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者”的媒妁身份
不只是小说中的女主角会在有关订婚的叙事中出任媒妁，就所发挥的作用而言，订婚叙事中更为重要的媒妁是她们所遭遇到的那些竞争者。
在《龙图公案》的《辽东军》一则中，陈龙与刘惇娘订婚，同样曾向刘惇娘求亲的邵厚则落败而归。邵厚愤恨不已，告发陈龙乃是逃军，以致陈龙被官府判处发配辽东充军。数年后，陈龙从辽东归来，终与刘惇娘成亲，却又触怒了欲图强娶刘惇娘的宦家子黄宽，并终被黄宽杀死。刘惇娘一连遇到了两个竞争者，而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刘惇娘没有通过“移花接木”之类的计策化解危机，两个竞争者均对她的婚姻造成了伤害，邵厚导致了她与陈龙定亲后的分离，而黄宽更是让她和丈夫天人永隔。因此，在这篇小说中，对于婚姻而言，女性所面临的竞争者便等同于姻缘的毁坏者甚至毁灭者。
但在其他小说中，竞争者虽然多以毁坏者的面目出现，可实际所起的作用却截然相反。在《好逑传》里，为了与水冰心定亲，并破坏水冰心与铁中玉的婚姻，从头至尾过公子都在不懈努力着。但耐人寻味的是，每当过公子施出计谋，欲图让水冰心成为自己妻子的时候，都反而是让原本素不相识的水冰心与铁中玉二人越靠越近。小说的叙述从铁中玉开始，在叙述完两回之后，转而又用了两回的篇幅单叙水冰心之事。小说的男女主角铁中玉与水冰心的初次会面是在第五回：过公子设计以朝廷颁下恩赦诏旨为名，将水冰心诱出，又抬到轿中，要到家中成亲。路途之间却碰上了铁中玉，而铁中玉的打抱不平不仅阻止了过公子的强娶，同时更让铁中玉与水冰心彼此结识并暗自倾心。此后，过公子又指示旁人对铁中玉下药，欲图将铁中玉除去。但正是由于铁中玉性命危在旦夕，才不得不暂且从权，搬到水冰心家中居住，以至铁中玉与水冰心二人之间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但经历此番事情之后，铁中玉与水冰心为了回避可能产生的嫌疑，反而都断绝了彼此结亲的念头，便如铁中玉所说：
我学生与水小姐相遇，虽出无心，而相见后，义肝烈胆，冷眼热肠，实实彼此面照，若不相亲，而如有所失，故略去男女之嫌，而以知己相接。此千古英雄豪杰之所为，难以告之世俗。今忽言及婚姻，则视我学生与水小姐为何如人也，莫非亦以钻穴相窥相待耶？此其言岂入耳哉！(41)
从如此决绝的态度和言语看，两人之间非但没有成为夫妻的可能，连再次见面的机会也不可能有，而改变这一情节困境的仍是过公子。过公子派人撺掇大夬侯凭借势力去娶水冰心，同时又鼓动仇太监将他的侄女嫁给铁中玉。正是由于这两番举动，尽管水冰心与铁中玉仍然不愿结亲，水、铁两家的父母却为二人缔结姻缘。此后铁、水二人终于结亲，但还是由于之前的嫌疑未消，两人约定只举行婚仪而不合卺。而最终让水冰心与铁中玉真正成为夫妻的依旧是过公子，他的父亲过学士参劾水冰心与铁中玉私情在先、有污名教，此事上呈朝堂，经过天子的御审，真相大白，铁中玉与水冰心洗刷了之前的嫌疑，并由天子下旨重结花烛，两人终于“共效于飞之乐”(42)。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过公子从始至终都在运用才智和权势“撮合”铁中玉与水冰心二人，并屡屡扭转了二人之间“空有感激之心，断无合和之理”的情节困境。在铁中玉与水冰心正式订婚时，铁中玉的父亲曾“央同僚为媒”(43)，但如果从“婚姻之成立，媒人实始终之”(44)的角度看，在铁、水二人婚姻中真正充当媒妁的则并非这位挂名的同僚，而正是身为竞争者的过公子。有趣的是，过公子对于自己的媒妁身份也有充分的自觉，他曾与水运商议如何破坏铁中玉与水冰心之间的情义，但心中又有所顾虑：
过公子听了，沉吟道：“此算好便好，只是他正没处通风，莫要转替他做了媒人，便不妙了。”水运道：“媒人其实是个媒人，却又不是合亲的媒人，却是破亲的媒人。公子但请放心，我只管安排。”(45)
在这番对话中一连出现的四个“媒人”，正是把握过公子在整部小说中所起作用的关键。表面看来在此处过公子充分意识到自己以破亲为目的，可最后达到的效果却很可能是反为铁中玉与水冰心二人撮合了亲事，表达的是对于其愚行的某种自省。实际上完全可将之视为对于过公子情节功能的自我说明。这也是小说作者在借这番对话把自己将竞争者点化成为“媒妁”的巧妙用心点染出来。在小说的其他部分，这一用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在铁中玉与水冰心结亲后，两人谈论起来，“说话投机，先说过公子许多恶意，皆是引君入幕，后说过学士无限毒情，转是激将成功”(46)。在与本来目的南辕北辙的破亲行动中，随着最后“合亲”的实现，过公子也完成了从来势汹汹的竞争者到尽职尽责的媒妁的身份逆转。(https://www.daowen.com)
小说也会以更为显著的方式明确竞争者的媒妁身份。在《宛如约》中，出现了两个竞争者，一是想娶赵宛子的李公子，另一个则是试图嫁给司空约的晏小姐。最后经由天子说合，让晏小姐和李公子成婚，并且让这两人去“服役司空约与赵女成亲”(47)。在《五色石》的《假相如巧骗老王孙，活云华终配真才士》中，身为竞争者的木一元屡屡剽窃黄琮的诗作，欲与陶含玉结亲，但几番周折，却反倒成就了黄琮与陶含玉的姻缘。而在两人定婚之时，木一元的座师乐成“传谕木一元教他做个行媒。专怪他前日要脱骗这头亲事，如今偏要他替黄生撮合。一元又羞又恼，却又不敢违座师之命，只得于中奔走帮兴”(48)。让这些竞争者真正成为婚姻礼制中的媒妁，既是小说作者对竞争者的揶揄，同时也是在彰显这些竞争者的情节功能，并通过这一方式将小说叙事方面的“媒妁”与婚姻礼制方面的“媒妁”合二为一。