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
“到1900年马克思主义已证明是西欧的一支主要社会力量，不久又成为东欧的一支主要社会力量。大约在1900年至1920年这2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西欧的工人阶级在人数上已大大增长了并准备履行马克思提出的革命职责。”[71]履行这一革命职责的批判理论，就是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延续了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历史进程。相对于马克思理论而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变化就在于构建了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理论，对西方革命进程中的文化问题进行独特的批判性分析，把解决文化问题视为批判旧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以文化批判作为革命实践的内在逻辑，又以革命实践作为文化批判的现实导向，明确把文化批判理论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其实质在于用精神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来促成现实意义上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呈现出“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的取向，展现了脱离物质层面的变革而注重精神层面的变革来批判旧世界的文化转向，诉诸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把理论意义上和主体意义上的文化批判视为变革旧世界的真正基础和决定力量。阶级意识、哲学精神、文化霸权、希望思维，构成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本质内涵，是对旧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核心范畴和理论武器，强烈地开显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
当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判取向，不仅是其对西方革命进程所形成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思考，同时也是其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所做出的理论斗争和文化批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修正主义正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重大变化的另一表现，是第二国际以反对暴力革命和批判马克思思想为实质的理论倾向。其中，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和平进化论就是这一修正主义的典型。“爱德华·伯恩施坦对原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核心持有异议，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没有阶级战争和革命暴力的条件下也会逐渐不知不觉地向社会主义前进。”[72]修正主义的理论要害就在于反对马克思的革命立场，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形势，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的革命实践取向，进而提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革命的立场，正是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展现出文化批判的理论锋芒，着力于开显马克思理论中所蕴含的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主体维度和批判精神。
(一)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物化批判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都视无产阶级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力量。然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文化批判的理论进路来唤起这一革命力量。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新世纪发达工业社会中的新问题出发，深刻揭露了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所遭遇的物化现象，这种物化现象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以及压制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实际上也就是妨害了无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对此，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卢卡奇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理论，展现了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总体性力量来克服和超越物化生存困境的批判向度，力求通过建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意识革命的文化进路来激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扬弃无产阶级物化的生存困境，促成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旧世界的历史行动。
1.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批判
马克思早期在对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文化批判中，就已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无产阶级所处的异化困境，通过对异化的批判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旧世界的革命精神。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卢卡奇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批判异化的思想，对西方工业社会的物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卢卡奇揭示了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异化状态，特别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所遭受物化困境——劳动异化和生活异化。卢卡奇指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73]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主要体现在人的商品化和孤立化。商品化，实际上犹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现象那样，工人沦为被消费的商品，人的主体性被物化为物的客体性，主体的活动变成了客体化的过程。工人一旦被商品化以及进入被消费的过程即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过程，则陷入了劳动异化。在卢卡奇的文化批判视域中，处于劳动异化中的人，实际上就是处于孤立化的物化状态，人在被切断的“有机”生产劳动过程中以及在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变成“孤立的分子”。无产阶级的意识被合理化、机械化的分工和劳动过程所割裂、所物化。而且，卢卡奇还发现，工人的物化状态蔓延为整个社会的物化困境。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劳动异化也“合理”地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生活异化，造成了物化的生存方式，处于非人的生存困境之中。“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必然要服从它的制造者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是非人的，是物化的。当然，仅仅无产阶级的存在就是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判、否定。”[74]卢卡奇对无产阶级生存困境的剖析中展露出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
