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纳妾”的情节效用
实际上，在小说中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别的“贤妻纳妾”。在《春柳莺》里，石液和毕临莺两情相悦，以玉箫定情。毕临莺知道石液心里还念着梅翰林之女梅凌春，便扮作男子，入赘梅翰林家，与梅凌春商量好同嫁石液。在《麟儿报》中，廉清被幸居贤招赘为婿，其未婚妻幸昭华男扮女装外出，被御史毛羽招为女婿，幸昭华施巧计将毛羽之女毛小燕转嫁给廉清，廉清“享尽二美之乐”(28)。在《人间乐》中，许绣虎与居掌珠先有婚姻之约，居掌珠又伪作居公子，娶了来小姐，最后二女一同嫁给了许绣虎。此外，在《宛如约》中，赵如子与司空约暗缔婚约，后赵如子女扮男装，在曲阜见到赵宛子，又促成了司空约与赵宛子之间的结合，最后赵如子、赵宛子同归司空约。
在这些小说中，虽然没有正式成婚，但毕临莺、幸昭华、居掌珠、赵如子等都已与男子缔有婚约，因此可以算作这些男子的正妻。而比那些提出纳妾动议的贤妻更进一步的是，她们不是用女性的身份去做男性的事，而是直接化装为男子，用男性的身份替丈夫迎娶或是聘定其他的女子。在本书第一章曾讨论过上述这些女主角所具有的媒妁功能，而在这里，也可以将之看作一种更为特别也更为主动的“贤妻纳妾”。从人物形象的角度看，相对于此前所提到那些面目模糊的“贤妻”，这些女性虽然仍是在帮助男性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在立场上并无区别，但在性情上却多了一些男性化的特点：坚定、强韧、深谋、博识……这多少弥补了由于女性立场的丧失而带来的性格上的缺憾。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女性的身上也愈发可以看到“贤妻”为小说情节所提供的便利。
以《宛如约》为例，司空约倾心于赵如子，并与其有约在先，但在曲阜，司空约又见到了同样是才貌双全的赵宛子，只能感叹“命薄缘悭，不早来此”，然后满腹怅惘，“一路嗟呀叹息”地离去。但最终他还是做到了“两心只要才相合，二女何尝美不兼”，而解决司空约“后先同鹿悲先逐”(29)这一难题的正是赵如子。从情理上说，小说未必不能安排司空约先聘定赵如子，再和赵宛子结亲，但倘或如此，一是有损于司空约的个人形象，显得其用情不专、朝秦暮楚，二来也会让相应的情节变得雷同。赵如子、赵宛子原本就名字相近、相貌相似、才学相类，如果又都是以诗为媒，和司空约缘定三生，那前后两段情节几乎没有多少区别，似乎是在进行情节的简单重复。因此，赵如子男扮女装替夫出征再结姻缘，不仅维护了司空约的形象，还使得前后两段婚姻在情节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能够分别生成不同的意趣。
就情节的角度而言，“贤妻纳妾”在《春柳莺》中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石液起先是因为扬州女子梅凌春所写的诗而心生情愫，但受到旁人的误导，却去了淮安，误打误撞遇见了才貌双全的另一个女子毕临莺，并与毕临莺两情相悦。而对于石液一直念念不忘的梅凌春，石液却始终处于缘悭一面的状态：不仅错过了去梅翰林家坐馆的大好机会，就连在乡试中，也因为改了名字而被身为主考的梅凌春之父梅翰林遗落。在高中探花之后，石液已不可能像一介书生那样随意地到处游荡，这也就意味着他与素未谋面的梅凌春之间很难再有发展感情的机会。
但就在小说情节于种种错过之中，朝着石液与梅凌春再也难以成为夫妻的方向上行进的时候，毕临莺扮成男子入赘梅家，一举将整个叙事的态势扭转过来，促成了石液与梅凌春之间的姻缘。也就是说，从叙述过程来看，石液与毕临莺之间的姻缘，是出于“误会”才成就的，他们的相爱是因缘巧合，而石液与梅凌春之间也是巧合，却是不能相见、屡屡错过的巧合，两段爱情的情节线索恰好一正一反，看似没有交会的可能。而正是借助于“贤妻纳妾”的协助，才将这两条线索拧在一处，实现了小说“双凤盘龙”(30)的既定目的。
此外，这种类型的“贤妻纳妾”还兼有节省情节时间的功用。在《麟儿报》中，当廉清和幸昭华的情感叙述告一段落的时候，廉清在乡试中考取了解元，并且要去京城参加会试。在当科的会试中，廉清又高中第一，并在殿试中被天子御笔点中状元。因此，从情节时间上看，廉清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闲去追求小说的另一个女主人公毛小燕，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仍是“贤妻纳妾”。几乎在廉清考中解元的同时，幸昭华也女扮男装离家出走，并在路途间与毛小燕以诗歌唱和，并被毛家招为快婿。换言之，由于幸昭华的“贤妻纳妾”，小说节省了大量的情节时间，在同一时段内，可以采用话分两枝、齐头并进的方式，既可以专心去叙述廉清的科举经历，又能够在廉清不在场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地展开他的第二段姻缘。
