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的结构意义
如前所说，和“淫奔”一样，“私奔”也是逾越礼制的非礼之举。而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之所以用“淫奔”或是“私奔”去解决他们的婚姻问题，一个显见的原因便在于按照正常的方式和途径，他们之间的姻缘往往难以成就。小说中便道：“但为女子的，生于深闺，训于保姆，使天生怜念，而令才子佳人通之于媒妁，成之以六礼，琴瑟静好，室家攸宜，则上不贻羞于父母，下不取贱于国人，岂非千古美事！”但可惜之处便在于“才子偏遇不着佳人，佳人偏配不着才子，往往因爱慕之私，动钻穴逾墙之想，以致好逑之愿流为桑间、化为濮上”。(52)
在《熊龙峰四种小说·张生彩鸾灯传》的头回中，张生与一女子极尽欢娱之后两情绸缪，不忍分离，却又因为无法成就这段姻缘，两人竟要“解衣带共结”，“同悬于梁间”。最终，他们是听从了一名老尼的建议才得以“两情好合，谐老百年”。而那名老尼所说的正是女子随张生私奔，“远涉江湖，变更姓名于千里之外”(53)。张生与那女子因为“私奔”而百年好合，而在《二刻拍案惊奇》的《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里则出现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一个江西的官人在西湖巧遇一女子，两人同样“往来既久，情意绸缪”。那女子一方面“梦寐焦劳，相思无已”，另一方面却又羞于私奔，不愿“私下随着郎君去了”。那官人只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求聘为婚”，可女方父母“见说是江西外郡，如何得肯”，最后“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再不能与女子相闻音耗了”。数年后，官人与女子再次相见，那女子却已因“终日思念”而死，变为多情之鬼。(54)
由以上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可见，“私奔”能让两情相悦的男女成就百年之好，而不“私奔”则会导致他们两相分离、抱憾终身。这是对于“私奔”功用最为直观的显示。换言之，“私奔”可以完成男性女性之间的婚姻大事，解决了男女双方情感炽烈到甚至能为之殉情，却又因为种种阻碍难以缔结姻缘的矛盾。这可以视为通俗小说中有关“私奔”最为基本的一个情节功能。但有趣的是，“私奔”不仅可以让热恋中的男女摆脱现实的束缚成为夫妻，还能让与此段恋情无关的他者得益，并促成别样的姻缘。
在《初刻拍案惊奇》的《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里便一连出现了两个这样的故事。首先是在头回中，曹姓女子与一个“姑娘的儿子”，“从小往来”，“心里要嫁他”，可她的母亲却嫌弃“他家里无官，不肯依从”。两人无法可想，相约私奔。可当曹姓女子在夜间如约来到门外之时，却发现等在外面的不是姑娘的儿子，而是一个陌生的男子。原来那人是王生，偶然得到了两人私奔的暗号，因此在此守候。在王生的威逼利诱之下，曹姓女子只得随王生而去。
其次则是此篇小说的正文。陶幼芳喜欢“一个表亲之子王郎”，可自小却被许配给了一个瞎子，陶幼芳不愿嫁他，与王郎“订约日久”，约定某夜私奔出来，“一同逃去”。当夜，陶幼芳知道有男子在外面等候，以为必是王郎，便与丫鬟在夜间翻墙出来，意图私奔。可“如此行了半夜”，已快到天明了，才发现同行的男子不是王郎，却是碰巧在她家门前避雨的蒋震卿。此时陶幼芳虽然发现认错了人，却也回不得头，只能在蒋震卿的逼迫下跟他回家做了夫妻。(55)
在这两个颇为相似的故事中，都出现了私奔，而私奔的缘由同样都是热恋中的男女无法成就姻缘。而从热恋男女的形貌来看，也与普通风月故事中的男女主角一般无二：曹姓女子“生得十分美貌”，那位姑娘的儿子则是“生得聪俊”；陶幼芳“且是生得美丽”，王郎也是“少年美貌”(56)之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事情的发展都应该和其他的私奔故事一样：才貌相当的有情男女不能成为夫妻，最终是凭借“私奔”解决所有的问题，二人喜结连理。但奇妙之处便在于，故事的结局虽然是通过私奔实现了喜结连理，可结亲的双方却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原本理所当然的“男主角”被踢出局，和女主角成婚的却是压根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第三者”。