卢卡奇通过对无产阶级劳动异化和生活异化的剖析，还认识到物化不仅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还深入人的心理人格。“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75]在此可见，卢卡奇已经隐约地表达了心理机制批判的理论向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物化现象对人的精神生活过程的深层破坏。在卢卡奇对物化的文化批判视域中，物化所造成的劳动异化、生活异化甚至心理异化，其要害在于破坏和阻碍了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力量”——阶级意识。“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76]这里所指的意志，实质上就是作为无产阶级主体力量的阶级意识。因此，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批判，其直接意义就在于达到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生成。
2.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重视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卢卡奇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范畴，是对物化进行文化批判的根本武器，是用以克服物化困境的根本力量。在这一意义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其实质上是一种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批判的武器”，但在对物化的文化批判中却达到了马克思所指的“武器的批判”。“因为它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对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不是一面扛着去进行战斗的旗帜，不是真正目标的外衣，而就是目标和武器本身。”[77]在卢卡奇的批判视域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非唯心主义的意识，而是象征着总体性的主体力量，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因为破坏对总体的考察，就要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行动，实践——马克思把实践的要求放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首——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但是，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把握和冲破，而且只有本身是一总体的主体，才能做到这种冲破。”[78]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的真正危害，就在于劳动异化和生活异化对无产阶级主体性的破坏以及对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的破坏。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卢卡奇用以批判物化现象和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是以主体性为内在逻辑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力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越，是对物化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否定和超越。
这种具有总体性原则的阶级意识，正是批判世界和改变社会的真正武器，甚至是革命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力量。“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79]由此可见，同样是为了变革资本主义，然而这种立足于精神文化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批判方式，实际上已经偏离和变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物质生产意义上的革命实践的批判方式，展现出一种特殊的批判维度：“批判的武器”可以发挥“武器的批判”的现实作用。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意义所在。当然，对主体性的阶级意识的凸显，对精神性的“批判的武器”的重视，并没有因此导致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的偏离，反而恰恰是为了促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只不过是换成了“批判的武器”的方式来达到发挥“武器的批判”的作用而已。变革资本主义的实践，是阶级意识否定和批判物化现象的现实取向。
3.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促发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实质在于促发无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革命实践是文化批判的现实指向和根本任务。对于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卢卡奇明确指出：“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80]这意味着，阶级意识作为一种否定和批判物化现象的总体性原则，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才能真正发挥否定和批判物化现象的现实作用。同样，无产阶级本身作为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主体，也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真正发挥改变物化世界的现实力量。“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81]在这一意义上说，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物化批判，实质上是以革命实践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把对物化现象的文化批判落脚于对整个物化世界的革命实践。在革命实践的问题上，卢卡奇专门批判了那种否定革命并体现出“资本主义永久存在下去的论点”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企图“通过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实质上是背离革命实践而倾向于维系资本主义的错误立场，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批判精神。
可见，尽管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夸大了主体性的阶级意识的革命意义，把意识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把对旧世界的批判建立在意识革命的文化基础之上，甚至由此带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但阶级意识的过度强调恰恰是为了促发受制于物化世界的无产阶级否定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始终坚持通过革命实践来发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所具有的否定和批判物化世界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意义。在这一意义上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布洛赫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化批判立场可谓是殊途同归，最终落脚于无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
