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妇与毒妇：人物设置的符号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作者屡屡在宣扬“不妒”的造福无穷，可也不得不承认“究竟妇人家这种醋意，原是少不得的”(58)。就其实质而言，“妒”只是一种普通的人物属性，很难用善恶好坏之类的价值标准去加以评判。但在小说中，由于“不妒”的造福无穷，“妒”也就相应地成为作恶万端的“原罪”，所有恶劣的行径都可以从“妒”上找到源头，而“妒妻”也往往被附加了各种负面性格，成为极端的反面人物。
首先是“妒”往往会和“淫”合体，妒妇同时亦具有淫妇的特质。例如在《都是幻》的《写真幻》中，山鸣远之妻海氏，“若论他的性格，悍也悍不去了，妒也妒不去了。丈夫若提起娶妾二字，定要吵闹三日三夜，也还不止，还要假病假死”(59)。而在山鸣远去耽花逐柳之后，海氏也怀有二心，企图勾引池苑花，并与假冒池苑花的利青钱勾搭成奸。在《醒梦骈言》的《妒妇巧偿苦厄，淑姬大享荣华》中，孙氏是一个性情极为妒悍的妇人，在丈夫外出不归之后，“受不得孤衾独枕的凄凉，久思改嫁”(60)，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另嫁了他人。实际上，“妒”和“淫”既没有必然的联系，更没有因果上的承接关系，但在小说中，“淫”往往是由“妒”所引发的，例如海氏。小说的作者也更愿意让读者相信，妒妇的内里便是淫妇，便如小说中所说的“那妒妇倒就是淫妇的供状”(61)。这实则是将“妒”的动机从情感引向了情欲，妒妇的产生不是因为害怕分情割爱，而是由于担心欲望难以满足。
其次是“妒妻”在居心以及行为上的狠毒。可以看到，小说中的妒妇往往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小妾、妾生之子乃至她们的丈夫，在妒妻面前往往会有性命之虞。在《二刻拍案惊奇》的《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中，方氏“天生残妒，犹如虎狼”(62)，最后竟然真的变身为虎，将小妾杀死。在《妒妇巧偿苦厄，淑姬大享荣华》一篇中，由于嫉妒小妾惠兰怀孕，孙氏“心中十分不快，寻他些小事，亲手拿了根门闩，照着他腹上打去”(63)。而在《连城璧》的《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里，由于要验看丈夫和丫鬟之间有无奸情，醋大王逼丈夫喝下去一大碗冷水，以至于其夫“激成一个大阴症，不上三日，就呜呼哀哉尚飨了”(64)。在这些人物身上，“妒”虽然是最为初始的动机和最基本的性格，可经过作者细致描绘和刻意渲染，“狠毒”却有后来居上的意思，足以遮蔽甚至取代“嫉妒”，而成为这些女性最为显著的特征，以至于与其称她们为妒妇，倒不如称之为“毒妇”更为合适。
如果说以上两点都属于某种性格特征，并且颇为受人指责的话，那么下面这一点，既不属于人物的性格，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更谈不上是负面的性情，但在小说中，却几乎成为妒妇最大的罪责，这就是不育。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妒妇都是没有子嗣的，这并非是一个巧合，正所谓“从来妒妇少育”(65)，可以视为作者通过小说叙述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识。
从情节设置的角度考虑，妒妇无子几乎是必需的。前面曾经讨论过贤妻纳妾的模式，没有子嗣是贤妻提出纳妾动议并加以实施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如前所论，在这一模式中，男性“思供耳目之玩”的动机被那些贤妻有意无意回避了，剩下的只是“广育子嗣”。对于妒妇来说，情况也正与之类似，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纳妾的要求不是由女性提出，而是由男性亲自说出口的。
