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科举式订婚
从叙事的角度着眼，以科举成就婚姻不仅延续了两者在情节上的会合，而且在情节终点上也能够准确地同时实现两个最为重要的情节目标，即“大登科”与“小登科”的圆满完成。对于小说中的婚姻而言，科举所起到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如前所论，在小说所叙述的订婚中，小说化的需求和礼制化的需求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小说中所叙述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基本都是“非礼”的，而最后的缔结婚姻又必须符合礼制。对此，小说作者往往会运用多种手法对这一冲突加以周全，前面所说从定情信物到订婚聘物的转化便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科举也提供了同样的资源。
在《吴江雪》中，当小说进入正文之前便有道：
在下如何今日细述？只因后面有一个绝色女子，为了出去烧香，惹出事来。亏了后来立志刚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亏所订男子，金石不渝，直至流离颠沛，不变初心。日后泥金报捷，奉旨赐婚，却将一床锦被遮过了，不致为人评论笑骂，反起人之羡慕赞叹。(106)
从这段议论可以看到，倘或不是因为“出去烧香，惹出事来”，这部才子佳人小说几乎无法敷衍。但这样的事情于礼法有亏，会受人“评论笑骂”，而逆转这一情形的关键便在于“泥金报捷”。所有的非礼行为都被耀眼的科名遮掩，甚至还能幻化出令人羡慕赞叹的光环。科举在成就小说中婚姻的同时，也使之具有礼制化的名分，这与小说往往以正式的订婚去掩盖此前的私定终身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出发，便能进一步理解科名为何会成为更正式的“聘物”出现在小说中。这不仅意味着男性为争取科名所付出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对于婚姻的郑重，也不只是科名形成了对于婚后女性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的某种保证，科名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对此前小说化婚恋的礼制化的升华，并且相对于普通人都能实践的婚仪，由于科名是难得的殊荣，便成为更具价值的来自官方的承认。从这一点上说，科名与“奉旨成婚”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或者说，通过金榜题名所得到的“科名”本身就是一种别样的“奉旨成婚”的婚姻礼制。
这就意味着，当科举与婚姻在情节中会合于一处的时候，它们之间也发生着某种奇妙的共融，婚姻固然会成为科举视野中的“小登科”，而科举也会进入婚姻的序列成为曲径通幽的订婚仪式。就此而言，另一种形式独特的订婚也完全可以视为这种科举与婚姻奇妙共融的产物。在《金陵琐事》中曾记有一事：
尚书吴交石公有二女，长女已择周公金。复见金公清，童年器宇不凡，与夫人言之。夫人出一对试之，云：“汗血名驹，起足已存千里志。”金对云：“负吭仙鹤，抬头便彻九皋声。”夫人喜甚，以次女许焉。(107)
吴交石的妻子以一个对子作为试题为自己的次女选中佳婿。在小说中，这种考试择婿的方式更为常见，并且无论是试题本身还是考试的方式都要复杂得多。在《五色石》之《二桥春》中，面对黄苍文和木采两个求婚者，陶家不知如何取舍，因此决定以考试的方式决定该择取何人为婿。最后黄苍文凭借两首词在这场考试中胜出，并以这两首词作为“订婚的符帖”(108)。从礼制的角度看，这种经由考试的方式订婚并不是婚仪中必经的步骤，但在小说中，类似的情形却屡见不鲜。与前面所叙以女主角作为媒妁、以诗作为聘物等相似，这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小说化的叙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故事中，这种小说化的叙述正是通过科举与婚姻相互融合的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科举的角度着眼，可以名之曰“类科举情节”，而从婚姻的角度看，则不妨称之为“科举式订婚”。