(二)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具有“真正批判的世界观”，作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新哲学，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中蕴含着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和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否定和批判现存世界的科学理论武器，能够真正掌握无产阶级并由此转变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在文化层面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事关无产阶级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成败。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科尔施展现出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批判
“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长期的纯粹进化的发展时期结束了，一个新的革命斗争时代开始了。由于阶级斗争实际条件的这个变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了危机阶段的日益增长着的迹象。”[82]这种迹象就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遇到了文化层面上的重大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危机。这场危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内部的修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和哲学内涵，特别是否定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用虚无化、实证化的非批判性态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致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革命意义。对于这一哲学危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柯尔施的哲学批判担负起了克服危机的使命。柯尔施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和哲学内涵的错误立场。“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83]柯尔施更是鲜明地批判了无产阶级阵营中与此相一致的错误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关系上的这种纯粹否定的观点——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学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显然一致的看法。”[84]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还把马克思的理论硬说是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公认为一种没有哲学内涵的理论。
在柯尔施看来，否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和哲学内涵，必然会招致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危害。对于理论上的错误，一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就会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空缺，这一空缺就会被所谓的文化哲学来“补充”，实际上就是被唯心主义哲学所“补充”，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立场。对于实践上的危害，一旦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就意味着取消了哲学所具有的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的批判精神，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反映在现实意义上就是阻碍了无产阶级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革命实践的取向将被扭曲为改良主义的立场。“这些歪曲或扭曲可以用一个包容一切的公式概括起来：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这些批判按其本性来说，不再必然发展为革命的实践；它们同样地能够发展为各种各样的改良企图。”[85]这种后果，就相当于颠倒了马克思的革命立场，反而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在此，卡尔·柯尔施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样，反对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坚持革命实践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的揭示和批判，就是为了恢复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和哲学内涵，以哲学批判的方式促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2.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恢复
面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危机，柯尔施哲学批判的直接任务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资本主义的否定性和超越性的维度。
为了从理论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及批判一切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错误倾向，卡尔·柯尔施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哲学精神的问题，最佳方式就是用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观点来回答。在这一问题上，柯尔施特别选取和发挥了马克思在哲学批判上提出的最彻底的观点——消灭哲学。这是因为，对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眼里，直接把消灭哲学误解为废除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86]按照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没有哲学内容的理论。柯尔施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引用了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话语表达，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批判意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87]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革命性的哲学批判，把对旧世界的哲学批判最终落脚于对旧世界的革命斗争。柯尔施重申和强调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观点，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恢复，还建立了另一条哲学批判的进路，就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及其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柯尔施在对修正主义的哲学批判中指出：“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全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碎片。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88]在柯尔施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是反总体性的理论倾向，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相脱节、相分离，实质上就是停留在非辩证的理论原则上，取消了批判性的革命实践取向。