换言之，在其他的故事中，两情相悦的女性和男性既是“私奔”行为的主角，也是故事的主角，两组主角是同一的。而在这种类型的私奔故事里，却发生了分离，女主角的地位在两组中都未改变，改变的则是男主角。“私奔”中的男主角在故事中的主角身份被“第三者”所取代，故事仍然是按照“私奔”的方式进行，可最后的结局却是女主角与“第三者”成亲。从情节的层次看，发生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王生和蒋震卿都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说是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叙述故事，因此，名为私奔“第三者”的他们，才是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而聪俊美貌的“姑娘的儿子”以及王郎，都是背景人物，甚至并未在小说中真正露面。彼此重要程度的悬殊，决定了他们在婚姻中所面临的待遇也会天差地别。可从“私奔”的层次着眼，类似的故事还是让人有些惊诧：小说中的“私奔”都是用来成就有情人之间的姻缘，可这两个故事中的“私奔”却彻底斩断了有情男女之间的情缘。这似乎是对于“私奔”基本情节功能的一个逆反。
事实上，这两则故事中的“私奔”并没有违背其基本属性，相反，其中的运用还是对于基本情节功能的一个拓展。在王生的故事里，王生与曹姓女子素不相识，只是日间曾见到她一面，因为“恋恋不舍”，才会在夜间在其家门外流连。至于蒋震卿，则更是此前连陶幼芳的面都未曾见过，身为外地客商的他只是避雨时偶然路过陶家，又口出“此乃是我丈人家里”的戏言，得罪了陶家老丈，以至被关在门外。也就是说，如果从无法成就婚姻的角度来看，同为陌生人的王生、蒋震卿与曹姓女子、陶幼芳之间没有成婚的可能，他们在婚姻中的优先级还要远在原本只需私奔便能结成夫妻的“姑娘的儿子”和王郎之下。但即便在此种极端不可能的状况下，两人却因为“私奔”都得到了原本不可能得到的美妻，用王生的话来说，便是“却是我幸得撞着，岂非五百年前姻缘做定了”，而蒋震卿则认为是“此乃天缘已定”(57)。
所谓“五百年前姻缘”以及“天缘”，不仅是对于姻缘前定的惊喜，更是对此种姻缘原先根本无法想象却在侥幸中得之的感叹。而对于私奔来说，它所成就的也就不单单是有情人之间的婚姻，还能在完全陌生且根本没有情感关联的男女之间骤然系上一根红线，后者的难度无疑要远远大过后者。而“私奔”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显现了它的能力：既然是要成就寻常方式无法缔结的婚姻，那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也算不上难事，突破情节本身所设置的障碍，使得原本无情且无关的男女结成夫妻才是真正的逞奇炫异。(https://www.daowen.com)
比制造难度更大的情节，从而写出“天缘”式的姻缘更为重要的是，私奔原本主要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但在上述的故事类型中，却由于“第三者”的加入而丰富了私奔中人物的构成，从原本简单的“男——女”结构扩展为“男——女——男”的结构。事实上，男性能做私奔中的“第三者”，女性同样可以。
在《绣屏缘》中，吴绛英喜爱赵云客，却又担心被表妹王玉环抢了先手，因此以玉环的名义写下一封信，约赵云客一起私奔。赵云客如约而行，到了船上，才发现“原来不是王家小姐，到是吴家小姐”(58)。在这一情节中，充当私奔中“第三者”角色的不是一个陌生的男子，而是身为女子的吴绛英。吴绛英取代了原本王玉环女主角的地位，在这场私奔中充当主要角色，并同样因为私奔而最终获取了和赵云客之间的姻缘。也就是说，第三者的结构方式不仅可以表现为“男——女——男”，也可以变形成“女——男——女”。这样一种形态自由且更具情节包容力的人物关系对于小说而言，意味着私奔可以从两情相悦扩容成为三人之间的婚姻角力，并在此基础上演绎更为复杂的故事。
