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空间的开拓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小说作者会乐于将种种艰难险阻放置在那些私奔女子的路途之间，从而在她们的情感生活以及小说的情节之中同时掀起巨大的波澜。这种私奔后所经遇的江湖之险也能够和私奔中的其他情节类型产生奇妙的化合反应。在《初刻拍案惊奇》的《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中，马员外之女与中表之兄杜生“彼此相慕，暗约为夫妇”，但“杜生家中却是清淡，也曾央人来做几次媒约，马员外嫌他家贫，几次回了”。在奶娘的鼓动下，马员外之女准备在夜间与杜生私奔，岂料攀墙而出，走了半晌，才发现和她同行的黑衣人“是雄纠纠一个黑脸大汉”，“不是杜郎了”。
这篇小说的本事出自《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五之《宫山僧》一则，在本事中，对于女子的私奔只有一句而已：“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72)但在《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里，则敷衍出了马员外之女与杜生的一段情事，作为马员外之女私奔的前情。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本事中，我们无法得知那个女子究竟是与黑衣人有约在先而私奔，还是私奔时被黑衣人遇见而被掠走。但到了小说中，由于私奔的对象是杜生，黑衣人便成为此前所论私奔中常常会出现的“第三者”。
也就是说，通过对于本事的改编，上述情节与“第三者”的相应模式极为相似：女子私奔出来之后才发现所奔的对象并非自己的意中情人，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按照这样的趋势去判断，“私奔”中的男主角即杜生在故事中应该被“第三者”——也就是那个黑衣人——所取代，而故事或许仍然应该按照“私奔”的方式进行，最后的结局则是马员外之女与那个黑衣人成就一段姻缘。
但奇特的是，这一情节的前半段酷似私奔中的“第三者”，后半段却与之迥异。当马员外之女发现与她私奔的不是杜生之时，“女孩儿家不知个好歹，不由的你不惊喊起来”，被那黑衣人一时性起，“拔出刀来，望脖子上只一刀，这娇怯怯的女子，能消得几时功失？可怜一朵鲜花，一旦萎于荒草”(73)，竟丧身在私奔的途中了。
也就是说，这段故事的前半与私奔中的第三者颇为一致，后半则流向了私奔女子所遭遇的江湖之险。从情节模式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两种情节的嫁接，因此也就兼有两类情节的长处：前半所奔非人的出人意表和后半路遇强人的惊险刺激在阅读情绪上可以完美衔接，而最后的血腥残暴即便令人愕然，却也因为此前的情绪铺垫而显得没有那么突兀。由于两种模式的结合，与之相关的故事情节都处在激烈的震荡之中，却又都能位于一个合理的频率范围之内，这种效果的产生是与两类模式，尤其是私奔中的江湖之险的情节属性密切相关的。
如前所述，小说中女性的私奔之路绝非坦途，而是一段崎岖艰险之路，甚至如马员外之女一般是不归之路。实际上，除了充满了风波之险，小说中的“私奔”也不是可以从寂寞此岸迅速到达幸福彼岸的捷径，而很可能就是一条看不到归途的漫漫长路。
在《空空幻》中，艳姣原本嫁给苏乡如为妻，却因为嫌弃苏家贫困，与珠宝商人凤集梧相约私奔。谁知乘船时，“两个舟人竟持了明晃晃两把利刀，抢入舱中，把集梧一刀砍死”，并把艳姣挟持到了一个淫僧聚集的僧房。此后僧房起火，里面关押的一众女子都逃了出去，“哪知艳姣命犯颠离，出寺难行，又遇地棍奸淫，骗拐载至维扬，竟卖于蔼春院中为妓”。两年后，艳姣又“忽被扬州府陶太爷出重价买去，送于督抚柳大人为妾”。(74)
由前面所引述的情节可以看到，艳姣的私奔不仅是经历了宋琬等人都遇到的江湖之险，而且还引发了一连串的流离颠沛，其身份也经历了从民妇到人质、妓女、小妾等种种大幅度的转变。如果说《麟儿报》中的幸昭华只是暂时地迷失在私奔的路途之间，那么艳姣则是在私奔之路上越走越远，再也找寻不到回归的路程。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这也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情节路径。
其一是叙述这些女子私奔时在江湖上遭遇的风险，在相应的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再让她们在某个地方栖身下来，暂时休止这段江湖之途。例如幸昭华迷路时遇见了几乘轿子，里面坐着的人中便有官员毛羽。毛羽看中了女扮男装、貌美异常的幸昭华，有心将她招为女婿，因此将她收留下来，这也结束了幸昭华迷路中无所适从的窘境。
在这方面更为典型的则是刘素香和宋琬。在《张生彩鸾灯传》中，独自一人在江边哀泣并萌生了轻生之念的刘素香遇见了一个尼姑，尼姑将她收留在大慈庵中，刘素香就此“屏去俗衣，束发簪冠，独处一室”(75)，并最终盼来了和张舜美在大慈庵中的重逢。《女才子书》中的宋琬亦与此类似，在从强盗舟人的身边逃走之后，宋琬来到了怡老庵，居住在庵里。也是在怡老庵，宋琬等到了大难不死并且一路寻访而来的谢骐，两人终于团聚。(https://www.daowen.com)