因此，柯尔施对这种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倾向的哲学批判，就是要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辩证法的哲学精神及其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正是辩证法的哲学精神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性理解和整体性把握，从而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的理论性批判与革命性实践的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理论，更是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精神。柯尔施指出：“它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89]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恢复特别是对总体性原则的彰显，柯尔施的哲学批判强烈地表达了对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取向。
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通过革命消灭产生旧哲学之社会根源的实践性的批判方式。柯尔施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观的批判，其根本意义是要恢复和彰显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批判所具有的革命实践的现实逻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来推动“武器的批判”——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及其哲学批判的意义，就在于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立场。“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90]柯尔施实质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立场上表达了自己变革资本主义现存世界的革命取向和批判精神。最重要的是，柯尔施的哲学批判不失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批判持以相同的立场，把对旧世界的文化批判与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哲学掌握无产阶级，哲学成为现实。从而把革命性的哲学批判转化为革命性的实践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层面的变革中达到对精神生活层面的变革。“应当由作为工人阶级的哲学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去同这种意识进行斗争。只有当整个现存社会和它的经济基础在实践上完全被推翻，这种意识在理论上全部被取消和被废除的时候，这一斗争才会结束。‘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91]柯尔施在此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就是要在消灭现实中消灭哲学，是彻底变革旧世界的哲学革命。
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批判，在坚持改变世界的革命立场的基础上，开显出实现无产阶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价值旨趣。在柯尔施看来，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遭受的压迫和奴役，就是丧失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自由。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奴役人，还在精神生活过程中压制了人的自由。因此，哲学批判和革命实践的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摆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异化，重构自由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柯尔施提出了社会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不仅要建立政治领域上的专政，还要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专政。“‘意识形态专政’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意识形态自身的物质的和观念的原因，从而使它自身既没必要存在也不可能存在。”[92]柯尔施所指的意识形态专政，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政治批判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突出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精神压迫的否定和反抗。意识形态专政的意义在于否定和批判现存世界的精神文化状况，并在批判和变革整个旧世界过程中使意识形态专政本身失去存在的意义。那是因为在一个消灭了精神压迫的新社会中根本没有意识形态专政的对象，从而也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专政。可见，柯尔施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专政充分展现了革命性的文化批判精神，也表达了对人的自由生存方式的价值追求。“尽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有所谓的‘民主’和‘思想自由’，但肉体和精神上受压迫的雇佣劳动者还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具体规定。随着这个专政一起，对‘意识形态专政’的需求与共产主义方法和世界观本质上批判的和革命的性质之间明显的矛盾将会消失。社会主义，无论从其目的还是从其手段上说，都是一场实现自由的斗争。”[93]
(三)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物质上统治和支配着整个社会，而且在精神上也统治和支配着整个社会，控制和主导着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发展的过程。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葛兰西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从西方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深刻地揭示和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对人的精神统治和文化霸权，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展现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精神，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文化武器。
1.对西方市民社会的新认识
葛兰西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与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方式一致，从西方市民社会的特殊情况出发，是在对西方市民社会的新认识的基础上所展现的批判理论。
在葛兰西看来，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结果的差异，其现实根源在于东西方市民社会之间的重大差异。葛兰西指出：“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94]这意味着，东方国家没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发挥稳定作用的内在支撑，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在动摇时市民社会发挥了稳定和支撑的作用，市民社会成为国家维系政治统治和抵制革命力量的社会屏障。这意味着，如果政治革命要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首要任务就是消除作为堡垒和工事的市民社会。
