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构架的复刻

3．潜在构架的复刻

值得关注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朱买臣妻”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时常出现在与“弃夫”有关的事件中，例如《晋书·王欢传》便曰：

王欢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⁶³⁾

王欢以一句笑谈劝阻了其妻意图离异改嫁之举，其中作为标志性符号的“朱买臣妻”发挥了异常关键的作用。但在小说中，“朱买臣妻”不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借由故事本身的标志性，其得以成为支撑此类“弃夫”小说的一个共同潜在构架，作者甚至还会将这一潜在构架翻至表层，在故事中不断提及，提醒读者注意自己所写的作品和这个经典故事之间的密切关联。

在《姑妄言》中曾写到一个名叫平儒的文人，由于家贫难以度日，平儒的妻子权氏“忍受不得，竟有个要别抱琵琶之意”，经过几番吵闹，终于逼迫平儒写下休书，又听信了媒人的说辞，要改嫁给一个姓贾的乡宦。从这些情节来看，同样可以看作朱买臣妻之事的重演，对此，作者也在刻意地反复说起。在平儒露面之初，街上众人便齐笑道：“朱买臣出来了。”在权氏拿到休书离开平儒之时，书中有道：“有四句说他二人，道：平儒今日被妻休，崔氏当年丑已留。何是琵琶贪别抱，雎鸠不肯在河洲。”而在离异之后，权氏来到那个所谓的贾乡宦家，一日看戏：

正本儿点了《烂柯山》，朱买臣前逼、后逼、痴梦、泼水四出。缪氏同权氏也在傍边看。看到逼嫁的那个样子，缪氏笑着悄悄的向他道：“你当日同你家相公吵闹着要嫁，想也就是这个样儿了。”……听那朱买臣唱道：“恁娘行福分底，恁娘行福分底，做夫人做不得。恰才是夫唱妇随，举案齐眉，你享不起。绣阁香闺，翠绕珠围。蠢妇你年将四十，羞答答，荐谁行枕和席。”……那权氏正是三十七岁出来的，听了年将四十这两句，又羞又恨，由不得泫然泣下。又听得唱道：“收字儿急忙叠起，归字儿不索重提。蠢妇，你可记得当初拍掌的时节么？我惨哭哭，双眸流泪；的溜溜，双膝跪地。那时节，求伊阻伊，实望指你心回意回呀。要收时，把水盆倾地。”⁽⁶⁴⁾

这处情节借用《烂柯山》，用戏曲的方式将朱买臣的故事在小说中又重新搬演了一遍。如果说其他的小说多还只是在议论部分单纯借用“朱买臣”这样的字号形成故事之间潜在的彼此呼应，这篇小说则是在充分调动朱买臣故事的所有细节来映衬、比对自己的故事，以互文的方式在两个故事所共同形成的文本场域里完成小说作者的创作构想。甚至“平儒”本身就是“贫儒”的谐音，这种寓意化的命名方式不仅切合了平儒的身份，也涵括了朱买臣在发迹之前的地位和处境。因此，虽然说是两个故事，但由于“朱买臣妻”故事的强大统摄力，平儒的故事主干部分也基本算是“朱买臣妻”故事的另一个化身，小说的相关情节也便可以看作“朱买臣妻”的故事在揽镜自照：通过物与像的映照，幻化出一段虚实相间，并且虚实之间差别甚小的双重变奏。

相同的情况还出现在《醉醒石》之《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里，由于苏秀才一连三科不能考中进士，他的妻子莫氏耐不得穷困，与苏秀才离异，改嫁他人。在小说的入话部分，便说及“这朱买臣妻所以贻笑千古”，实际上就已将整篇小说笼罩在朱买臣妻故事的阴影之下。与《姑妄言》一样，“朱买臣”也出现在了小说的叙述中。当莫氏闹着要离异之时，其族叔莫南轩前来相劝，说道：“亏你说得出，丢了一个丈夫，又嫁个丈夫，人也须笑你。你不见戏文里，搬的朱买臣？”而莫氏则答道：“会稽太守，料他做不来。”不仅是这样明确地提及和呼应，全篇小说所描述的莫氏弃夫的整个过程也与朱买臣妻弃夫如出一辙，甚至苏秀才此后的显达以及莫氏最终的自尽亦与朱买臣妻故事绝无二致。和之前所提及的马氏弃夫故事类似，这篇小说是更为逼肖的朱买臣妻故事的复刻版。

颇具意味的是，这篇小说的叙述不但与朱买臣妻的故事极为合拍，它同时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经典的故事：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离异之后，莫氏改嫁之人是个开酒店的，因此莫氏不得不“在店数钱打酒，竟会随乡入乡”，“当垆疑卓氏，犊鼻异相如”⁽⁶⁵⁾。从名气上说，卓文君故事与朱买臣妻故事或许不相上下，但意趣上却迥然有别。卓文君极具慧眼，能识司马相如于微贱之中，不惜抛下家中的富贵以身相许。这与朱买臣妻的不能识人、无法容忍贫困的生活，并因此抛弃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小说作者安排莫氏离异后去当垆卖酒，既是对卓文君故事的逆向运用，以造成对于莫氏弃夫的讥讽，更是通过两个经典故事的叠加深化这种反差，让莫氏身上种种“朱买臣妻”化的特性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这两个经典故事互相碰撞的时候，朱买臣妻的故事是主角，卓文君的故事成为陪衬，所显现出的仍是朱买臣妻的故事在这类“弃夫”小说中的统治力。

