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身份的转换与往复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描写妒妾的小说并不多见——这也是李渔在这一点上试图标新立异的主要原因——反倒是描写妒妻的小说的数量要多得多。这或许与男性作者的创作心理有关：他们更习惯用“妒妻”去展现劝惩“嫉妒”的主题，从而在满足他们对于“妾”的美好想象的同时，减少现实社会中男性纳妾的家庭阻力。从小说情节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有充分的合理性。如前所述，妒妾在家庭地位和丈夫心理中占有双重的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小说中很难出现对于妒妾暴戾行为的有效制衡，由此便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小说情节随着妒妾情绪的张扬而产生过度的倾斜，甚至难以收拾。
在《许兵巡断妒杀亲夫》中，由于不堪小妾杨媚娘的凌虐，正妻赵氏联合家中其他几个女性残杀了丈夫张仲，并企图连带杀死杨媚娘母子，最后赵氏为此被凌迟处死。在《吃新醋正室蒙冤，续旧欢家堂和事》的头回中，由于不能忍受丈夫和正妻偶尔同房，那名美妾竟然放起火来，“不但自己一分人家化为灰烬，连四邻八舍的屋宇都变为瓦砾之场”，“后来邻舍知道，人人切齿，要写公呈出首，丈夫不好意思，只得私下摆布杀了”(137)；而在正文中，小妾陈氏企图毒害正妻杨氏，最后是靠着神明的帮助，方才真相大白。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缺乏足够的制衡，当妒妾大肆施展淫威的时候，小说情节只能顺势发展下去，很难有缓冲、回旋的余地。因此，或是正妻以及丈夫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下绝境反抗，演出类似于《许兵巡断妒杀亲夫》这样极端的家庭惨剧，又或是借助神秘的力量令人不那么信服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陈氏、杨氏之间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情节显然都不是上乘的佳构，而这也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去解释为何“妒妾”故事在小说中并不多见。
相对说来，另外一种妻妾互换在小说更为常见，在情节方面的意义也更加重要，这就是从名分到实际地位妻妾位置的彻底改换。从现实律例的层面看，汉唐以来历代多有“乱妻妾位”之禁。《大明律》明确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138)但在明清通俗小说中，对于妻妾位置的互换却并不违反律例，并且是以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进行。
在《古今小说》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蒋兴哥发现妻子三巧儿与陈大郎有私情，于是将三巧儿休掉。此后三巧儿被进士吴杰纳为小妾，又与蒋兴哥重逢，吴杰见两人情深意切，便将三巧儿还与蒋兴哥。而此时蒋兴哥已续娶陈大郎的寡妻平氏为妻，因此三巧儿只能做了偏房。小说篇尾的诗中有道：“恩爱夫妻虽到头，妻还作妾亦堪羞”(139)，指的正是三巧儿从“妻”变换成“妾”，这一变换可以视为对于三巧儿既往过失的一种薄惩。
类似于这种用“以妻做妾”的方式惩罚人物，在小说中也颇为常见。在《珍珠舶》（卷一）中，巧姑原是蒋云的妻子，后被赵相纳为小妾；在《云仙啸》的《平子芳》里，富商都是美的遗孀被平子芳娶为侍妾；在《笔梨园》中，福姑原是冯人便的妻子，后被已有一妻的江干城娶走。可以看到，这些女性原来都是正妻，最后却都被降到了妾的位置上。但与三巧儿不同的是，这些女性被降为妾，惩罚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是她们原先的丈夫。
在《珍珠舶》中蒋云曾与赵相的妻子通奸，《平子芳》中，都是美此前也与平子芳之妻有奸情，而在《笔梨园》里，冯人便原先曾窃走江干城家的银两。因此，巧姑、福姑等人成为侍妾，完全是为了惩罚她们原先丈夫的好色贪财。“冤有头，债有主”，将她们娶纳的又恰好是原先丈夫亏欠的“债主”，惩罚的意味在这种因果报应中得到了分外的强化。这些女性成为别人的小妾，既是蒋云等人在“还债”，也是赵相等人在报仇。前面提到的蒋兴哥娶陈大郎的寡妻平氏，实际上也与这种“以妻为妾”的报仇方式如出一辙，只不过由于小说更为突出的是三巧儿的过失，因此被降格为妾的不是平氏，而是三巧儿。
由前面所举的例子可见，在这种妻妾位置的改换中，从妻到妾意味着对于小说人物的惩罚，或是女性自身，或是她们先前的丈夫。而小说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形：不仅是妻变成了妾，妾同时也升格成了妻。在《醒梦骈言》的《妒妇巧偿苦厄，淑姬大享荣华》中，惠兰原本是妾，并且饱受正妻孙氏的欺凌。在两人的丈夫俞大成的死讯传来之后，孙氏将惠兰卖给贾员外为妾，自己则被父亲卖与重庆商人做妾。惠兰宁死不愿屈从贾员外，贾员外无奈，将惠兰转卖给一个布商，岂知那人正是蕙兰的故夫俞大成。俞大成有感于惠兰的坚贞，“择个吉日，献了天地，又遥祭了祖宗，把惠兰升做正妻”(140)。而在另一边，由于孙氏为人悍恶，重庆商人不得已也将她转卖，而买主恰是要纳妾生子的俞大成。
也就是说，原本分别为俞大成正妻和小妾的孙氏、惠兰二人，到了小说的末尾却发生了位置上的互换，她们的丈夫仍然是俞大成，可原本的妾变成了妻，妻却变成妾。不仅是名分上的改变，在小说中，当惠兰成为正妻以后，由于没有子嗣，便力劝俞大成纳妾，这又和前面所说的“贤妻纳妾”模式极为相像，表明惠兰正在全面行使小说中正妻的主要职能。到了孙氏作为妾被买回来之后，俞大成让她拜见惠兰，孙氏害羞不肯，俞大成道：“我今日是买妾，不是娶妻。你既做了妾，那有不拜的道理。”而当孙氏跪拜惠兰，惠兰要还礼之时，俞大成又道：“使不得，如今你是嫡，他是庶，没有这规矩。”(141)在这些对话里，处处点明妻妾的区别，既是为了告诉孙氏今时已不同往日，也是提醒读者注意二者身份与地位上的乾坤挪移。
可以说，惠兰成为正妻完全是对她坚贞贤淑的褒奖，而与三巧儿从妻降为妾一样，孙氏做妾也是对其过失的惩罚。但与三巧儿不同的是，孙氏做妾的时候，她所面临的正妻却恰是当年被其凌虐的妾，因此，这种惩罚的效果实际上也是双重的：不仅是做妾，而且是在“妾”的手下做妾，这既是最令孙氏感到屈辱的地方，也是作者对于妒妇最为快意的报复。
实际上，妻妾互换可以成为一个契机，两个女性通过互换身份的方式重新看待自己的对手，处在不同的位置，居于相异的地位，她们可能会对于对手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同情，也因此会多一些忍让，多一些宽容，从而真正做到“两个姊妹相称”，“从此一夫二妇，团圆到老”(142)。这或许也会成为小说中真正较为可行的“疗妒之法”。但事实上，在这篇小说中，人物的名分和地位虽然都发生了变化，可人物的性情却并没有随之改变，惠兰的贤德和孙氏的悍妒贯穿了小说的首尾。同时没有改变的，则是惠兰和孙氏在小说作者心中的地位，尽管她们的实际位置发生了互换，可惠兰始终像一个“美妾”一样受到偏爱和赞赏，而孙氏则一直是一个“妒妻”，并为此受到嘲弄和鞭挞。因此，从实质上说，这篇妻妾互换的小说和其他的“妒妻美妾”式的小说并没有两样。
但也有这样的小说：不仅是妻妾的地位、名分，连人物的性情也发生了互换，这便是《醒世姻缘传》。在《醒世姻缘传》中，晁源娶计氏为妻，又将小珍哥纳为小妾。计氏原本也甚是泼辣，但由于晁源对其渐渐厌绝，也就一日比一日怯懦。而小珍哥则恃宠而骄，凌驾于计氏之上，甚至诬陷计氏有私情，逼得计氏自缢而亡。这三人死后，又重新转世，晁源托生为狄希陈，计氏托生为寄姐，而小珍哥托生为珍珠。狄希陈又纳寄姐为妾，并买珍珠为婢女。狄希陈最喜欢的是珍珠，可寄姐却视珍珠为仇雠，并百般折磨珍珠，最终逼珍珠上吊自尽。