对此，葛兰西变造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市民社会作为私人经济活动领域的基本观点，将市民社会视为与政治国家并行的一种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95]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葛兰西对西方市民社会的新认识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发挥了文化霸权的作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国家发挥了政治统治的作用。其中，文化霸权所体现的就是国家对无产阶级的精神统治。正是因为这两个上层建筑共同发挥作用，严重阻滞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行动。因此，反对和批判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反对和批判精神文化上的统治秩序，与文化霸权相抗衡，夺取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决定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进程的精神文化基础。
2.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新进路
鉴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特点，葛兰西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就是要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文化霸权相抗衡，瓦解资产阶级国家背后的文化堡垒，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在葛兰西看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实现政治统治，不断强化精神统治和文化支配的职能，充分利用市民社会来构建精神统治的文化霸权。“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它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96]这说明，正是西方国家具有伦理、道德、教育的文化职能并由此掌握了统治民众的文化霸权，才能有效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是造成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无法成功的症结。在关于文化霸权这一点上，卢卡奇也做出了说明：“资产阶级无疑占有政权、知识、教育和经验等等的优势，而且只要它还是统治的阶级，它就将继续占有这些优势。”[97]因此，夺取文化领导权成了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新进路。
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批判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革除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所遭受的精神统治，葛兰西特别关注和强调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斗争上的作用，特别重视和培育“有机知识分子”。按照葛兰西的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及其对民众的精神统治，是统治阶级通过传统知识分子以同化和征服民众的思想，从而构建起思想文化上的霸权。这种知识分子是国家行使霸权职能的“代理人”。这决定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必须针锋相对地构造属于本阶级的以争夺文化领导权为己任的有机知识分子，才能形成无产阶级的文化力量来批判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有机知识分子成为反对文化霸权和夺权文化领导的重要主体。葛兰西不仅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在批判文化霸权中的知识性，更重要的是强调有机知识分子在革命进程中的有机性。这种有机性，就是体现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和革命实践相联系、相结合，把知识性的文化转化实践性的文化。葛兰西对此做了深刻的论述：“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98]也就是说，有机知识分子的根本作用，就在于运用其知识来启发和武装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掌握批判和变革现存世界的文化认知和理论精神，从而使知识形态的文化转化为能够改变世界的群众形态的文化、革命形态的文化，使面向革命的现代文化成为人民群众以及整个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有机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种文化领导权的作用下从思想文化层面上促成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这实际上正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旧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真正作用。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无疑是对马克思关于理论掌握群众的观点的推进和运用，充分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文化批判向度，在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立场上充分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有的总体性原则。葛兰西通过对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独特阐发，进一步形成和展现了实践哲学的批判意义。
3.对实践哲学理论的新阐发
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面向革命的文化实践，归根到底是为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这一意义上说，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就是以实践哲学为理论精神的批判理论。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展现了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理论的新阐发。
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反映了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实践性理论，具有实践哲学的独特内涵。实践哲学，并非关于实践的哲学思辨和理论法则，而是关于否定和批判现存世界的实践精神、实践取向。葛兰西明确指出实践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维度：“实践哲学在开始的时候，不得不呈现出一副论战和批判的样子，把自己表现成现存的思维方式和现存的具体思想(现存的文化世界)的替代。所以，它首先必须是对‘常识’的一种批判，尽管，在最初它把自身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上，以便证明‘人人’都是哲学家，因而，也就不是把科学的思维方式引进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来的问题，而是对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革新，并且使之成为‘批判的’这样的问题。”[99]在这一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根本要义，不仅是对现存世界及其文化的哲学批判，更是一种实践批判即革命。
