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处流离到情节流动
这些“妾”在家中低微的地位是不稳固的，她们和家庭之间的联系随时有可能中断，被原有的家庭所抛弃。在此之后，她们或是处于漂泊无定的状态，或是被新家庭所接纳，然后开始等待下一次的被转卖。从一个家庭流动到另一个家庭，永远不知哪里才是自己最终的家。对于这些“妾”来说，这样的命运无疑是悲惨而无奈的，但就小说作者而言，这或许却是一种额外的惊喜，因为它能提供别的婚姻样式所无法具有的情节便利。
首先，这有利于小说家庭和社会场景的多层次展现。以《蔡瑞虹忍辱报仇》一篇为例，在这篇小说的本事中，对于蔡瑞虹的原型蔡女的经历有如下叙述：
吾父以公错调湖广之襄阳卫，挈家以行。舟人王贼，乘父醉挤之江，并母死焉。僮婢悉尽。以我色，独留，犯之，呼为妻。吾父赀素丰，贼厚载，欲商于他。不几日，复为盗劫，吾与贼仅免。吾家赀仍罄焉。贼欲归，以有我不可，进退维谷。遂以余赀买小舟，使我学歌舞为京娼，而来此。(131)
由此可见，在本事中，蔡女被舟人王某所掠，后在王某的逼迫下为娼，其间并没有辗转他家、四处流离的经历。与之相比，蔡瑞虹的经历则要复杂得多。蔡瑞虹先后在卞福、胡悦、朱源三家为妾，小说描写了这三个家庭的状况。而在蔡瑞虹被两次转卖期间，她又先后进入青楼和骗棍团伙，因此，小说对于这两种社会场景也有所涉及。也就是说，随着蔡瑞虹在三个家庭之间的辗转流动，作者的笔锋触及了更为广泛的家庭与社会面相，既包括正常的家庭生活，也包括非常态的社会阴暗，其宽广程度远远超过了本事。作为一部短篇小说，《蔡瑞虹忍辱报仇》展现出了某种长篇小说通常才具有的描摹世间百态的特质。尤其重要的是，此篇小说是以蔡瑞虹的人生经历来谋篇布局的，通过一个相对于男性而言生活要封闭得多的女性，写出了千奇百怪的世情。不可忽视的，正是“妾”在其中的贡献。
其次，有助于小说结构的确立。单个来看，妾在某个家庭之中的生活都可以视为一个封闭而自足的情节单元，她们在不同家庭之中的若干次停留也就自然形成了若干个稳固的情节单元。而“妾”的被转卖或是转赠则相当于链条，实现了情节单元之间的连缀。这可以用这样的公式去加以概括：第一次做妾（情节单元一）——转卖——第二次做妾（情节单元二）——转卖……第N次做妾（情节单元N）。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连缀可以无休止，但根据作者的需要，一般而言，他会运用两三个情节单元去进行写作，前面所举的那些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通过这样的方式，小说的基本结构随之确立，这实际上也成为描写“妾”的人生状态的一个经典的小说构架。
再次，对于小说情节的效用。一般说来，家庭生活是平静安谧的，而江湖流离则往往充满了动荡不安。然而对于这些妾来说，无论在哪里，她们都很难感受到那种安宁：玉堂春在沈洪家中遭遇了谋杀，被指控为凶手；春香在乔家不仅陷入通奸的私情，还亲自动手参与了杀人；孙氏被卖与的重庆客人是个老头，并且天天被其毒打；惠兰、蔡瑞虹等都遇见了悍妒的正妻，饱受荼毒……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家庭与其说是这些妾的避风港，不如说是她们的受难所。在看似平静的家庭中已然如此，就更不用说当这些妾被家庭所抛弃，流离到原本就充满了凶险的江湖后的遭际了。因此，这就使得小说的整个情节都能保持在一个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的状态中。谁也不知道“妾”在什么时候会被抛弃，更不知道她们被抛弃后会遇上什么。即使是她们寻找到了新的家庭，也不能让读者松下气来，因为她们在新的家庭中的遭遇或许会更为险恶。在所有的小说场景和情节单元中都充满了紧张的情绪，没有谁能猜透故事将会如何发展，这便是“妾”的流动性给小说带来的独特魅力。