实际上，之所以“朱买臣妻”的故事在“弃夫”类的小说中会拥有如此根深蒂固的影响，与小说作者所从属的下层文人的现实处境密不可分。“邑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藿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⁶⁶⁾；“郑绅少日贫甚，妻弃去”⁽⁶⁷⁾；“孙天闲……泉州人，家甚贫，屡赴童试不售。其妻已生一子一女，力欲离异，孙不得已听之”⁽⁶⁸⁾。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下层文人都有可能由于贫寒而被“弃夫”。对于出于同样境遇的明清通俗小说作家来说，很有可能他们也要经常面对妻子对贫穷生活的埋怨，甚至是离异改嫁的威胁。所谓“况且或至饥寒相逼，彼此相形，旁观嘲笑难堪，亲族炎凉难耐。抓不来榜上一个名字，洒不去身上一件蓝皮，激不起一个惯淹蹇不遭际的夫婿，尽堪痛哭”⁽⁶⁹⁾，便可以视为对于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正因为如此，当小说作家在写这类“弃夫”小说的时候，他们不是在述说一个于己无关的故事，而是在小说中盘算或是预演某种极端化的生活状态。这种极端化的生活状态以妻子抛弃他们另外改嫁他人为标志，为此他们不得不背负情感背叛与世俗嘲弄的双层压力，而这也意味着在仕途之上陷入泥淖的同时，他们的家庭生活同样面临崩盘的危机。因此，“弃夫”既郁积着这些小说作者最大的愤懑，也隐藏着他们最大的恐惧。更为严重的是，倘或他们的人生境遇一直无法得到改善，那种盘算或是预演中的极端化的状态完全有可能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https://www.daowen.com)

就此而言，“朱买臣妻”提供了一个至为经典的故事形态去纾解作者的愤懑和恐惧：朱买臣人生逆境中的奋起是最好的励志模板，而朱买臣妻悔恨之后的自尽也是背叛者理应得到的下场。所有的设置都恰如其分，所有的人物也都各得其所。小说作者的紧张和不安可以完全消融于“朱买臣妻”的故事中：即便婚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预演中的极端状态，也并不意味着生活末日的到来，甚至这反倒使他们的人生面貌焕然一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小说作者在写作这类弃夫小说的时候，选择了“重复”而不是“重写”的创作方式：重复“朱买臣妻”的故事，重复对于他们来说堪称完美的故事构架，在一遍遍的重复中，他们获得了继续如此生活的自信，也获得了足够平静的心态去创作其他的故事。

在男性作者的眼中，“朱买臣妻”的故事不仅是专属于他们的人生启示录，其还可以成为“女学”的绝佳范本。朱买臣的妻子由于耐不住贫寒而抛弃丈夫改嫁他人，最后连自杀都不足以谢罪，还要付出蒙羞千古的代价。从男性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教导了女性应该保持足够的忍耐，安心安意地和自己的丈夫在贫贱的生活中相处相守。朱买臣逆境中的奋起虽然完美，但这样的发迹变泰毕竟有些遥不可及，而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预防弃夫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更为切实的选择。因此，这同样可以解释小说作者为何会乐于用重复的方式去写作这类小说，而这种“女学”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此类弃夫小说的人物塑造，特别是小说中的女性。

可以看到，“不贤”几乎是这类弃夫女性的共同特征。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就指着马氏道：“娘子，你不贤。”⁽⁷⁰⁾在《醉醒石》之《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里，由于无法说服莫氏不要改嫁，她的族叔莫南轩也道：“不贤不贤！我再不上你门。”⁽⁷¹⁾事实上，“不贤”对于普通女性来说当然是一个颇为严重的指摘，但对这些执意弃夫重嫁的女子而言，其责骂的效力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小说作者在将“不贤”作为这些女性共同特征的同时，也在寻求其他的性格元素，以加大呵斥的力度，同时也是加深这些“不贤”女性身上的罪责。如《封神演义》所叙，当姜子牙和马氏最终离异后，“子牙叹曰：‘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自可，最毒妇人心！’”⁽⁷²⁾较之于“不贤”，“毒”无疑更为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小说中，对于马氏的“毒”却并没有过多地展示，这更像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泄愤之言。相对说来，另一种指摘更为普遍，更有针对性，也更具有杀伤力，这便是“淫”。