可以看到，当小说在叙述这些科举式订婚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科举考试的术语与程式设置相应的情节。在《引凤箫》中，金凤娘意图用诗考白眉仙的才学，当婢女霞箫将诗拿给白眉仙和韵的时候，便道：“头场题目出了！”(109)非但是科举考试中的头场题目，连选婿时的答卷都需要和科举考试一样进行誊录，以防止可能发生的舞弊。在《合浦珠》里，范家也是以考试的方式在两个求婚者中择婿。据范公所说，待两人答完试卷后，“待老夫一笔誊写，传进小女，听其选择”(110)。对于士子而言，在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是考官的批改试卷，而科举式订婚的考官设置、批改方法也与科举考试相仿佛。在《五色石》之《选琴瑟》里，已经考中状元的何嗣薪要以考试的方式检验随瑶姿的才学，其座师亲自主持考试，并对随瑶姿的母舅郗乐道：“今甥女高才，若止是老夫面试，还恐殿元不信。今老夫已设一纱
于后堂之西，可请令甥女坐于其中，殿元却坐于东边，年翁与老夫并令姊丈居中而坐。老夫做个监场，殿元做个房考。此法何如？”(111)在《生花梦》中，冯玉如以文考婿，并亲自批改应试者的试卷，其余人等“俱一笔抹倒”，“单将康梦庚那篇连圈密点”(112)。科举考试中，除了乡会试第一场的八股制艺之外，还有二、三场的论、章、表、策等多种文体。在《巫山艳史》中，为了检验未来女婿的才情，罗老也给李芳出了一道策问题：“和与战究竟何者为胜？”李芳则以“故必以和济之，二者缺一不可。当今之世，良将既无其人，而彷恃和亲以苟安，非计之得也。将见库藏竭而民力疲，天下无宁怠之日矣！可为长太息者以此”等语作答。(113)除此之外，科举考试中登科者都有人报录，这一情形竟然也出现在科举式订婚中。在《情梦柝》里，胡楚卿参加完考试后回到寓所：
暗想消息只在这个时辰。等了一会，心燥起来，竟如小儿思乳，老狐听冰。风吹草动，都认是衙里人来。不多时，只见方才监场的管家，手执红帖，笑嘻嘻进来道：“相公高中了。”楚卿听得高中两字，把一天愁撇下。那管家上前叩头。楚卿挽起。管家道：“家老爷说，相公诗才第一，今日就要请进……”(114)
单看这一段文字，会以为胡楚卿参加的是科举考试，等待的是发榜。这与《山水情》里卫旭霞等人在参加完乡试后候榜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在那里劳心焦思，卧不贴席。挨到谯楼鼓绝、鸡鸣报晓的时候，朦朦胧胧正欲睡去，只听得街坊上人声喧沸。旭霞侧耳听着，停过刻余，忽然敲门打户起来。这时节沉睡之人都惊醒了。”(115)其实胡楚卿此前参加的并非科举考试，而是意中人沈若素的以诗考婿，在寓所苦等的也是考婿的结果。颇具意味的是，不仅胡楚卿候榜的心态与明清小说中其他的科举中人并无二致，便连报录者也是以“高中”来形容胡楚卿被沈家选为女婿。(https://www.daowen.com)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科举式订婚基本上都是亦步亦趋地在模拟科举考试来进行，而在这一方面，又以对于“三场”的模拟最为显著。在明清科举考试中，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都需要考三场，在科举式订婚中也沿用了这一规则。在《选琴瑟》里，经过两番酬和，何嗣薪已对随瑶姿的才学大加褒扬，却又道：“但我欲再咏一首索和，取三场考试之意，未识小姐肯俯从否？”(116)在经过了这第三场考试之后，两人才正式定亲。在《玉支玑》中，面对卜成仁的求婚，管彤秀以诗题考其才学，却是：“采葑采菲，秣马秣驹，宜室宜家。”(117)每题要题七言绝句一首，也恰是取三场之意的三题。
从小说化与礼制化对立的角度来看，以上所叙及的这些科举式订婚同样是为了让小说化的婚恋获得礼制化的遮掩和升华。在《生花梦》中，冯玉如要以文考婿，请那些求婚者前来考试，同时也要看一看自己原本心许的康梦庚到底才学如何。旁边有人道：“万一别人的文字胜过康相公，却如何是好？”冯玉如答道：“我今择配，原欲取其才胜者，岂独注意康生？况婚礼慎重，苟有偏私，便涉暧昧，岂为正礼？”(118)事实上，通过考试择配原本便与婚姻礼制不合，“岂为正礼”之说正当其实。而小说中人之所以将这种原本非礼的订婚方式定义为“正礼”，正是由于其对于科举考试的模拟。科举考试中种种繁复而正规的程序保证了科名具有相当的公信力，这与婚姻礼制通过繁复而正规的程序保证婚姻的合法性正相仿佛。因此，小说作者是先通过对于婚姻礼制的简化实现更为自由的小说化婚恋，再通过对于繁复科举制度的模拟使之最终归于礼制之正，这是在化繁为简与化简为繁的回环往复中实现了小说化与礼制化在叙事中的统一。
