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家出走到反客为主
可以发现，前面所举的几个关于“逐婿”的例子，所逐的赘婿，都不是士人，而是普通的市井之民。至于士人，也往往在妻家受尽冷遇。例如《麟儿报》中，岳母幸夫人因为不喜欢女婿廉清，“便暗暗叫家人小厮，将无作有，来说廉清许多不好之处，要使幸尚书听见。又分付家中人不要敬重他。自此廉清时常与家人小厮们争闹，家人只是不理”(76)。后来一向爱惜廉清才华的幸尚书出面，将廉清安排到寺院中读书，才算了结了这个矛盾。正由于做了赘婿，在家庭中的地位便没有保障。在《呆秀才志诚求偶，俏佳人感激许身》中，当刘翁夫妇怕女儿珠姐嫁给贫穷的孙寅受苦，希望孙寅能入赘时，珠姐对母亲道：“大凡女婿在岳家，久住不得，况孙家贫苦，越要被人轻贱。儿不愿孙郎来入赘，就是草衣藿食，也是娶去的好。”(77)
尽管士人在妻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冷待和轻贱，但他们都不曾被家中驱逐出去，他们或是得到某些保护，或是有赖于妻子的先见之明，不致沦落到被无情地扫地出门的地步，这实际上是小说作者对于他们的一种照顾。
当然，小说中的赘婿也会离开家门，但他们不是被驱逐出去，而是主动离家出走。在《石点头》的《玉箫女再世玉环缘》里，张延赏招赘韦皋为婿，但“翁婿渐成嫌隙，遂至两不相见”，“以下童仆婢妾，通是小人见识，但知趋奉家主，那里分别贤愚。见主人轻慢女婿，一般也把他奚落”，韦皋“遂私自收拾行装”，“大踏步而去，头也不转一转”(78)。在《肉蒲团》里，入赘之后，生性轻浮的未央生和身为古执君子的岳丈铁扉道人性情十分不合，未央生便以出门游学为借口，开始了游走各处的猎艳之旅。在《枕上晨钟》中，富珩听信了下人的谗言，误认为女婿钟卓然是一个口是心非、不知廉耻的小人，钟卓然欲辩难明，也飘然离去。
可以注意到，在这些小说中，和赘婿产生矛盾，进而激发出他们离家出走的念头的，都是赘婿的岳父。这或许是自然界中两雄难以并立的一种隐喻，或者是在性心理上，岳父天然有仇婿的倾向。但最重要的是，作为家长，岳父是妻室家庭中最有权势、最有地位的人，这和赘婿在家庭中的最无权势、最无地位形成了最为鲜明的反差。因此，翁婿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性情对立，更是赘婿受到妻家强权凌逼的一种现实化的反映。
就此而言，虽然这些赘婿是主动离家出走，并非被逐出家门，但从本质上说，同样都是因为受到妻家的压迫以至于安身不得，与被强行驱逐并没有本质区别，这实际上是作者对于“逐婿”的一种委婉的表达。所不同的是，主动离家出走，而不是狼狈地被扫地出门，使得赘婿的离去看起来更为体面，也保留了赘婿的颜面和尊严，这也是小说作者对于赘婿的一番善意呵护。
从这样的角度切入会发现，尽管小说中做出愤然离家行为的赘婿只是少数，但“大凡女婿在岳家，久住不得”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只要稍有可能，他们多会试图从“赘婿”的地位上摆脱出去。这同样也可以视为一种“离家出走”，而且更为确实，也更为彻底。
在《吉家姑捣鬼感亲兄，庆藩子失王得生父》中，吉喜不但恢复了本姓，而且得以“回家与兄弟共侍双亲”(79)。《写真幻》里的池苑花得了官之后，就不再居住在岳丈家中，“遂于京中买一大屋，起盖衙门，于余地建三间大楼”(80)。这有些类似于前面所说的归宗以及出舍。而即便仍然选择和妻子家庭住在一起，由于地位的改变，家庭中的强弱态势发生了变化，这些赘婿也不再处于下风，而是成为家庭中真正掌有权力的主人。《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一篇中，宋金被妻家逐出之后，因缘巧合成为巨富，在与妻家重逢后，谅解了岳父岳母之前的过失，并让他们丢弃原来的生业，跟自己到南京的家中同享安乐。
更值得探讨的还有前面论及的《麟儿报》，廉清在考中状元之后钦赐归家“养亲完娶”，在归家之前廉清有一段心理活动：(https://www.daowen.com)
廉清在马上暗想道：“我这番荣归，若论起来，我当初贫贱，自小亏岳父收留，教我成名。又将小姐许我，这识见知己之恩，真千古所未见，只宜先去拜谢他才是。但我如今是钦赐养亲完娶，是亲在前，而娶在后，又岂可违旨先及私事。还是先到家去是正理。见过父母，然后拜见岳父母，则伦理俱尽矣。”(81)
在这段话中，廉清将自己曾经入赘幸家的过往遮住不提，只以“自小亏岳父收留”“又将小姐许我”轻轻带过。并且他以“养亲完娶”作为先到自己父母家，再去岳父母家的依据，同样也是为了遮掩这一赘婿身份。而当廉清以状元之尊再次来到幸家，并宣称“我廉清虽然不肖，叨中状元，又蒙圣恩钦赐完娶”(82)时，他已确实不再是那个饱受歧视与欺凌的赘婿，而是幸家上下唯恐稍有怠慢的佳婿。
赘婿居住在妻家，名义上属于家中主人的阶层，但从往往受童仆婢妾欺凌来看，实际地位或许连下人也不如。而当他们从“赘婿”的位置摆脱出去之后，却实现了反客为主，一跃而成为婚姻关系以及家庭秩序中的强者，这不仅保留了他们的自尊，更弥补甚至增长了他们的颜面和尊严。这可以看作入赘理想实现之后更进一步的人生追求，也应是小说作者所刻意追寻的效果。
通过这一系列手段的掩盖或是化解，小说作者在营造一个入赘的梦境的同时，又对这个梦境做了必要的修饰：入赘从损害男性自尊、让他们受尽歧视和冷遇，变成一种男性可以从中寻找到足够的体面和尊严，至少看起来和其他的婚俗没有什么严重差异的婚姻方式。对于在小说中作为人生理想的入赘来说，这些处理必不可少。小说中的人物在入赘时会感叹他们做了一场乱梦，可梦的主色调却应该是耀眼而斑斓的，虽然这些让人目眩神迷的色彩显得那样的虚幻。
总之，入赘或许是矛盾性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婚姻，对于男女双方来说皆是如此。女子一方既希望要一个能长久待在家中、履行一切职责的赘婿，可又对于赘婿的真实目的和身份抱有严重的疑虑，时刻加以提防和戒备，并不惜将之驱逐出去，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不受侵犯。而男子一方则更是处在强烈的纠葛之中，无论是为了融入异乡的生活，还是为了改换自己的门庭，他们对于入赘都有浓厚而执着的兴趣，甚至将之提升到人生理想的高度。但入赘之后在颜面和尊严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又让他们顾虑重重并且不安于室，期望能从入赘的尴尬处境中脱出身去，尽早去除赘婿的声名。
所有这些复杂的矛盾都完美地体现在小说中。当小说作者试图对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入赘做一番清晰的梳理的时候，他们会惊喜地发现，就小说创作的角度而言，正是由于“入赘”身上纠结了如此之多耐人寻味的复杂特性，它才能够发挥更为显著的效用：不单纯是形成了赘婿这样的形象类别，也不只是成为小说里的人物的某种理想，而是可以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各个方面为他们的创作提供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