如前所说，这些女性之所以弃夫，基本上都是因为不能忍受贫贱的生活，但她们的择夫另嫁，却也带来了是否还兼有贪图淫欲目的的潜在质疑。小说作者也捕捉到了这一点，并用相应的情节加以点化。在《醉醒石》之《等不得重新羞墓，穷不了连掇巍科》中，莫氏一面逼苏秀才离异，一面托人寻亲，并当面相亲。小说中写道：“又领那男子来相，五分银子买顶纱巾，七钱银子一领天蓝冰纱海青，衬件生纱衫，红鞋纱袜，甚觉子弟。莫氏也结束齐整，两下各睃了两三眼，你贪我爱。”⁽⁷³⁾两三眼间便已开始你贪我爱，莫氏“不贤”背后的“淫”也就此传神地点染出来。

在《姑妄言》里，对于这点则有更为明显的强调，在权氏观看《烂柯山》的时候，旁边的妇人不断地对剧情加以评述：“一个汉子这样跪着哭着苦留他，他还不肯，好个狠心的淫妇”；“你看崔氏这淫妇，当日耐一耐穷苦，今日何等的荣耀”；“拣汉精的娼妇，嫌丈夫穷”；“你看看这个淫妇，与其今日跪在马前这样出丑，何不穷的时候忍一忍”；“这痴淫妇，水如何收得起来”。⁽⁷⁴⁾一句一个“淫妇”，几乎将“淫妇”作为崔氏的代称，而言语所指，不仅是剧中的朱买臣妻，更是正在观剧的权氏。

如果说在前面两部小说中，只是克制地对“淫”加以点染，或是仅仅将“淫妇”作为一个称呼，却并没有过多涉及“淫”的事实，那么在《情梦柝》里，“淫”则成为离异女性最为突出的特性。小说中的井氏是个“最淫的妇人”⁽⁷⁵⁾，在嫁给吴子刚为妻之后，因为在家中耐不得寂寞，先和厨下的粗用人通奸，后又勾引街上的乞丐，终因事发而和吴子刚离异。此后，井氏路遇已经显达的吴子刚，乞求故夫带他回去，被吴子刚喊从人打开。井氏悔恨羞愧莫及，一头撞死。在这个故事中，井氏并非主动弃夫，同时离异的原因也不是由于“贫贱”，但对于此类“不贤”之妇来说，耐不得生活的贫贱和忍不住身体的寂寞本身就是一回事，而结局的酷似也足以将井氏和前面所说的崔氏、权氏等弃夫之妻牢牢地拴在一起，并浓墨重彩地将“淫”字作为她们的集体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当小说作者将淫荡的特征加诸这些女性头上的时候，并不是基于文学的目的，试图塑造出某种别具意义的人物，而是为了要达到“预防”的效果，因此有意延伸这些女性已有的负面性格。这些弃夫的女性不仅要因为“不贤”受到指责，更会由于淫荡而受到无休止的谩骂和唾弃，这势必会比单纯的贤德标准更能引发社会中普通女性的羞耻感和警惕心。这类小说也就足以成为更具教育意义的“女学”课本，达到防止“弃夫”事件在现实中上演的目的。而在女学教材这一点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则是之前所提及的《姑妄言》中的平儒故事。

从故事发展的进程看，平儒故事的前半段和朱买臣故事几乎相同，但在权氏弃夫改嫁之后，情形却有所变化。权氏自以为改嫁的是贾乡宦家，可以凭借夫人的身份“穿绸缎，插金戴银，使奴唤婢”，谁知过去后才发现是做丫鬟，不仅要做各种活计，“若稍有顽劣，拿皮鞭着着实实的打”。一连待了两三年，权氏“无一日一时得暇”，只能“时常逢恨自愧”。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一个名叫宦萼的“盛德君子”在背后操纵。宦萼得知权氏要与平儒离异，有心帮助平儒，便假托是贾乡宦，让人将权氏带到自己家中做了丫鬟，并让她饱尝下人生活之艰辛。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化恶为善”，使得权氏能够洗心革面，和平儒完全家室之好。在宦萼的这番筹划之下，权氏彻底悔悟：“我一念之错，到如今悔已无及了。若得跟了原夫，就饿死也不敢再生他想了。”在故事的最后，平儒、权氏终于完聚，并且“他夫妻后来甚是和美，白头偕老”⁽⁷⁶⁾。

也就是说，故事的后半段都是在叙述宦萼如何设下计策磨靡权氏的“刁性”，以及权氏从愧悔交加到幡然醒悟的整个过程。小说作者将隐藏在朱买臣妻故事中的“教育”意图翻至小说的表面，并通过修改故事结局的方式来凸显这种教育理念。当女性读者在接触这篇小说的时候，无疑也在和权氏一样受着同样的训诫：“做妇人的，不管穷富，守着一夫一妻，将就度日子，就是造化。得享福呢，是命好。受穷呢，怨自己命不好。俗语说：命里只该八合半，走遍天下不满升。爬得高，跌得重……人都知道你休弃丈夫，谁眼里还有你，你如今可悔么？”⁽⁷⁷⁾这些夹杂在情节和对话中的教诲将小说“女学”教材的特性展露无遗，其用意也正和小说作者将淫荡的特征加诸弃夫女性的头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预防弃夫事件的发生，在“丁宁嘱付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⁷⁸⁾的殷切话语中，保持那些和小说作者一样处于贫寒状态中的士人夫妻的完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