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羁无绊与漂泊异乡
从元代起，开始在法律上对于赘婿的类别做细致的划分：“一曰养老，谓终于妻家聚活者；二曰年限，谓约以年限，与妇归宗者；三曰出舍，谓与妻家析居者；四曰归宗，谓年限已满或妻亡，并离异归宗者。”(50)笼统算来，赘婿只有两种：始终住在妻家的和住到一定时间会从妻家搬出去的。前者就是所谓的“养老”，而后者则包括了“年限”“出舍”和“归宗”三类。
其实对于招入女婿的女方家庭来说，他们的心理是极端矛盾的。他们既对赘婿怀有严重的质疑和戒备，同时又不希望女婿的“入赘”会半途而废。他们紧张地看管着自己的财产，防止家财被赘婿抢占和谋夺，可又期望赘婿能够始终待在自己的家里，承担起支撑门户、赡养长辈以及延续后嗣的职责。
相较而言，后一种担心或许更为强烈，门户、养老以及宗祀，是女方真正期望得到的，而为了得到这些，钱财有时可以作为招婿的诱饵、入赘的条件乃至留住女婿的代价。因此，在这些类别的赘婿中，不会离开妻家的养老女婿应当最受女方家庭的欢迎。
在《西游记》中，高太公便想招一个“养老女婿”，在叙及为何会将那个猪精招为赘婿的时候曾有道：“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愿与人家做个女婿。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羁无绊的人，就招了他。”(51)
在这段话里，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无羁无绊”这四个字。“养老女婿”是岳丈心目中最为理想的赘婿，可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了无牵挂，不仅没有父母兄弟，也没有任何的宗亲，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赘婿认祖归宗或是析家别居的可能性，从而安心地和妻家始终生活在一起。
在这一点上，独自漂泊在异乡的人有时候可以成为不错的赘婿候选者——虽然异乡陌路常常意味着来路不明，可异乡人的优势也极为明显。这些人远离故乡，即便还有亲戚，却也由于相隔太远而不便联系或是难以往来，地域的隔离造成了原本宗族关系的疏离甚至是断绝，这同样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无羁无绊”的效果。而在各种异乡人中，商人是颇为典型的一种。
例如在《水浒传》中，曹正原是开封府人氏，拿了一家财主家的五千贯钱到山东做生意，却折了本钱，不得回乡，便入赘在本地的一个农庄人家。《二刻拍案惊奇》的《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中，蒋生是浙江客商，在汉阳马口地方做生意时，入赘马少卿家，成婚后，“蒋生也不思量回乡，就住在马家终身，夫妻偕老”(52)。
如果用这样的眼光进行审视，会发现通俗小说中入赘的商人并不鲜见。《古今小说》的《杨八老越国奇逢》里，杨八老是西安府人，在福建漳浦经商，入赘于檗家。在《八段锦》的《儆容娶》一篇中，徽州商人陈鲁生在北京做生意，在邬家做了入赘女婿。此外还可算上《石点头》的《郭挺之榜前认子》里的郭乔，他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但在从庐州府合肥县到广东韶州府乐昌县游学时，让仆役郭福买了三五百金的货物一同带去发卖，因此也可归入商贾一类，而他也在广东入赘，成为赘婿。
女方会招赘这些商人，是因为他们较之本地人要少了很多自身家族的牵挂，或许可以耐下心来做赘婿。而之所以这些异地的商人愿意在他乡入赘，除了爱慕女色或是客邸无聊之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在《杨八老越国奇逢》里，当檗妈妈提议将杨八老赘为女婿的时候，八老初时不肯，被檗妈妈一番话说动，这才应允下来。檗妈妈话中便有道：“杨官人，你千乡万里，出外为客，若没有切己的亲戚，那个知疼着热？”(53)
实际上，商贾千乡万里出外为商，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人地两生，语言也不通，对于异乡势必充满了生疏和隔膜，无人知疼着热几乎是肯定的，甚至于还会受到本地人的冷遇或是欺凌。而商贾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即便这多有不适，为了牟利，他们仍然必须流动到异地，并且在他乡长期坚守。既然他们无法从异乡逃避，用各种方式去融入异乡的生活，进而产生一种地域认同的“在地感”，对于商贾来说，便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就此而言，“入赘”便成为商贾融入当地社会，从异乡人变成本地人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通过入赘，这些商人不仅进入了女方的家庭，成为合法的家庭成员，同时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当地的社会，成为本地社会的一分子。尽管入赘的过程有时会显得突兀，赘婿的名声也没有那么悦耳，但这种认同感的获取却无可置疑。融入异乡的生活，成为当地人，对于商贾来说，就意味着更多更好的获利机会，这也正是商人乐于在异乡入赘的原因所在。
基于牟利目的而寻求异乡的地域认同感，是商贾入赘的内在动因。然而在小说中，入赘的最大群体并不是商人，而是士人。和一些商贾飘零他乡，有家难回，因此往往被看中招为赘婿一样，士子身上也有受到女方青睐的特质。首先是士人以读书为生，不仅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有通过科举阶梯向上爬升的可能。因此对于一般人家来说，招赘士人既能够立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还很可能在将来获得更大的荣耀和利益。十分理想的是，由于以读书为业，这些士人缺乏其他的谋生技能，往往落到穷苦困顿的境地，这也为女方的招赘提供了契机。
不仅是穷困，小说中在写到这些士人的时候，还更进一步，将他们渲染成没有父母、亲戚、宗族的无所依靠之人。例如《古今小说》之《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的柳宣教，便是自幼父母双亡，孤苦无依，因此入赘到高判使家。《八洞天》之《断冥狱推添耳书生，代贺章登换眼秀士》里的莫豪“文才敏捷，赋性豪爽。不幸父母双亡，家道萧索，胸中虽有才，手中却乏钞”(54)，后来入赘于晁家。《风流悟》之《百花庵双尼私获隽，孤注汉得子更成名》里的张同人，从他父亲开始就是个穷秀才，虽然做人聪明伶俐，但自幼父母双亡，也没有人可以依靠，被李家招为赘婿。
“孤”“苦”相连，本应是这些士人的个人苦痛，可从小说中的实际情况看，在那些希望能有赘婿在家中待得越久越好的女方眼中，却是两个最为显著的优点：没有其他的依靠，也没有多余的财物。这就意味着这些士人入赘以后只能别无选择地待在妻家，依仗妻家的社会关系安身立命，仰赖妻家的财物养活自己，而不会打起出舍或是归宗之类的念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所描述的孤苦无依反而是这些士人招揽女方的金字招牌。
从这样的角度着眼，可以发现，一方面是女方愿意招赘士人为婿，另一方面，士人也往往乐此不疲。即便“赘婿”往往声名不佳，可对于小说中的士人来说，还是期望能得到“赘婿”的身份，其迫切程度有时竟与他们对于“科名”的追求相去无几。前面曾举到那些重复入赘的赘婿，以及一部小说中出现的多个赘婿，大多都是士人，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漂泊在他乡的商人入赘不同，士人对于“入赘”的偏爱不是为了追寻在异乡生活的地域认同感。但和商人入赘相似，士人的入赘也绝不是仅仅出于贪慕女色或是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在“入赘”这一点上，他们还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同时，也潜藏着源于人生理想的某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