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竞争者的媒妁身份会得到这种小说化的承认，作者还会对此进行强化。在《假相如巧骗老王孙，活云华终配真才士》中，木一元不仅在黄琮与陶含玉的婚姻中担任媒妁，当黄琮与另一个女子白碧娃订婚时，木一元也曾被迫作为媒妁“从中奔走效劳”(49)。一连担任了两次媒妁，通过这种有意的重复，木一元的媒妁身份也就此定格，甚至比其原本的竞争者身份更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点上与之异曲同工的还有《玉支玑》。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竞争者是卜成仁，他意图破坏长孙肖和管彤秀之间的姻缘，并将管彤秀抢夺过来。但与过公子、木一元这些竞争者相同，无论卜成仁如何巧取豪夺，其所作所为都是在促使长孙肖和管彤秀二人相知更深，并成为两人最终得以成婚的最重要的推手。在追求管彤秀的过程中，为了离间长孙肖和管彤秀，卜成仁曾经假意让长孙肖和自己的妹妹卜红丝定亲。在小说的末尾，长孙肖也与卜红丝弄假成真，缔结了姻缘。由此可见，虽然卜成仁没有如木一元一般正式出任婚姻礼制中的媒妁，但在长孙肖的两段婚姻中，同时发挥媒妁功用的都是竞争者卜成仁。通过这种一而再的重复，竞争者的媒妁身份得到了强化，竞争者的媒妁功能也在小说叙事中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以上所论可见，就总体而言，在现实中作为婚姻缔结必要元素的“媒妁”，在小说中的地位似乎并不显著。小说中的人物会以“若论议婚，当请媒妁”来突出媒妁的重要，但在媒妁不得其人的时候，“若请一个显宦，他尚未遇，又不合宜。要请一个相知，一时却又没个相知”，甚至也可提出“媒似可缓”(50)。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媒妁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更像是某种“功能性”的人物，即人物是“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情节是首要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51)。也就是说，媒妁的作用往往仅在于完成小说中婚约缔结的任务，至于媒妁自身的形象如何，却并非小说叙述的重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小说中的媒婆多以花言巧语、唯利是图、狡诈多端的面目出现。这并非她们自身的性格使然，相反，这一性格的呈现却是由她们所要缔结的“恶姻缘”决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媒妁，小说作者没有局限在对于这类人物“功能性”的使用上，而是将媒妁的功能转嫁到小说中其他更为重要的人物身上。换言之，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更关注媒妁所具备的情节功能在小说中的泛化，而不只是与婚姻礼制相关的作为某种职业或身份的“媒妁”。因此，与现实婚姻中的“官媒”“私媒”不尽相同，小说中的媒人既包括那些职业的或是偶一为之的媒妁，也包括从身份上看并非月老，但从撮合男女之婚姻的角度看完全可以称之为“媒妁”的那些人物，前文所论述的第三类媒妁便是如此。这实际上便是在小说中做了另一种区分，即礼制化的功能性媒妁抑或是小说化的叙事性媒妁。以此为切入点，那些按照惯常眼光来看完全与媒妁无关的角色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媒妁的体系：女主角和她们所面临的竞争者都是小说中极为常见的媒人，并且这些小说化的叙事性媒妁在情节与形象方面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那些单纯的礼制化的功能性媒妁。
通过女主角和她们所面临的竞争者这两种小说化的媒妁可以看到，除了另外加设媒妁的角色之外，作者会尝试在婚姻叙事内部几个固有人物的身上附加“媒妁”的功能。这不仅使得小说所涉及的人物更为简明扼要，也会为人物形象带来更为丰富的性格面相。例如女主角成为媒妁时所显现出的大度、机变、睿智，以及竞争者在“做媒”时所展现出的喜剧化的特质，都与他们的性格本色不尽相同甚至迥然相悖，却同样成为这些人物性格的重要组成。更为重要的是，小说的情节也由此具备了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女主角不再枯守闺中，被动地接受或等待婚姻的安排，而是可以去掌控自己的未婚夫以及其他男性的婚姻；竞争者的所为也不再是让人切齿的劣行，或是简单地履行“如剧中之小丑然”在“其间拨乱”的职责(52)，而是成为造就男女主角婚姻的积极推动力，并借此一跃而成为小说的情节要素。小说中的相关人物由此摆脱了仅仅作为“帮助者”或“对抗者”(53)的单一存在状态。在小说的男主角实现追寻目的的相关行为过程中，那些女主角既是追求的目的本身，同时又是实现目的的巨大推动力。广泛存在的竞争者则同时身兼帮助与对抗两种职能，在最为简便经济的人物设置中，小说却有可能通过这种人物叙事功能的纠合实现更具张力的情节设置。
因此，在订婚叙事中，小说作者对于媒妁的使用并非因为其在现实婚姻中不可或缺，而是由于在媒妁身上所蕴藏的种种常规的以及非常规的情节潜能。就此看来，订婚中的聘礼也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