性来改革社会。“不应当夸大理智对人的行为的作用。但是，论点的力量所发生的作用，显然大大超过了人们至今的预想。人类理性的历史证明，在被联合起来的人们大力反对的改革中，往往是全靠这种力量克服了人们的反对而决定了变革的成功的。”[76]圣西门还信誓旦旦地对法国民众宣布自己构建新社会体系的改革愿景：“我已设计出这种体系。此外，我也发现了不必打乱现有的社会体系而向可以满足你们的一切合理愿望的社会体系过渡的办法。我即将接着发表本书所应依据的观点。我的起点是宪章；而我的终点，则是最有利于道德、一切实证科学、艺术、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社会秩序。”[77]圣西门力图通过理性设计和改造新社会来展现出一个人们能够实现文化解放和经济发展的美好景象。
傅立叶对旧世界的批评和讽刺犹如文化利剑，与欧文则有异曲同工的批判立场：“文明制度在各方面已经成为理智的迷途，在各方面都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但是，为什么还不努力去发现新的社会制度呢?”[78]对此，傅立叶的批判和设想则比前两者更进一步，即超越理性的阻碍而进入情欲的范畴来思考如何构建幸福人间的问题。傅立叶指出：“情欲引力是自然界在思考能力产生以前提供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尽管受到理性、义务、偏见等的阻碍，仍然是一种持续而顽强的力量。”[79]傅立叶认为只有情欲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新社会应该是人在情欲发展中获得幸福的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傅立叶所设想的新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这种情欲全面发展的幸福生活。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这些空想主义者的伟大之处，还在于空想主义的理论也曾为了发现新世界而发起过空想主义的实践。早在1795年，欧文就以“查尔顿公司”的形式开始了这种实践，此后不断扩大建立新社会的试验。1825年10月，欧文在资本主义的土地上进行了非凡的社会试验。“欧文和他的追随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向一个教派购买了哈蒙尼地区的3万英亩土地及土地上的建筑物。欧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公社，名叫‘纽哈蒙尼’——‘新和谐公社’。公社完全按照欧文的设想，实行财产共有、权利平等，人人尽最大努力劳动创造收益，人人得到最好的教育和福利，有1 000余人参加了试验。”[80]试验失败后欧文继续在墨西哥进行公社试验，最后致力于对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活动。1832年傅立叶也曾在法国领导过“法郎吉”的社会实验。空想主义作为一种空想的理论和实践，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尝试了一次又一次创建新社会的实验，在其“批判的成分”和“宝贵的材料”中展露出关于人性、理性及自由的价值旨趣和文化精神。
总的来说，最受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和批判的空想主义，无疑也展现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理论逻辑和行动取向，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强烈关切和对人的自由幸福的自觉追求，更是推出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性设计。从这一意义上说，空想主义充满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批判精神。当然，这样一种文化批判精神，本身就需要批判，因为其要害在于空想的性质最终消弭了批判的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81]空想主义者们不仅囿于对美好社会及其改造方案的幻想，还表现出对阶级矛盾和革命实践的轻视。这就导致了空想主义者最终泯灭了批判的真实力量，根本无法形成彻底批判旧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文化武器，也无法找到彻底改变旧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空想主义者的文化批判将交给真正的革命者重新锻造为变革旧世界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