可以看到，在转世之后，寄姐为妾，珍珠是婢，但无论是家中的地位，还是施虐受虐的情形，寄姐与珍珠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妒妻美妾”没有区别。这也就是说，当寄姐与珍珠对立之时，完全可以将寄姐看作妻，将珍珠看作妾。因此，转世之前的正妻计氏与小妾珍哥演绎的是妒妾对于正妻的欺凌，而转世之后的寄姐与珍珠之间发生的是妒妻对于美妾的虐待，不仅两人的位置彻底发生了改变，人物的性情、做事的方式也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意旨上说，这样的妻妾互换所体现的是因果相袭的冤冤相报；就情节而言，前面的妾欺凌妻与后面的妻虐待妾则形成了正反两极的对比，而这两种情形又恰好是两类妻妾矛盾较为极端化的显现。
《连城璧》一书中便有道：“妻妾两个吵闹，告在丈夫手里，原起情来，自然是正妻吃醋，磨灭偏房，该说做大的不是；若还据起理来，自然是爱妾恃宠，欺凌正室，又该说做小的不是了。”(143)在《醒世姻缘传》中，既写到了正妻对偏房的磨灭，又写到了爱妾对正室的欺凌，对于妻妾之间的矛盾有了一个全景式的展现。这种展现又是通过妻妾位置互换的方式去实现，这表明妻与妾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所谓的名分和地位都是虚妄的：受虐者同时又是施虐者，欺凌别人的人也是被别人欺凌的人。在妻妾的对立中，不存在永远强势的一方，也没有永恒的胜利者，用这样的手法或许才能化解妻妾之间流动不绝、连绵往复的嫉妒和仇恨。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暗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她们的地位根据她们的表现来确定，而褒奖惩罚的权力则掌握在男性——不只是小说中的丈夫，也包括小说作者——的手里。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连环为妾”：无论女性现实的名分如何，在男性为主的叙事话语中，她们永远都不能摆脱“妾”的身份和地位。
如果说在涉及情爱的小说里，三角关系永远是最经典和最稳固的结构，那么在明清的通俗小说中，夫、妻、妾三者之间正构成了一个经典而稳固的三角。其中，“妾”或许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元素。从情理上分析，夫、妻可以撇开“妾”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组合，但妾却无法离开夫、妻单独存在。这种依附性并不意味着“妾”就是小说里的陪衬或是弱者，而恰恰相反，在很多小说中，妾都成为主要人物并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坚韧。这不仅表现在即便饱受各种欺凌和压制，妾依然会保持坚强的生命力和善良的天性，更体现在小说作者对于“妾”的偏爱：“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们对于女性的完美想象，还寄托了他们对于远大前程和显贵身份的憧憬。正因为如此，“妾”在现实的家庭中是可有可无的，但在涉及家庭与婚姻的通俗小说中却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夫、妻、妾这三个角色中，原本应该处于核心地位的丈夫在小说中却往往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在涉及“妾”的一系列模式中，无论是“贤妻纳妾”“妒妻美妾”，还是“连环为妾”，丈夫都基本处在隐身或是缺位的状态。纳妾的是妻，和妾对立的是妻，对妾的命运影响最深的还是妻，似乎妻妾之间发生的一切就足以构成小说的全部，而丈夫仅仅是一个点缀。事实上，这也正是男性偏爱“妾”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由：“妾”凝聚了男性繁衍子嗣的希望和声色之娱的欲望，而妻则局限了这些希望和欲望。因此，妾与妻的全面对抗，实质上也就是男性试图将这种希望和欲望无限扩展的斗争。男性用“妾”全权代表自己，并在不可收拾的时候，将“妾”作为挡箭牌，将责任推卸到妾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妾真正是男性的“心头之宠”。因此妾非但不是陪衬，反倒一定是三者中最重要的一方。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比丈夫和正妻都真实，因为她暴露了男性对于婚姻的真实想法，以及男女双方在婚姻立场上的现实差异。
倘或暂时不论及繁衍子嗣、声色之娱等纯功利的目的，在男性对于“妾”的喜爱中，还是能找到一些清新脱俗的印记。在《警世通言》的《唐解元一笑姻缘》里，唐寅对秋香可谓情真意切，对秋香的追求也跟现代意义的求爱几乎没有差别。这也牵涉到妻与妾一个重要的不同：“但娶妾的容你自选，容你面试，娶妻的却不容你自选，不容你面试。”(144)对于在婚姻上缺乏自由、娶妻如同抽奖的男性来说，纳妾可以当面挑选，无疑是一个最大的福音。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同时扩展了男性想象的空间：婚姻完全可以如同娶妾一般靠着真情的萌动自由选择，这也使得古典小说中的婚姻不是从头至尾只是一场婚姻，而是真正“恋爱”后的婚姻。张爱玲在谈到古代小说里的爱情时曾经说过：“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145)就这个意义而言，和表亲、青楼相似，“纳妾”也提供了男女交往的契机，并足以激发作者将相应的经验推衍到其他类别的情爱写作中去。因此，“纳妾”对于描写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才子佳人小说等同样功不可没。
这也带来了小说风格的两大流向：一类是世情小说，主要呈现由妻妾之争引起的家庭矛盾；一类是才子佳人小说，完全以男性为中心，回避和漠视妻妾之争。前者可以看作小说中妾的基本功能，而后者则可以视为对于“妾”的功能的拓展。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世情小说中妻妾之间往往会有一番激烈的争夺截然不同，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妻妾关系是相当融洽、和谐的，她们还往往会为妻妾的名分而彼此谦让。例如在《宛如约》中，赵如子因为自己门户较低，要让赵宛子做正妻，赵宛子则建议根据议婚的先后次序，让赵如子做妻，而自己为妾。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只能通过叙年齿的方式定名分，在两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情况下，赵如子因为早生了一个时辰，才不情愿地成为正妻。费了如此这番周折，只为了正妻妾的名分，赵如子、赵宛子两人的竭力谦让，不是证明了名分的无关紧要，而恰恰说明了妻妾的名分对这些女性来说有多重要。但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妻妾名分或许根本就无足轻重：妻妾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所有的女性其实在男性看来或许都应该是“妾”。微妙的是，就字义而言，“‘妻’从来有两种含义，一种固然解做‘齐’字，同时也可当做‘妾’字使用”(146)。而妾便意味着美丽、善良、聪慧、守节，并且男性可以拥有如同处置物件一般的绝对支配权，让女性彻底成为他们的附属。换言之，一方面，男性将女性的所有优点都附加到“妾”的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对于妾的这些想象蔓延到所有的女性，将所有的女性都“妾”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纳妾”才是他们心中最为完美的婚姻方式。
