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
“近代以前，中国文化自成一系，始终以独特的方式蜕变。但是，这种方式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鸦片战争前后，国本动摇、国力衰弱，打破了中国士大夫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2]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历程形成了悠久厚重的文化，凝结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国文化是产生于又内在于本土实践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精神性存在及其过程。到了近代，被视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文化卷入了对抗性矛盾主导下的现实境遇。
(一)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现实境遇
任何成体系的文化都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则是在数千年长期历史中不断形成发展和累积沉淀而来。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汉，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基础，特别是从唐宋到明清之际，中国文化不断发展成熟并总体上达到相当高的程度，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盛世，也深固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根蒂。同时，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也在自己的历史土壤中不断生根发芽和形成发展，特别是西欧14世纪以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动着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更创造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特质。正是这几百年的时间，中西文化之间的发展差距显现，中国传统文化盛极而衰，西方近代文化强势兴起。
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文明方式所开创的近代“世界历史”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不断进入甚至侵入了由盛转衰的中国文化，使康乾盛世后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中国文化遭受到一种异质性外来文化的正面强烈冲击，特别是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由此引发了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并最终演变成深重的文化危机。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盲目自信被重创，士大夫心中的上国尊严被践踏，五千年文明的东方大国被西方殖民主义轮番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军事上屡遭惨败，在政治上屡遭丧权，在经济上屡遭劫掠，由此在思想上屡遭冲击，古老的中国文化从历史之大变局中、从民族之危急存亡中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强势、优势、胜势。“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危机。”[3]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实质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文化危机。
从前述关于文化矛盾的基本理论来看，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到了近代社会，本土文化自身内部积累了陈腐因素以及在自身外部遭遇了消极因素。本土文化内部的陈腐因素，是指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已经存留的诸多腐朽落后的文化成分，成为妨碍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文化障碍。本土文化外部的消极因素，是指到了近代，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的文明扩张中已经遭受到外来异质殖民的文化冲击，成为打破中国社会传统格局和生活的文化挑战。从中西方文化发展的对比上看，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兴起，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革新，而中国近代文化的盛极而衰，实质上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文化困境。在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主要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推行资产阶级文明过程中引发的异质性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和对立冲突。同时，正是在资产阶级推行自己文明的“世界历史”中，从中国本土文化内在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强烈地遭遇着现代化的重大新课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按照既有的传统方式进行蜕变延续甚至原封不动，抑或是按照新近的现代方式进行新陈代谢甚至除旧布新，是解答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重大历史语境，是解决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重大现实境遇。简言之，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深刻地体现了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
从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之前，西方文明扩张带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本土固有的传统封建文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外在的文化矛盾，中国文化的传统固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进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内在的文化矛盾。总的来说，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源自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实质内容上是中国新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要义是通过批判西方文化进而反对殖民主义的外来入侵，通过批判传统文化进而反对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同时通过批判西方文化进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内在进化，实质是在批判现代化中实现现代化。
(二)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社会根源
从近代中国国情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实质上就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反映，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所决定的，是近代中国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在文化领域上的对抗性形式。这意味着，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殖民主义掠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殖民主义侵略，就不会出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简言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推行、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直接的社会根源。
