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多重身份
在小说中所写及的婚姻和科举之间往往有着复杂的勾连。小说中的男性常常将婚姻和科举并举，以科举之易衬托婚姻之难。在小说中，诸如“功名容易，美人难得”(86)“考一个科举易，做一个丈夫难”(87)之类的语句可谓比比皆是。从明清科举实际的录取率来看，考中科名其实极为不易(88)，但小说中人之所以将科举看得如此容易，其一是为了写出其过人的才学。在《麟儿报》中，廉清十五岁进入乡试考场，凭借一张考卷被主考视为奇才，并因此中了解元，这也成为前面他自称“取功名直如拾芥耳”(89)的极好呼应。其二则是为了写出这些男性对于婚姻的注重。相对于考中科名，找到一个佳偶是他们在小说中更为汲汲以求的目标。所谓“若说到妻子之间，不娶一个有才有色、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便做到玉堂金马，终是虚度一生”(90)，“人生于世，凡事皆当听命，惟婚姻之事，要在尽力图之”(91)，便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这也与小说对于婚姻和科举书写的难易程度直接相关。相对于路径既定的程式化的科举，小说在婚姻方面没有固定的程式可以遵循，这意味着科举的阻碍是显而易见的，即只要在小说中克服科考、乡试、会试这一个个关隘便可。而婚姻的阻碍则是难以预知的，在与婚姻相关的任何方面都有可能产生问题。这既增加了小说中婚姻的不确定性，却也为相应情节的舒展和敷衍提供了契机，小说中人口中的“难”其实正是小说作者借以抒发才性的额外便利。
正因为如此，小说往往会用细致的笔墨去写缔结婚姻的详细过程，而对于考中科名的经历则简单地以数语带过。在《生花梦》中，小说几乎用了一回的篇幅详写康梦庚与贡鸣岐定亲的过程。从贡鸣岐提亲而康梦庚坚辞不允，到康梦庚亲见贡小姐之面惊为天人，再到康梦庚主动求亲而贡鸣岐故意推辞，最后至两人订下婚约成为翁婿，整个订婚过程写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而对于康梦庚所参加的乡试和会试，却只以“到八月初旬，众秀才纷纷打点入场，康梦庚虽无意功名，也免不得随众走走。三场之后，等待榜发，却高高的中了第五名经魁”以及“康梦庚转不敢回籍，到得二月十五三场之后，会试榜发，仍高高的中了十八名会魁”(92)便交代过去，非但婚姻和科举在小说中人的口中难易有别，落实在整个叙述中也是如此。
或许正是因为科举“易”与婚姻“难”，当小说中人必须在科举与婚姻中做出抉择的时候，他们多会舍弃易于得手的科举，而选择更加难以获取的婚姻。在《情梦柝》中，胡楚卿参加完科考，得知自己钟情的沈若素在家中选婿，“也不管有科举没科举”，“连夜赶来”(93)；在《十二楼》之《夏宜楼》中，瞿佶考中进士之后，得知詹家要以枚卜的方式替小姐择婿，“就不等选馆，竟自告假还乡”(94)。对于这些小说中人而言，一旦科名和婚姻发生冲突，科名随时可以舍弃，婚姻则要全力去追寻。但这不是说明科名在这些士人的心中地位极低，而是以对他们来说极为珍视的科名为衬托，以显示出他们“独把婚姻一事，认得极真，看得极重”(95)。
但科举并不总是作为无足轻重的衬托而存在，小说中的科举也会成为婚姻的对立面，甚至起到延阻、破坏姻缘的作用。在《初刻拍案惊奇》的《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中，张幼谦与罗惜惜两情相悦，私下里成就了夫妻。由于张幼谦要去湖北赴乡试，两人只能依依惜别。张幼谦考完不待发榜便即回到罗惜惜身边，两人“晓得会期有数，又是一刻千金之价”，因此“你贪我爱，尽着心性做事，不顾死活”(96)，终于事发被告到官府。在《生绡剪》的《丽鸟儿是个头敌，弹弓儿做了媒人》里，奚冠和巫娘私奔，在其姑姑家里住了七八个月，却逢“宗师老爷已发科考牌”，奚冠以“恩爱重于功名”为由，不想去考，却经不住“功名是终身大事，不可错过”之类的劝说，“只得应允”(97)，而这也造成了巫娘被人诱到扬州险些被卖到青楼。由此可见，科举不只衬托了小说中人对于婚姻的郑重态度，更以对于情节的参与，阻隔了有情人之间的终成眷属。这或许才是小说中人会认为科举与婚姻无法两全，二者只能择取其一的缘由所在。
事实上，科举与婚姻之间的无法两全，以及科举对婚姻造成的延阻和破坏与小说作者对于时间的使用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说来，科举与婚姻是小说中人需要完成的两个最为主要的情节目标，但在有限的故事时间内，小说作者通常很难做到两者兼顾。由于科举考试有明确的时间点，因而优先进行婚姻层次的叙述往往会成为小说作者的共识，在基本完成相应的任务后，再赶在固定的时间点将士人送入考场。在以各种形式缔结婚约之后，小说中人便在“既已订约百年，岂可偷欢旦夕。兄今宜锐意功名，不必复作儿女眷恋”(98)之类的催促声中远赴考场。而在他们完成考试后，小说作者又往往将他们再度送回婚姻的叙述层次再续前情，前面所举的胡楚卿和瞿佶都是如此。因此，从本质上说，小说中人在婚姻和科举方面的抉择不是基于他们的态度，而是源于小说作者对于故事时间的把控。