“纳妾”对于通俗小说的贡献还不止于此。“纳妾”其实综合了通俗小说具有多种面相的可能性：通过纳妾，既可以写到以女性为主的家庭，反映各种家庭矛盾，也能够涉及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描摹社会百态；既可以展现男性的欲望和抱负，也能对这些欲望和抱负进行巧妙的隐藏；既可以讨论婚姻、情爱，也能关联科名、伦理，甚至与色欲、谋杀也有密切的联系……以“纳妾”为基点，小说可以充分舒展，立足于世情社会与日常家庭，追求到足够丰富炫目的日用起居之奇。这或许是通俗小说从关注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宏大叙事，转而变为切近家庭故事、市井人情的一个重要环节。
(1) 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2)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3)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4) 如《二刻拍案惊奇》之《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中的朱逊，便是先娶了福娘做妾，再与正妻范氏成婚。
(5)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98页。
(6)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7)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188页。
(8)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00页。
(9)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0)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188—189页。
(11)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12)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00—201页。
(13)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14)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189页。
(15)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16)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02页。
(17) 徐咸：《西园杂记》，《丛书集成》本，第118—119页。
(18)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99页。
(19) 任寅虎：《中国古代的婚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5页。
(20) 罗浮散客：《贪欣误》，《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第2页。
(21)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09—710页。
(22) 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页。
(23) 《锦绣衣》，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385页。
(24)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101页。
(25)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42页。
(26)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506页。
(27)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523页。
(28) 《麟儿报》，《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康熙十一年序刊本，第502页。
(29) 《宛如约》，《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醉月山居刻本，第117、119、118、117页。
(30) 南北鹖冠史者：《春柳莺》，《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389页。
(31) 《宛如约》，《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醉月山居刻本，第3—4页。
(32)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99页。
(33)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94页。
(34)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104页。
(35) 清溪道人：《东度记》，《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序本，第943页。
(36)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页。
(37)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9页。
(38)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9页。
(39)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40—141页。
(40)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0页。
(41) 有关陆氏兄弟的家世背景，可参看井玉贵：《陆人龙、陆云龙小说创作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42)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62、763页。
(43)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1页。
(44)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45)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11页。