充分运用了“妾”身上的流动性，小说作者创作出了“连环为妾”型的小说。而“连环为妾”却也透露出了另外一种意味：“妾”不仅是这些女性最重要的身份标识，或许也是唯一的身份标识。她们所有的人生就是在不断重复以往的经历，从一个轮回进入另一个轮回，而地位低微、不断被转手的“妾”则是她们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魔咒。事实上，“妾”的位置并不是绝对的，她们依然有改换身份、改善境遇的可能，这便是小说所写到的妻妾位置的转换——这也体现了“妾”的另一种别样的流动。
妻与妾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是有高下之别的，这种地位的不同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妾者接也，仅得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妾者，侧也，谓得侍乎侧也。妻则称夫，妾则称家长，明有别也。妾之身分既低于妻，故其见嫡妻须下拜，嫡妻坐而受之，不答拜。”(132)在小说中，妻凌驾于妾之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妻有处置妾的权力：小则呵斥拷打，重则转卖他人。在妻的家庭强权之下，妾能做到的似乎只有低眉顺眼、逆来顺受。但有时候，原本处于弱势的妾也能转而居于妻的地位，而妻反倒居于弱势，这又分为两种情形。(https://www.daowen.com)
其一是两者的名分没有发生变化，妻仍是妻，妾也依旧是妾，但两者在家庭中的地位却完全颠倒过来。在《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的《许兵巡断妒杀亲夫》中，小妾杨媚娘因为“姿容冠世，美丽堪佳”(133)而得到丈夫的宠爱，又生有二子，便时常凌虐正妻赵氏。在《连城璧》之《吃新醋正室蒙冤，续旧欢家堂和事》中的头回中也写到一个美妾，“这妾极有内才，又会生子”，甚至还“能钳制丈夫，使他不与正妻同宿”(134)。而在小说正文中写到的陈氏亦是这样一个姿色艳丽，同时又极会笼络丈夫的小妾，她全力压制住正妻杨氏，甚至要下毒害死杨氏。
如果说在绝大多数的小说中，“妒”都是妻的特权，这才形成了“妒妻美妾”的对立，那么在这些故事里，“妒”的权力却被“妾”所抓取，而妒的对象则变成了妻。不仅是嫉妒，连原本属于妒妻的凶悍、暴力等也统统被妾所收编，再加上她们的美艳，“妒妻美妾”式的分庭抗礼完全变为了“妒妾美妾”式的一人独大。妾不再是弱者，而真正成为集美貌、智慧、手段、心机等于一体的强者。
这种美妾的变身有可能体现的仍是男性对于“妾”的偏爱，如小说中所说的“况且丈夫心上，爱的是小，厌的是大”(135)。男性从偏爱妾，很容易便过渡到赋予妾凌驾于正妻之上的家庭权力。不仅是小说中的丈夫会这样做，身为男性的小说作者同样会将更多的好感投向“妾”。对于小说作者来说，这样做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在《连城璧》中便有这样一段话：
只是戏文、小说上的妇人，都是吃的陈醋，新醋还不曾开坛，就从我这一回吃起。陈醋是大吃小的，新醋是小吃大的。做大的醋小，还有几分该当，就酸也酸得有文理。况且他说的话，丈夫未必心服，或者还有几次醋不着的。惟有做小的人倒转来醋大，那种滋味，酸到个没理的去处，所以更觉难当。(136)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渔是在有意识地一反此前小说多写妒妻的故套，试图写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妒妾。更为重要的是，李渔也看出了“妒妻”与“妒妾”的不同，妒妻拥有较高的家庭地位，可在丈夫心里的地位却不如其嫉妒的妾，因而醋意的发挥势必要受到牵制和局限；而妒妾则既占有丈夫心里的制高点，同时又拥有高于妻的家庭地位，因此无所忌惮没有掣肘，施展起醋意来反而要大过“妒妻”。这种更有威力的醋意正是李渔所认为的小说的新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