可以看到，以上所举到的“贤妻纳妾”多出现在才子佳人小说中，而前一类的“贤妻纳妾”则主要存在于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小说里。相对说来，才子佳人小说中“贤妻纳妾”的贤妻性情更为复杂，其在小说叙事方面的功能也体现得更为明显，运用得更为灵活。但就其实质而言，两种类型的“贤妻纳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和那些家庭中的正妻一样，才子佳人小说中这些“心灵性慧”、像儒生一般饱学(31)的女性仍然是附庸于男性的意志之下，在做着男性不便去做或是觉得假手于女性来完成效果会更好的事情：毕临莺、赵如子所竭力完成的，不过是司空约、石液等人的夙愿，而幸昭华所做的，也恰是廉清没有时间去做的事。因此，小说中的男性对于这些女性的追求实际上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在聘定一个“妻”的同时，也等于是收获了一个“妾”。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所有这些或是温善和柔、贤良淑德，或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女性不仅是丈夫眼中的贤妻——因为她们能提议并全力实践男性对于纳妾的隐秘需求和欲望——更是小说作者眼中的“贤妻”：有了她们，无论是意旨的表达，还是人物的塑造，以及情节的构建，都会增添许多额外的便利。(https://www.daowen.com)
但对于这些“贤德”的女性来说，事情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因为在替丈夫纳妾之后，她们就要面对更为实际的问题：她们将会遭遇或许是一生之中最大的敌手，这就是“妾”。
如果说贤德是这些替丈夫纳妾的妻子最为重要的特征，那么小说中“妾”这一群体的最大特征则是貌美。在《二刻拍案惊奇》的《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中汪秀才的爱妾回风便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32)。《八洞天》之《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中，鲁翔在京中娶了一妾，小字楚娘，也是极有姿色。《欢喜冤家》的《孔良宗负义薄东翁》中，江五常因为无子，更是“连娶了六个美妾”(33)。
正如前面所谈及的，与其说“贤德”是那些妻子的共同特点，不如说是男性对于妻子的普遍要求更为合适。而这一点对于“妾”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在《仇夫人能回狮子吼，成公子重庆凤毛新》中，成美劝一直没有子嗣的好友樊植娶妾，樊植的妻子仇氏便道：“不许他娶美貌的，但粗蠢的便罢，只要度种。”而樊植自己的意见则是：“但欲产佳儿，必求淑女，还须有才有貌的方可娶。”(34)虽然说“有才有貌”，但美貌显然是更为重要的要求，前面所说的江五常一连娶了六个美妾便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为了求子嗣也需要美妾，其他“思供耳目之玩”之类的需求就更不在话下了。
因此，小说中所写的“美貌”既形成了“妾”的群体特征，更体现了男性对于“妾”的要求及想象。与“贤妻”不同的是，上述那些妻子的形象往往只停留在“贤德”的层面，人物形象很少有其他方面的延展。而“美妾”则不是如此，以“美貌”为基点，“妾”的形象也充满了容纳各种美德的可能性。
例如鲁翔所娶的小妾楚娘，不仅极有姿色，而且性情贤淑，在谣传鲁翔身故之后，楚娘立志守节，宁愿出家做道姑，也不肯改嫁。在《东度记》中，有一个名叫赛莲的小妾，“情性夙纯，每常在众妾之中，不争宠，不妒人，敬嫡爱婢，等闲也不出闺阁”(35)，而她宁肯出家也绝不改嫁的决心亦和楚娘并无二致。在《醉醒石》的《王锦衣衅起园亭，谢夫人智屈权贵》中，王锦衣的小妾谢氏“容颜妍丽”，更可贵的是她的“性格灵明”(36)，正是凭借她的智慧，王锦衣病殁之后，王家才能保住家产，其子也才会改过自新。
前面所举的这些妾或是节烈贞淑，或是聪明机变，在貌美之外还有诸多正面的特质，类似的例子在小说中颇为常见。实际上，这可以看作作者将“妾”表面的相貌之美浸入人物的性情，这样内外兼修的美似乎也能让“美妾”一词具有更为完满的意义，体现了作者对于“妾”更为完美的某种想象。正如同性情或单一或复杂的贤妻都能在小说叙事方面担负重要的功能，内外皆美的妾在这一方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