在《二刻拍案惊奇》的《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里，莫大姐原本是徐德的妻子，同时又与邻居杨二郎偷情。由于这段私情被徐德发现，莫大姐私下与杨二郎商量，打算卷了些家财，同他逃了去，到外地“自由自在的快活”。不料此事被郁盛得知。郁盛也与莫大姐有染，并且垂涎于莫大姐的姿色。在得到莫大姐和杨二郎私奔的暗号后，郁盛在夜间依照暗号将莫大姐用船接走。路途之间，莫大姐才知道错约了人，但“今事已至此，说不得了，只得随他去”(59)。
与《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中的两个故事相类，这同样是第三者插足有情男女的私奔，并且得到女性的典型例子。故事中的杨二郎、莫大姐、郁盛分别对应了基本结构中的两男一女。同时，由于莫大姐原本就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徐德也自然被牵扯进来，因此，整个故事其实容纳了三男一女之间错综的情感和婚姻纠葛。从小说类别看，这篇小说应属于公案小说，所要破解的案件便是莫大姐的失踪之谜，而案情的复杂正来自情感关系的复杂，扩充人物构成后的“私奔”则是其中的情节核心。
相类的情形还发生在《鼓掌绝尘》的《风集》中。杜萼和好友康汝平分别喜欢上了同为韩相国侍妾的姐妹俩韩玉姿和韩蕙姿。韩玉姿夜奔至杜萼的书房，并连夜与其私奔。韩相国发现两人私奔之后，心中也有些醒悟，知道“人家女子，到了这般年纪，自然有了那点念头，如何留得他住”，因此非但没有追捕两人，为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竟主动将韩蕙姿送给了康汝平，以至“这回康汝平却是天上吊下来的造化，不要用一些气力，干干净净，得了个美妾”。在这处情节里，康汝平并没有涉足杜萼和韩玉姿两人的私奔，但由其他有情男女的私奔而促成自家姻缘的幸运却与王生、蒋震卿等“第三者”一般无二。对于康汝平来说，这同样是“撞一个天缘”(60)。
而从人物关系来看，原本的“男——女——男”在这部小说中则进一步扩充成为“男——女——男——女”。按照小说的叙述，韩玉姿、韩蕙姿分不清都是贵家公子的康汝平和杜萼究竟谁是谁，杜、康二人也弄不清楚相貌相似的韩氏姐妹到底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四人之间的情感在一片混沌中暧昧不明地纠缠在一起。最后是韩玉姿的“淫奔”和“私奔”才将这两对人的情感理出了个头绪，并各归所属。
此外，康汝平素有窃玉偷香之念，韩蕙姿也一直想着“钻穴相窥，逾墙相从”(61)，但却一直无法得到相会的机会，更不要说结成夫妇了。这就意味着，两人不仅起着混淆情感线索的作用，除了才性稍弱之外，也完全可以看作杜萼和韩玉姿风月私情的翻版。按照小说预设的笔意，若要促成两对青年男女，其实应该描述两段私奔的故事，一是杜萼和韩玉姿，其二则是康汝平和韩蕙姿。但这样的叙述势必会造成情节上的重复和拖沓。因此，小说作者最后的选择是用一场私奔解决两段私情：只描述杜萼和韩玉姿的私奔，而让康汝平以“第三者”的身份从杜、韩两人的私奔中得利，完成了与韩蕙姿之间原先极不可能、似乎也只有靠私奔才能成就的姻缘。因此，四人之间的情缘都巧妙地装载在一个“私奔”的情节中完成，既节省了小说的笔墨，也显现了扩容后的私奔所拥有的构筑情节的潜力。
总之，由于私奔中“第三者”的加入扩充了原先简单的人物构成，并使得私奔具有制造复杂情感纠葛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其不仅可以容纳更为繁复的情节，也能在适当的时候将过于繁冗的小说叙述加以简化。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多样化的建构方式，私奔渐渐摆脱了只能叙述男女间隐秘私情的单一面貌，开始成为营建小说情节的一个多面手。事实上，对于私奔而言，“第三者”的加入并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更大的契机其实是来自私奔本身。也就是说，即便只是简单的“男——女”结构模式也能有无限发挥的可能，说得再细致些，便是对于这一基本人物关系中女性一方情节功能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