就此而言，科举对婚姻造成的延阻和破坏则完全可以视为小说作者在有限的故事时间内，将两个叙事层次合二为一的一种尝试。表面看来是科举阻隔了姻缘的缔结，但实际上却是科举和婚姻会合在同一故事时间内的相应情节中，并且所发生的情节多是小说人物离科名越近，同时却与姻缘渐行渐远。这种故事时间上的彼此共融，以及情节效果上的巨大反差是小说作者偏爱这种叙事方式最为重要的原因。(https://www.daowen.com)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婚姻与科举在小说中难易有别，常常彼此对立，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但纵观小说的全局，科举却并非婚姻的阻碍者，而是婚姻的玉成者。在《情梦柝》中，胡楚卿虽然置科考结果于不顾去参加沈若素的选婿，但终究还是获取了乡试资格。其管家劝说他道：“如今正宜用功。争得举人，婚姻更容易了。”此后，考中了举人的胡楚卿便在《乡试录》中自己的名下标注上“聘沈氏”，这引发了沈若素的疑惑：“尚未行聘，怎么就注沈氏？”(99)
事实上，这一情节正是小说中科举与婚姻关系的一个隐喻，如小说中所说，“若要洞房花烛夜，必须金榜挂名时”(100)，考中科举在订婚方面所具有的效力或许比礼制层面的下聘更为正式，或者换句话说，科名才是这些士人用来订婚的聘礼。在《赛红丝》中，贺知府以咏红丝的诗为聘物，替两对年轻人定下婚约，但同时也告诫裴松、宋采两人：“此虽红丝，婚姻系定，然非玉堂金马，不许亲迎。两贤侄各宜努力。”(101)最后两人的婚姻也成就于裴松、宋采一同进入翰林院之后。从这个角度看，小说的题名同样也有隐喻的意味：“科名”对于婚姻的系定更要赛过红丝。
《十二楼》之《鹤归楼》也形象地体现出科名对于婚姻决定性的影响力。官尚宝以会试名次为序，将亲生的女儿围珠许配给名次高了两位的段玉初，而将抚养的侄女绕翠和名次低两位的郁子昌缔结婚约。但谁知到了殿试，两人的名次又颠倒过来，“郁子昌中在二甲尾，段玉初反在三甲头”，“官尚宝又从势利之心转出个趋避之法，把两头亲事调换过来”，让郁子昌与围珠成婚，段玉初和绕翠结成夫妻。“这两男二女总不提防，只说所偕的配偶都是原议之人，哪里知道金榜题名就是洞房花烛的草稿，洞房花烛仍照金榜题名的次序。”(102)
因此，当科举与婚姻在小说中同时出现的时候，科举绝不是可以随时舍弃的简易选择项或是婚姻中的阻隔，而是会通过种种方式掌控婚姻。对此，小说会从正反两方面加以显现。在《珍珠舶》卷四中，杜公亮亲口许诺让自己的女儿和谢宾又订下婚约，并道：“自今夕见许之后，断无二三。但愿春闱鏖战，再图一捷为快。”(103)这段订婚别无聘礼，所用来行聘的也正是谢宾又要去夺取的进士名号。可谢宾又在此科会试中落第，所订婚约也便随之化为乌有，杜公亮将女儿许配给他人。小说中类似于这种由于士人落第而对于婚姻造成彻底伤害的例子颇为罕见，但恰是这一难得的反例让我们看到了科举与婚姻关系的另一层更为真实的面相：当士人离科名越近时，他们或许会离婚姻愈来愈远；可当士人离科名越远时，却也意味着他们与婚姻的距离会更加遥不可及。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小说中更为普遍的状况不是叙述科举对于婚姻的彻底伤害，而是在经历了科举和婚姻之间的冲突之后，以科名的获取破解婚姻方面的难题。以前面所举的《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为例，正当张幼谦由于和罗惜惜之间的私情而深陷囹圄，并且“分解不开之际”(104)，忽报张幼谦中了乡试，因此他不仅立刻被释放出来，还在县官的主持下和罗惜惜成就了婚姻。在《丽鸟儿是个头敌，弹弓儿做了媒人》中也同样如此，奚冠考中举人之后去扬州拜见座师，却因此机缘遇到被诱骗的巫娘，并借助新举人的身份和同年之力将她解救出来。在这些小说中，以阻隔者面目出现的科举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反倒最终成就了原本难以缔结的婚姻。在类似这些小说情节的大量叠加中，“婚姻事每每与功名相近”(105)便成为小说中更为常见的一种叙述模式。
因此，当对于科举与婚姻的追求成为小说中并行的两条叙事线索的时候，在婚姻的影响下，科举在小说中的身份也在发生若干的变化：从婚姻的对立者，到婚姻的阻碍者，再到婚姻的玉成者。在现实中看似稳固而恒定的科举，在小说里却通过这些身份的切换展现出多样化的状貌。这也就意味着，两条叙事线索中的科举与婚姻并非是并驾齐驱、互不干涉的，而是充满了各种互渗以及融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