根据西方革命的实际，葛兰西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任务：“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100]换句话说，这两项工作分别是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对于第一项工作而言，这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及其各种文化职能、文化形式的否定和批判。在此，葛兰西用实践哲学对一种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思辨的旧哲学进行否定和批判。“实践哲学却正是通过新的辩证法来实现和表现对旧哲学的超越的。”[101]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体现了在批判旧哲学中建立辩证法哲学的发展进路，也充分展现了实践哲学的辩证法内涵及其对现实矛盾的批判性向度，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揭示现存世界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葛兰西在宗教批判中指出宗教是以神话形式来调和现实矛盾的最大的“乌托邦”“形而上学”，充分展现出马克思“批判的武器”对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的特点。
在实践哲学的批判视域下，葛兰西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并以此使自身成为对现存世界的自觉的批判力量。“随着群众性政党的扩大以及它们同群众自己的本质生活(经济—生产生活)的有机结合，使得据以把大众的感情标准化的过程，不再是机械的、偶然的(那是由环境因素和其他东西的制约所产生的)，而变成自沉的和批判的。”[102]同时，也是在实践哲学的批判视域下，葛兰西也指出哲学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使实践哲学在与群众的结合中转变为群众的思想，实践哲学由此转变为掌握群众而进行文化批判、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性的哲学。正如葛兰西所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哲学活动不能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我们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103]可见，葛兰西不乏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的哲学立场，也不乏马克思关于“武器的批判”的革命精神，致力于通过文化上的战斗来实现对旧世界的批判。
(四)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
马克思所说的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不仅表达了改变现实的批判精神，也展现了走向未来的超越精神，蕴含着一种在否定现存世界中走向未来世界的理想维度。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布洛赫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充分建构和开显了这样一种批判性、超越性的理想维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旨在改变资本主义以及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革命精神，以希望作为根本理论范畴来变造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变革旧世界和建立新世界的批判逻辑，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诉诸文化革命和意识革命的批判进路上的重要内容，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
1.基于希望的超越性的哲学
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革命的胜利以及人的自由的实现，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生成以及无产阶级对于意识革命的文化自觉。在布洛赫的文化批判视域中，希望是人的主体性以及无产阶级的意识革命的根本理论支点，是人们超越现存世界的文化批判精神。恩斯特·布洛赫以此展现了基于希望的超越性的哲学理论。
恩斯特·布洛赫指出：“希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它驱散迷雾，劈开混沌。”[104]希望，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期盼和向往，而是人们批判现存世界和发现未来世界的积极活动，其文化意义所象征的是人们对当下持以超越性理解的思维。用布洛赫自己的墓志铭来说就是“思维就意味着超越”。[105]希望就是超越性的思维，并以超越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和理解现存世界，实质上正是对现存世界的否定和批判。而且，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思维所具有的超越性，不仅展现出批判旧事物的维度，更展现出指向新事物的维度。“现实的超越决不是单纯的狂热和抽象的想象，亦决不是进入我们面前的真空地带。相反，这种超越包含着一种新东西，这东西正是在动荡的现存东西中被中介的东西，尽管为了显露自身，现实的超越最极端地要求指向新事物的意志。”[106]在这里，布洛赫实际上用希望哲学的理论方式重新表达了马克思关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观点。对于这种超越性的希望思维而言，当人们以希望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生存方式，也就意味着以超越的思维来重建自己的生存方式。希望已不只是一种主观性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内在于并支撑着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结构，甚至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意味着，人有了希望，才获得了改变困境和持续生存甚至变革整个现存社会的根本动力，也才获得了构建新的精神生活过程的根本意义。对此，布洛赫把希望喻为“白日梦”并借此说明了希望的现实意义：“没有白日梦，任何人都无法生活……实际上，白日梦使人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意味着人的知性变得更明晰、更专一、更好地认识事物，并且更出色地中介进程中的事物。因此，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107]布洛赫提出希望的思维、超越的思维，是在马克思理论中形成的自觉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希望思维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上。“这种思维乃是腐朽的代替物，亦步亦趋的代理人，即反动地、图示化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废物，这种思维势必排挤新发现的东西。与此相对照，在具体的超越的意识化中，马克思却表明了转变。”[108]在这一意义上说，布洛赫基于希望的超越性的哲学，实质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希望哲学，以超越性的希望思维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表达了改变现存社会的革命立场。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就是要有希望、白日梦，这样才能形成超越现存社会的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才能在批判现实中走向未来。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根本内涵就是批判现实的、具体的乌托邦。
2.批判现实的具体的乌托邦
在布洛赫看来，具有超越性维度的希望，就是在超越现存的旧事物中指向未来的新事物。这种新事物是尚未存在的未来向度，从根本上说就是超越异化的资本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
布洛赫将面向尚未存在的希望喻为“光”：“在光的假象中，努力塑造和推进类似过程的和未完结的总体，这里，所谓‘光’就是已知的希望，辩证地和唯物主义地理解的希望。”[109]希望作为人的内在文化结构以及人之存在方式，从哲学的文化精神上看，必定是面向未来、走向未来的理想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希望哲学，其批判精神特别彰显出指向新世界的未来意义。布洛赫把对希望哲学的理论建构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哲学，并指出未来哲学的标志性意义在于“尚未”：人及其所处世界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尚未存在，人及其所处世界在当下并非处于既定的、注定的状态，而是处于开放的、创造的过程。希望所象征的根本意义正是人及其所处世界不断走向和创造尚未存在的新世界、新事物。这一理论范畴无疑是对宿命论以及经济决定论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判。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未来哲学的根本特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这种集合的前线意识中，从而它是信任历史事件的、献身于新东西的、已知趋势的理论—实践。”[110]在这一点上，布洛赫同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一样，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将总体性原则视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