除此之外，对于成熟的叙事构架的袭用也是科举式订婚产生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到，由于科举考试制度自身的严密和完整，其可以和小说情节有更为紧密的联系，甚至直接转化为小说的基本构架。(119)在这一方面，礼制层面的订婚虽然也有一系列的程序，但往往因时因地而异，规范性远不能和科举制度相比，并且如前所论，也并非每一步程序都能和小说情节有密切的交融，这也就决定了仅凭订婚本身，很难形成稳定的小说架构。因此，科举式订婚的产生实则是婚姻在利用成熟稳定的科举架构来完成叙事。
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式订婚对于“三场”的模拟不仅存在于某一次与考试有关的情节中，还会贯穿若干情节。仍以《玉支玑》为例，面对管彤秀出的三个题目，卜成仁交了白卷，而完美答出三题的则是长孙肖。这也不是长孙肖唯一一次参加这样的考试。管彤秀的父亲管侍郎在初见长孙肖时便让其题一首诗在自己的扇子上。其后为了选定一个西席，管侍郎又将长孙肖及另外三个秀才请到家中，酒席过后，“换上文房四宝并花笺写的一个诗题，外又一个礼盒，承着三封程仪，每封三面。又是一张百金的关书，并贽仪十两。诗成者请受关书贽礼，诗不成者，各送程仪一封，以为往来之费”(120)。经过了以上所述三次考试，长孙肖才最终与管彤秀定下婚约。因此，非但“采葑采菲，秣马秣驹，宜室宜家”三个题目有“三场”之意，前后三次考试同样也构成了“三场”。
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玉娇梨》中，苏友白和小姐红玉定情之前亦经过了三场考试。首先是苏友白所和的《新柳》诗被红玉赏识；其次是《红梨花曲》又受到红玉的激赏；第三场考试则是由侍女传话：“但问郎君：既有真才，今有一题，欲烦郎君佳制，不识郎君敢面试否？”(121)并当场作律诗二首，这场考试，苏友白同样顺利通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场考试从小说的第六回一直延续到第十回，几乎占据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小说作者不仅用“三场”去模拟与订婚相关的单一情节，还会用“三场”去横贯从前至后的几乎所有订婚过程，整个订婚就是在科举式的一场场考试中渐次完成的。通过这种方式，小说人物的才学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和肯定，小说化的婚恋也得到了礼制化的遮掩。更为重要的是，整个小说情节由此获取了支撑性的力量，并且经由大量类似小说情节的叠加，订婚终于在对于科举制度的模拟中具有属于自我的小说架构。
实际上，正是由于科举式订婚成为一种特殊的小说架构，与考试无关的订婚也能运用这一架构敷衍成篇。在《醒梦骈言》的《呆秀才志诚求偶，俏佳人感激许身》里，穷秀才孙寅要向富户刘大全的女儿珠娘求亲，珠娘戏言除非是孙寅将枝指砍去方可，孙寅竟真将枝指砍断。此后，孙寅在清明节遇见珠娘，魂魄随珠娘而去。最后，由于思念珠娘，孙寅又魂附于鹦鹉，飞到珠娘身边倾诉情怀。经过割指、离魂、化鹦哥之事，孙寅的至诚终于打动珠娘，两人定下婚约，整篇小说叙述的几乎都是这一艰难的订婚过程。从考试的角度看，孙寅和珠娘之间的订婚完全和对于科举的模拟无关，但倘或将考试视为“考验”，则孙寅所经历的“三场”与前面所叙长孙肖、苏友白等人正属同脉。
这一方面说明了作为小说构架的科举式订婚在稳定和成熟之后会蔓延到其他与考试无关的婚姻叙事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订婚叙事内在的某种努力：当科举式订婚通过对于科举的模拟实现了小说架构的建立之后，也在寻求获得更为独立的小说构架的可能性，对于考试环节的消磨，可能正是其中的一种尝试。
总之，科举在订婚叙事中的身份是多重的：从婚姻的对立者和阻碍者，到作为婚姻的正面推动力量，乃至成为订婚礼制化要求的落实者，并最终提供了科举式订婚赖以建立的重要资源。科举的以上所有这些身份都体现在与小说中婚姻的复杂纠合中，而通过多重身份和复杂纠合，我们也能更为清晰地看到作者如何克服小说化与礼制化之间的矛盾，建构起更为圆熟的订婚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