当然，倘若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入侵之际能够以本土所孕育的文明成功地解除内外交困、掌控千年变局，能够按照自己的文明方式或以某种现代化的文明形态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有效地抵御甚至打败西方殖民主义，那么也根本不会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因此，近代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落后状况，是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最基本的社会根源。近代中国文化矛盾所反映的现实境遇，就是在落后的物质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落后的精神文化状况。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从中国本土文化内在发展的现实逻辑来看，近代中国落后的思想文化状况，归结于长久以来的传统物质生产方式。这种传统物质生产方式，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物质生活方式。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春秋战国后期起至近代，这种传统物质生产方式在中国社会扎根和延续了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作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男耕女织、铁犁牛耕的小规模生产活动，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真实写照和根本特征。在这一意义上说，自秦代两千多年以来的古代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物质生产方式，意味着广大农民的物质生活方式是囿于狭小宗亲范围的个体需求导向的农业生产而贫于面向广阔交往范围的社会需求导向的商品交换的日常生活过程。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适应了封建专制社会的发展，成为封建阶级构建宗法一体化结构进行大国统治的现实基础，也成为封建专制社会在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稳定、思想上严控的现实基础。“一体化强制曾带来了古代中国的高度繁荣，但它同时也使这种社会结构荫蔽在一种历史的阴影之中。它把一个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社会结构固化了，使中国封建社会沉浸在一种烂熟的文明中而失去了对新生活方式的追求。它那强有力的控制力量，有效地遏制着新生事物的萌芽。”[5]再加上长久以来封建朝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从政治上加固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物质生活方式从而也反过来加固了封建阶级的政治统治。这样一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化趋势沉重地压制了革新化取向，实质上就是压制了反对封建、走向现代的社会变革趋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革新因素。尽管传统农业物质生产方式在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走向解体，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落后的传统物质生产方式仍然沉重地压制着整个社会的革新化取向。
根据上述分析，从唯物史观来看，近代中国的传统农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产生农民的小农意识，传统农业经济产生传统农业文化。这种传统农业文化，是产生于又内在于人们的传统农业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精神性存在及其过程，是一种与狭小宗亲范围的个体需求导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活动。在近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生活决定了广大民众的意识状况，由此构成了保守性的、宗法式的思想文化，融通了专制社会的伦理本位与非主体性相统一的意识形态。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直采取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严重压制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进取，这无疑从意识形态统治上助长和加固了保守性的、宗法式的传统农业文化。这意味着，近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被强制而又安于物质匮乏和精神落后的生存困境之中。这种小农经济及其小农意识严重限制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束缚了人们革新进取的精神、贬抑了人们自我扬弃的向度。生活在血缘与地缘交织而成的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农民自然会形成保守性的文化特征。[6]这种保守性特征使得人们难以适应“世界历史”时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强劲趋势。与其相比，在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的五百年，西欧国家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市民社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最终导向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实现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也正是西方国家这种工业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产生了现代工业文化，在这几百年间出现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实质上就是根源于资产阶级现代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工业文化，这是一种与广阔世界范围的资本增殖导向的工业生产和现代交往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活动，亮出了张扬人性、尊崇理性、向往自由的“批判的武器”来否定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并由此建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思想文化，从社会形态演变的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开放性、革新式的思想文化。这种工业社会的思想文化的现实意义犹如马克思所形容的那样是资产阶级呼唤出了魔鬼的法术。
就此而言，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是传统农业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在资产阶级文明时代的“世界历史”中趋于衰落保守的传统文化与日益强势进取的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是生存于传统社会之人及其主体特征与生存于现代社会之人及其主体特征之间的矛盾，而这实质上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封建政治制度与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三)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多重表现