在此种情节路径中，这些女子所遭遇的江湖之险无论激烈程度如何，到最后都只是一场虚惊。同时，江湖风险的告一段落也就意味着动态的私奔之路暂时终结，这些女性仍然回到了她们熟悉的那种生活环境或是生存状态，或是在宦室之中得到庇护，或是在尼庵里获得安宁。由于身处家门之外，这种静态的生活仍然从属于她们的私奔，然而从形式上说却与她们在闺房之中的独处并无差别。也就是说，私奔使得她们流离到江湖之上，但她们在饱受惊吓之后又能找到一个像深闺似的避风港躲避江湖上莫测的风险，并在这些风平浪静的地方迎来团圆。
从情节目标上看，小说作者的主要用意不在于这些女性的流离，而是最终的男女团聚。这决定了江湖之险在小说中的地位，其只是两种平静生活之间的过渡和调味，却不是整个故事的重心。因此在这些女子的私奔生涯中，情节的奇崛往往来自那段脱离常规的江湖经历，而情节的归属却是那些宁静的庵堂。微妙的是，私奔是为了成就惯常方式无法成就的姻缘，可姻缘的最终缔结却不是由于对于惯常生活的反叛，而恰是宋琬等女性对于正常生活方式的回归，这也隐约体现了作者对于私奔的主观态度。
第二种选择则是叙述这些女子私奔后持续的流离或是奔波，就如同《空空幻》中的艳姣一般。在这种情节路径中，女性也能获得暂时的栖身之所，但这些栖身之所却与安全宁静的宦室或是庵堂完全不同，不是强盗聚集的贼窟，便是迎来送往的青楼，即便她们可以进入官宦人家，也是成为身份低人一等的侍妾。这意味着所有的栖身之所都是不安定的，非但在这些地方她们要经受各种惊吓或是屈辱，还随时都有可能被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件抛离出去，并再次进入动荡不安的生活。因此，如果说在上一种情节路径中，江湖风波只是私奔故事中的一个过渡或是点缀，那么在这种情节路径中，连绵起伏的江湖之险便成为私奔故事的核心内容，整个故事便是随着各种风波的逐一出现而依次展开。
这种情节路径最为显著的优势有两点。首先是女性多方面性格的展现。例如艳姣便经历了从民妇到人质、妓女、小妾等多种身份的转换，而在每一种特殊的身份之中，人物的性格都应是不尽相同的。在身为一个普通民妇的时候，艳姣表现出的是不安本分、嫌贫爱富；到了贼窟之中身为人质，艳姣则是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进入青楼之后，由于其“丽颜拔萃正在青年，而抚琴对棋吟诗描画，又色色精通”，竟然成为花魁之名大振广陵的一方名妓；当她成为督抚柳大人的侍妾之时，艳姣思及以往事迹，开始“悔恨交加，呼号大恸”(76)，最后彻然大悟，从一场人生大梦中悚然惊醒。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性情会呈现在不同的人生境遇或是身份之中，却很难集中到其中的某一种境遇或身份上全面展露。换言之，私奔在让这些女性远离家门的同时，也让她们获得了进行多种身份转换以及展露多方面性格的可能。
其次，这种情节路径也可以带来故事场景以及流动地域的大范围转换。根据私奔女性的足迹所至，故事可以切换到不同的地点，贼窟、青楼等寻常女性绝无可能涉及的场所也会成为故事的重要场景。这无疑可以使得相关小说所描绘的社会成为一个多面相、多层次的环境组合，而不只是局限在深闺、庵堂等景况单一的区域内。此外，地域的流动性在这样的故事中也得到了大幅的增强，私奔者不会因为走了数十里的错路就止步不前，而是要从居住所在地移动到此前不可能到达抑或是闻所未闻的地方，并且流动的次数和地点都可以持续增加。这也就为更为复杂的小说情节的展开提供了条件。
在《鼓掌绝尘》的《风集》里，韩玉姿与杜萼私奔出去，从巴陵出发，行了一百数十里路，到达长沙。在长沙的客店中，杜萼与自己的生父舒石芝重逢。对于杜萼来说，“得了韩玉姿”和“重会了亲生父”，是“终身两件要紧的事”(77)，这两件要紧的事都由于私奔而引起的地域流动来实现。相会之后，韩玉姿、杜萼仍然没有停止移动的步伐，他们又不远千里来到了京城，杜萼最终在京中考中了状元，完成了最为要紧的一件人生大事。
和艳姣在江湖上的颠沛流离不同，韩玉姿的私奔没有经历那么多的屈辱和困苦，整个私奔过程也是始终与杜萼在一起，并非独自飘零，但在大范围的地域流动方面则符合这种情节途径的特质。由于私奔，《风集》里的故事可以从此前集中叙述的巴陵城里摆脱开来，历经百里、千里之遥到达长沙以及京城，并在这些地点发生重要的事情，逐一完成杜萼的人生大事。整篇小说因为私奔而得到了地域和情节两方面自由流转的便利，私奔也在其间展露出了超越普通的儿女私情，勾连甚至建构更为繁复的情节的能力。
综上所论，“私奔”原本多只是“淫奔”的自然延续，在小说中的效用也主要是为了让通过正常渠道无法缔结婚姻的有情男女结成夫妻。但在小说作者的笔下，“私奔”在促成姻缘的同时，也成就了小说情节的延展和书写空间的开拓。这不仅表现为可以通过第三者插足的方式丰富私奔中人物的构成，形成更为复杂的情节形态，并达成陌生男女的姻缘，从而最大程度地显示私奔在成就婚姻方面的能力；也表现为随着女性的位移延伸到家门之外，私情私欲之外广阔的社会情状都可以被包容进小说。与此同时，女性在私奔的路途之间所遭遇的江湖风险增加了故事的跌宕起伏和惊悚效应，而从她们的视角所看到的种种境况即便再普通，也充满了陌生感和令人期待的各种可能性，所有这些都使得通俗小说中的“私奔”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婚俗，更是一种重要的小说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