可以看到，小说中的那些妒妻的丈夫所提出的纳妾理由，全部都是膝下无儿、希图生育，这就必然以妒妇无子为前提，否则男性的要求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可以设想一下，有子嗣的丈夫同样可以提出纳妾的要求，而这样的要求也就很难免除纵欲求欢的嫌疑。当妻子一方提出反对的时候，丈夫同样可以给她加上“妒妻”的标签。可面对出于纵欲的纳妾行为，不肯分情割爱的“嫉妒”是师出有名的，也是值得同情的，这样的恶妒之妇放在小说中就未免有些成色不足。
因此，“无子”几乎成为妒妇的统一标志：正是由于无子，丈夫提出的纳妾要求才会显得如此理直气壮，妒妻一方的反对则是那么的不近人情。同时，她们对于有子之妾的妒意也必然更加强烈，而当妒妻不顾斩绝宗嗣的风险，对怀有身孕的小妾或是妾生之子痛下杀手的时候，她们的心狠手辣和逆天违理才会如此令人印象深刻。所有的一切都由“无子”而来，“无子”甚至不再是从属于“妒”的某种特性，而是成为“嫉妒”的根源。
事实上，“话说妇人家妒忌，乃是七出之条内一条”(66)，而“无子”以及前面所说的“淫”，同样位列于“七出”之中，被视为可以直接加以休妻的严重罪名。在这些妒妻身上，“无子”“淫”以及“狠毒”都应该是从“嫉妒”上所生发出来的附庸，可在实际的操作中，经过作者的塑造，“狠毒”却成为凌驾甚至取代“嫉妒”的某种特性，而“无子”则超越“嫉妒”，变成了万恶之源。
以上的分析或许可以说明，当作者以“妒”为基点去创作人物的时候，他也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由于“嫉妒”只是一种内在的性格，必须用种种外在的行为去加以体现，如果作者对这些行为描写得不够充分，人物的“嫉妒”特性也就不能充分展现；而当他极写这些外部行为的时候，“嫉妒”又有可能滑向更为直接也更为表面的某些特性，例如狠毒。如何控制好“嫉妒”对于行为的驱使，既让嫉妒完全地彰显，又让嫉妒的力量行使得恰如其分，对于小说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前面所说的不将妒妇处理为丑妇，而是通过姿容的艳丽化解她们的暴戾之气，并通过容颜的变化为她们的嫉妒提供某种切近情理的参照，可能正体现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努力。
但同时这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作者根本就不在乎他笔下所写的究竟是妒妇、淫妇还是毒妇。他要表达的是对于“嫉妒”的不满，如果他有充分的表达余裕，或许“七出”之内所有的罪责都可以加诸妒妇的身上。至于人物塑造的最终效果，那并不在他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内，他所要达到的，只是充分调动起男性读者对于嫉妒的强烈反感和厌恶，并让接触小说的女性读者自觉和“嫉妒”划清界限，也许这样便已经足够。就此而言，“妒妇”不是一种特定的人物形象，而更像是一个符号，一个用来表现作者情绪以及体现惩戒意旨的符号。(https://www.daowen.com)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小说中的妒妇触犯了“七出”里面的若干罪责，可小说里丈夫却从来不曾将她们休弃。他们并不想将妒妇从家庭中驱逐出去，他们所要驱逐的只是“妒”，这也便是小说中经常写到的“疗妒”。
《连城璧》中的《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便是一篇完全以“疗妒”为主旨的小说。小说里的费隐公人送绰号“妒总管”，他只用一夜工夫，就降伏了“别人一生一世弄不服的妇人”醋大王。而为了帮助学生穆子大疗治其妇淳于氏的嫉妒，费隐公费尽了心机，最后终于大功告成，“后来夫妻之内，大小之间，竟和好不过。淳于氏把妾生之子领在身边抚育，当做亲生之子一般”(6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一处情节：费隐公替穆子大娶了两个美妾，但淳于氏却对她们痛加折磨，最后又趁穆子大外出期间，将两个妾转卖他人。可这么做却正堕入费隐公设下的圈套之中，他先是将穆子大藏在家中，又托媒婆出面，将两个美妾买下，“就把两个佳人与穆子大并做一处。这一男二女不但分而复合，又只当死而复生，那里快活得了。住在费隐公家，看了样子，与他一般作乐”(68)。