(46) 《隔帘花影》，《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初刊本，第543—544页。
(47)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100页。
(48) 《隔帘花影》，《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初刊本，第539页。
(49)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100—101页。
(50) 罗浮散客：《贪欣误》，《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第8页。
(51) 天花主人：《惊梦啼》，《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2页。
(52)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416页。
(53) 周楫：《西湖二集》，《中国话本大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54) 《隔帘花影》，《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初刊本，第539页。
(55) 天花主人：《惊梦啼》，《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2—3页。
(56)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13页。
(57) 周楫：《西湖二集》，《中国话本大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58)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09页。
(59) 潇湘迷津渡者：《都是幻》，《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本，第160页。
(60)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69页。
(61)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41页。
(62)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13页。(https://www.daowen.com)
(63)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51页。
(64)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418页。
(65) 天花主人：《惊梦啼》，《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3页。
(66)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13页。
(67)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543页。
(68)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508页。
(69)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517、521页。
(70)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518页。
(71)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72)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51页。
(73)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1页。
(74)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1—22、26、30页。
(75)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8—99页。
(76) 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98、799、801、803页。
(77) 罗浮散客：《天凑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图书馆藏本，第44页。
(78)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190页。
(79) 赤心子编辑：《绣谷春容》，《中国话本大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页。
(80)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5页。
(81) 罗浮散客：《贪欣误》，《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刊本，第14页。
(82) 张应俞：《杜骗新书》，《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陈氏存仁堂刊本，第147页。
(83) 清溪道人：《东度记》，《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序本，第943页。
(84)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9页。
(85)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157页。
(86) 《明实录》，第十三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2年版，第1947页。
(8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97页。
(88)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页。
(89)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57页。
(90)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9页。
(91)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67页。
(92) 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13页。
(93) 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94) 《隔帘花影》，《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藏初刊本，第3页。
(95)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70页。
(96) 天然痴叟：《石点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97)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2页。