在布洛赫的希望思维中，未来哲学中的未来，同时也是批判和超越现存世界的新世界是具体的乌托邦。希望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空想主义，实质上是在批判现实中所指向的尚未实现的未来理想，是希望的根本内涵在未来意义上的具体体现。对此，布洛赫明确指出：“某种在场的具体的乌托邦概念好像是一个悖谬概念，亦即某种预先推定的概念，它与抽象的和乌托邦的梦想绝对格格不入，而且与单纯抽象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性坚决分道扬镳。这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真理，即马克思主义驱散乌云，向前推进人的梦想，但是它并不熄灭人的梦中腾起的熊熊火柱，而是通过具体的乌托邦使它变得无比炽烈。”[111]这种乌托邦是非抽象的、具体的未来，是对抽象的、毫无根据的理想的否定，又是对具体的、尚未实现的理性的肯定。正是这种乌托邦，建构起了希望思维的超越性维度，为当下的人们改变既存状态发挥了超越性功能。“乌托邦的功能是惟一得到保持的超越的东西，并且，是惟一值得保持的超越的东西：一种没有超越者的超越活动。”[112]可见，在布洛赫的希望思维中，乌托邦绝非对未来的幻想和设计，而首先是对当下的批判和超越，在这一意义上说，具体的乌托邦不是设想社会形态的理论范畴，而是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化精神。布洛赫关于具体的乌托邦的论述，构成了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的基本内容。当然，这种乌托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内涵，决定了其不仅蕴含了批判现实的文化精神，更表现出实现人的自由的革命旨趣。
3.实现人的自由的革命旨趣
希望作为人的内在文化结构以及人之存在方式，为人们改变困境、持续生存甚至变革整个现存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文化动力，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基础的希望思维而言，希望以及乌托邦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和力量，希望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其革命旨趣就在于通过变革资本主义来实现人的自由。
从布洛赫希望哲学的批判立场来看，既然希望是对现实进行超越性理解的思维，既然乌托邦是超越现存世界的文化精神，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未来的哲学，这就意味着希望思维的革命旨趣在于克服异化，实现自由。布洛赫指出：“向前的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暖流乃是一种‘到家’的理论与实践，或者源自不适当的客观性的出口。借助于此，世界不再使自身的主体与客体异化，也就是说，把它们发展成为自由。”[113]在关于异化的问题上，布洛赫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充分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特色，在异化批判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变革旧世界的具体目标，社会主义的科学意义就是要废除人的自我异化。在废除异化的基础上，将构建起理想的新世界。“理想的东西属于没有扭曲的、没有异化的完美的人的典型，具有人的尊严的无阶级的社会关系。”[114]由此可见，布洛赫从希望哲学的文化批判维度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消灭阶级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革命理论，其独特之处在于主张以希望作为文化批判的力量来消灭异化并最终通向无阶级社会。
克服异化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实现自由的问题。在关于实现自由的问题上，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固然立足于文化和意识层面上的革命，但是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的基础性意义的基本观点，依然十分重视物质生活的匮乏对变革旧世界的重要意义。布洛赫指出：“对现存的恶劣的东西说‘不’，对浮现在眼前的更好的东西说‘是’，匮乏者把这种姿态列入革命旨趣。革命旨趣总是从饥饿开始，饥饿启发穷人，饥饿变成炸毁匮乏之监牢的爆炸物。因此，自我不禁试图保存自己，而且变成易于爆炸性的东西。自我保存成为自我扩张，自我扩张推翻一切阻碍上升的阶级乃至无阶级的人的障碍。”[115]这里充分展现了布洛赫文化批判理论中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时，布洛赫还注意到，如果说希望是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的文化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那么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同样会使用代表其根本利益的文化、意识形态来压制无产阶级的希望思维。对此，布洛赫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个阶级把这期间显现为下层建筑的固有冲动加以安全化，并从政治上、法律上使其固定化，从政治上、法律上和文化上使其美化。例如，完全删除过去的革命冲动，或者部分地、或多或少典型地使其均衡化。”[116]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是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最后，在布洛赫看来，在希望思维的导向下，人们将“通过不断具体化的革命历史”来超越当下的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异化的生存方式，人们将开辟“直至无阶级的人”的具体的乌托邦的“直路”，而人本身的能力即对异化之克服的“资质”，为自由而抗争的“素质”是通向自由王国的“直路”。
总而言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从阶级意识、哲学精神、文化霸权、希望思维的精神层面上变造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立足于物质基础变革的实践取向转向了立足于精神文化批判的理论取向，把文化批判作为促成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武器，通过文化批判来激活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并在这一基础上恢复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原则，这实质上是把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作为改变旧世界的决定性力量，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及精神生活过程的变革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关键性因素。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无疑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立场，但同时正是在这种偏离中生成了文化批判的独特理论，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锻造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武器”并力求借此来促成“武器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为批判和超越后工业社会、探索和实现人的自由构建了重要的理论进路和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