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赘中的女性：情节动力和叙述视角
如前所论，“入赘”既是小说中男性的普遍理想，同时又充满了难度。对于男性来说很难的赘婚，对女性而言同样不易。在《风流悟》的《买媒说合盖为楼前羡慕，疑鬼惊途那知死后还魂》中，当文世高听到施十娘说及乡宦刘万户家的女儿已是十八岁年纪，尚未“吃茶”的时候，惊讶道：“男大当婚，女大须嫁，论起年纪，十八岁，就是小户人家，也都嫁了，何况宦家？”而施十娘则说道：“相公有所不知。刘万户只因这小姐生得聪明伶俐，善能吟诗作赋，爱惜他如掌上之珍，不肯嫁与平常人家，必要嫁与读书有功名之人，赘在家里，与他撑持门户。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把青春差错过了。”(83)在《醒世恒言》的《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叙及过善女儿淑女时也有道：
且说过善女儿淑女，天性孝友，相貌端庄，长成一十八岁，尚未许人。你道恁样大富人家，为甚如此年纪犹未议婚？过善只因是个爱女，要觅个
嗻女婿为配，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拣择了多少子弟，没个中意的，蹉跎至今。又因儿子不肖，越把女儿值钱，要择个出人头地的，赘入家来，付托家事。故此愈难其配。(84)
类似的例子出现在许多涉及入赘的小说中，几乎举不胜举。可以看到，因为要求“入赘”，女性缔结婚姻的难度大大提高，“高不成，低不就”几乎成为所有女方父母招赘女婿时的一致举动，“把青春差错过了”则成为这些坐等赘婿的女子的共同感叹。而在小说的情节方面，女性由于要求入赘而蹉跎青春则另有一番妙用。
在这些涉及入赘的小说中，男女双方结成夫妇通常是小说情节的终点或是一个重要的结点，而男女双方互生情愫进而谈婚论嫁则往往是情节的起点。既然是谈婚论嫁，那男女双方势必已经达到了可以婚嫁的年龄，可一个显见的疑问在于，为何女子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却还未许人？考虑到古代女子受聘的年龄往往比婚龄更小，且秦汉以降历朝对于迟婚往往采取较为严厉的取缔措施，早婚制度越发普遍化(85)，例如明洪武元年便明确规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嫁娶”(86)，这样的疑问也就显得愈发强烈。
女方父母在“入赘”中的挑剔，以及由此带来的女性的错过青春则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由于要求入赘便往往“愈难其配”，女性的婚事被一再拖延，拖延到当她和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碰面的时候仍然待字闺中。这便既为此后的情节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也完美地弥补了女性大龄未嫁这一情节上的明显漏洞。
当然，女性在招赘婚姻中的延误往往不是由她们自己造成的，她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事实。而在下面的例子中，她们则变得不再被动。
在《二刻拍案惊奇》的《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中，金定与刘翠翠两下相爱，但刘家父母嫌金定太穷，不肯与金家结亲。刘翠翠以绝食相抗争，终于得遂所愿，将金定招为赘婿。书中有道：“金家果然不费分毫，竟成了亲事。只因刘翠翠坚意看上了金定，父母拗他不得，只得曲意相从了。”(87)
在《八洞天》的《幻作合前妻为后妻，巧相逢继母是亲母》里，长孙陈逃难路过甘家，甘家的女儿秀娥“亦雅重文墨，昨夜听说借宿的是个秀士，偶从屏后偷觑，却也是天缘合凑，一见了长孙陈相貌轩昂，又闻他新断弦，心里竟有几分看中了他”(88)。正是由于秀娥看上了长孙陈，对女儿百依百顺的甘母才依照女儿的意思，将长孙陈招赘为婿。(https://www.daowen.com)
同在《八洞天》的《断冥狱推添耳书生，代贺章登换眼秀士》里，晁七襄爱慕莫豪的才华，“晁母遂欣然依允”，定下了这门亲事。可当莫豪目疾不痊，主动提出退亲，晁母也有悔亲之意的时候，“七襄两颊通红，正色说道：‘共姜之节，死且不移，何况残疾。既已受聘，岂容变更。若母亲从其退婚之说，孩儿情愿终身不嫁！’”(89)晁母知道七襄立志坚决，不忍违拗，终于让他们成婚。
这几篇小说里的女性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夫婿，并且绝不妥协和放弃。相对于多少显得有些软弱的男性主角，这些女主角对于情感、婚姻的执着和坚毅，以及在挑选夫婿中的主动，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的坚持和坚韧不仅是男子一方最终得以入赘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故事情节得以往前推进的关键。
事实上，“入赘”本身就含有女子“娶”男子的意思，上述这些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中的主动，可以视为入赘提供给小说的一个契机。在其他的婚姻中，女性也可以采取主动争取、坚持不懈的态度，可无论是哪一种婚姻，也没有女性天然占据优势的赘婚这样名正言顺、本色当行。
既然女性可以在与入赘相关的故事中成为绝对的主角，那更进一步，从女性的视角出发，来叙述男女之间从产生爱意到招赘成婚的一系列过程，便也成为可能。《十二楼》中的《夏宜楼》写的是詹娴娴与瞿佶之间的爱情喜剧，极为特殊的是，整篇小说没有按照惯常的思路，从男主人公，也就是瞿佶的角度叙述故事，而是将视角局限在詹娴娴的身上，用她的眼睛观察整个故事的进展。从情节看，詹娴娴与瞿佶之间的情爱事件并不复杂，也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可正是由于叙述方式的改变，整个故事始终保持着一种引人入胜的悬念感，成为一篇相当“不俗”的小说。当作者在使用这一有限视角进行叙事的时候，固然是为了刻意制造那种悬疑的效果，可最直接的后果却是：女性成为小说叙事的核心。这正与女性在赘婚中的强势地位相仿佛。
从这个意义上说，入赘中女性地位的提升实际上是给予了小说情节新的推动力，同时也给作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去叙述故事，这使得小说有可能从以男性为中心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开创出新的格局。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男性，他们有可能会试着站在女性的立场去营造情节、叙述故事，但性别的差异决定了这样的尝试只能是浅尝辄止。他们最愿意去做的不是进一步抬高女性在赘婚中已经居于优势的地位，而是维护处于下风的男性在入赘中的体面和尊严。因此，小说中的女性无论怎么主动、如何坚持，她们的奋斗目标都必须和男性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她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努力，而只是男性实现入赘理想的助推器。这些女性虽然体现出了巾帼胜过须眉的潜质，可归根结底，她们仍然只是男性梦想中可以为他们付出一切的红颜知己。
从另一方面考虑，小说作者没有充分挖掘女性在小说情节和叙事中的特殊作用，也是因为，即便不从这样别致的角度入手，仅仅是着眼于“入赘”所附着的常规属性，就已经可以为他们的创作提供很多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