(98) 宁静子：《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323页。
(99)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19—530页。
(100)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0页。
(101)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41、143页。
(102) 罗浮散客：《天凑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图书馆藏本，第13页。
(103) 冯梦龙：《警世通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9页。
(104)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7页。
(10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8页。
(106)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1页。
(107) 王建中修，刘绎纂：《（同治）永丰县志》卷五，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08)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89页。
(109) 天然痴叟：《石点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10)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74页。
(111) 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6页。
(112) 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113) 《锦绣衣》，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
(114) 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页。《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的本事出于《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七之《葛周》一则，但这句话却是本事中所无。参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20页。
(115)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98—699页。
(116)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06页。
(117) 五色石主人：《八洞天》，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18)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634—635页。
(119)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258页。
(120) 陆人龙：《型世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3页。
(121) 坐花散人：《风流悟》，《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吴晓铃藏本，第2页。
(122) 心远主人：《二刻醒世恒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雍正原刻本，第31—33页。
(123) 冯梦龙：《醒世恒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99页。
(124) 李渔：《连城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
(125)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57页。
(126) 布斯著，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
(127) 凌濛初：《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65页。
(128)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7页。
(129) 张应俞：《杜骗新书》，《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陈氏存仁堂刊本，第75、229—230页。
(130) 天然痴叟：《石点头（等三种）》，《中国话本大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131) 祝枝山：《野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29页。
(132)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5页。
(133) 宁静子：《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304页。
(134)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12页。
(135)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12页。
(136)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11—712页。
(137)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15、716页。
(138) 《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139) 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140)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67页。
(141) 守朴翁：《醒梦骈言》，《古本小说集成》影印首都图书馆藏稼史轩刊本，第173、174页。
(142) 冯梦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143) 李渔：《连城璧》，《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抄本，第793页。
(144) 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大连图书馆藏本，第361页。
(145) 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146) 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