从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社会根源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矛盾，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推行到中国封建农业社会所造成的两种异质性文化之间的严重对抗以及中国文化内在发展的剧烈变迁。“文化是以观念为内核的人的精神生活状态，有其社会性、民族性、时代性，产生于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形成传统，发展变迁。中国数千年间逐渐形成的以儒学为主、融合道佛的文化传统，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发生嬗变。”[7]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旧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文化模式的型变、文化资源的匮乏、文化内涵的混积、文化心理的冲突、文化方向的偏差，强烈地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1.文化模式的型变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就是旧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资产阶级文明推行中被动地畸形地从封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文化模式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模式。这种型变的要害在于被动和畸形。所谓被动和畸形，是指与西方文化模式型变相比，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是在被西方殖民主义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并屈从于殖民主义强权下的封建主义文化模式远未型变，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文化模式也远未成型的“半”文化形态，而不是西方国家那种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取代封建主义文化模式进而实现文化现代化甚至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也正是这样一种被动畸形的文化模式型变，体现了近代中国深重的文化危机。同时，从近代中国文化矛盾的内在逻辑来看，深重的文化危机是由深重的政治危机直接促动的，文化危机直接促发了人们的文化觉醒从而为克服政治危机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也由此促发了文化转型。在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文化模式的型变，首先是在救亡图存中所遭遇的文化危机，也是在克服文化危机中所带来的文化转型。“所说的文化转型，是指从近乎封闭式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以孔子与儒学定于一尊，严重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到开放式的，与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否定一尊的权威，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8]
2.文化资源的匮乏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反映在人民的现实生活过程，就是物质生活资源匮乏条件下的精神生活资源匮乏。“当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但是，没有足够多的新式生产部门可以吸收他们。他们的多数人只能重新挤入密集的农业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条件下再次组合成自然经济。”[9]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贫困的物质生活，再加上清政府所奉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教化，造成了文化资源匮乏的现实困境。
3.文化内涵的混积
数千年文明的古老中国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支撑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文化传统，为世界文明的进化贡献了丰富厚重的文化资源。丰富厚重的文化资源也难免混积了积极向上和消极陈腐的文化内涵。“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菁华，毫无杂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不少领域有过令世界羡慕的创造，但也沉积下不少文化杂质。”[10]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内涵。然而，作为封建朝廷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的文化轨道上沉积了“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主导下的陈腐消极文化因素，在日趋烂熟的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的传统社会形态下失去了主动应对“千年大变局”的文化自觉和革新精神，反而迫于外来入侵的先进文明而回归儒学范畴中寻求济世救民之方并强化了儒学本位主义。“随着对历史经验的不断总结，儒学也就愈能自圆其说。这样，儒学又有陷入相对封闭和自我满足的可能。简言之，儒家文化自身难以产生否定自我的新文化。”[11]因此，近代中国被动畸形的文化模式型变使儒家文化的内在矛盾更加尖锐，使传统文化的自我扬弃更加紧迫。当然，这种根源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固然具有受制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守旧主义、本位主义倾向，但数千年来的自然经济，曾为古老中国创造了发达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一漫长的自然经济历程使得中国劳动人民深入习得了改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相统一的和谐型的生存方式，也由此习得了融入大自然来创造大智慧的包容性的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中华民族产生了特有的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符合的发达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又成为支撑它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平、包容，重国家、重集体、重亲情、重友情，这些是长期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哺育的结果。”[12]对此，混积的文化内涵亟待“扬弃”。
4.文化心理的冲突
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反映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上，是长期处于本土传统文化模式的人们面对异域现代文化模式所激起的复杂性甚至对抗性的思想和情感。在这一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充分体现在人们基于本土古老文明所形成的自我优越感与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引发的现实挫败感之间的心理冲突。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外来的文明不仅展现出一种与自身相异的现代工业文化，而且展现出一种实际上碾压自身文化的优势文明。复杂交织的陌生感与挫败感强烈地冲击着在烂熟的本土文明中产生的传统文化心态。随着西学西风的持续传入和广泛影响，对于中国广大民众而言，也开始呈现出从排洋性的文化心理到学西方甚至媚洋性的文化心理的渐变。“无论是主动的抉择，还是被动的转变，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端守旧的文化心理观念被抛弃。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只有真正向西方学习才能摆脱危机。”[13]这种渐变实际上反映出中西文化之间矛盾日益鲜明的演变，一方面有助于形成以“他山之石”来攻玉的开放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全盘西化”的重要心理基础。
5.文化方向的偏差
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基本趋势来看，在“大变局”之下的文化方向主要有固守传统的文化方向、中体西用的文化方向、全盘西化的文化方向、革命改造的文化方向。然而，近代中国社会遭受着被动畸形的文化模式型变，既无法固守本土传统的文化轨道，也无法嵌入西方现代的文化进程，由此而来的中西文化矛盾、新旧文化矛盾一直是制约着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因素，中国在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近代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专制社会中发挥了主控性的意识形态作用，充当了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役的精神工具。在这一意义上，专制统治下的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充实精神生活、实现文化解放甚至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障碍。“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秦汉以来不断巩固和加强的封建专制主义，包括政治上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主义。”[14]近代中国的文化矛盾突出地表现为文化方向的严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