在小说中，类似这种由朋友出面，将备受妒妻折磨的妾买下，以此保全小妾以及妾生之子性命的情况颇为常见，可不同的是，费隐公做完这些事，还有更厉害的后招。他让人送回穆子大的死讯，这样做的目的是“先把守寡一事去引动他望子之心，然后把‘失节’二字去塞住他吃醋之口”。而淳于氏的举动果然不出费隐公所料，因为无子，“淳于氏守到半年之后，渐渐立脚不住，要想出门”，“就把以前出力的丫鬟，今日一个，明日一个，不上几月，都被他卖完。然后卖到自己身上。媒婆就替他寻下主子”(69)。在费隐公的安排下，淳于氏改嫁的不是旁人，仍是他的旧夫穆子大。而因为改嫁失节，羞愧难当的淳于氏便再也不能以妒凌人，只能转型做一个贤妻了。
可以看到，在费隐公的整个“疗妒”计划中，“无子”以及“失节”是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便如费隐公自己所说的：
他起先不容你娶妾，总是不曾做过寡妇，不知绝后之苦，一味要专宠取乐，不顾将来。只说有饭可吃，有衣可穿，过得一世就罢了，定要甚么儿子？如今做了寡妇，少不得要自虑将来，得病之际那个延医，临死之时谁人送老？自己的首饰衣服、粮米钱财，付与何人？少不得是一抢而散。想到此处，自然要懊悔起来。可见世间的儿子，无论嫡生庶出，总是少不得的。以后嫁了丈夫，自然以得子为重，取乐为轻了。他起先挟制丈夫，难为姬妾，总是说他身子站得正，口嘴说得响，立于不败之地，不怕那个休了他，所以敢作敢为，不肯受人钳束。若还略有差池，等丈夫捏住筋节，就有飞天的本事，也只好收拾起来了。(70)
再回到此前讨论的部分中去，便会发现，小说作者把妒妻写为“淫妇”，并将“无子”作为她们的统一标志，其用意恰与费隐公所说的这番话保持了惊人的一致：都是用“无子”的黯淡前景泯灭她们对于日后生活的向往和希望，同时又用“失节”的指控去先发制人地消弭她们对于男性纵欲的质疑，用这样双管齐下的方式对付她们的嫉妒。就此而言，小说中所共同写到的“淫”以及“无子”就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而是小说作者集体开出的疗妒之方。在这篇小说中，李渔并没有独出机杼地写出一个别开生面的疗妒故事，而只是将原本就已经普遍化的疗妒手段用更为精巧的情节加以强化和定型。
如前所论，小说作者或许根本就不关心他所写的妒妇究竟有怎样的形象，他们更像是在用“妒妇”这个符号去表达主观情绪和惩戒意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描写恶妒之妇的小说都可以被看作“疗妒”小说，“疗妒”既是一种主题，也成为一种小说类型。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是费隐公这样小说中顶级的疗妒高手，也没有拿出超乎寻常的方法，他所使用的仍是小说中习见的疗妒手段，这也充分说明了“当小说家把女性的悍妒夸张到极点时，他们实际上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因为他们没有正确认识与对待产生‘妒’的根源，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疗妒’的方法”(71)。
小说家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疗妒的方法，但在表达主观情绪和惩戒意旨的过程中，他们却找到了一种充满了小说意味、极具情节张力的元素，这就是“妒”。这可能是那些一心要写出“世间的醋，不但不该吃，也尽不必吃”(72)的小说作者始料未及的。实际上，明清之所以那么多疗妒的通俗小说，除了作者对其的别样关切之外，“妒”对于小说的特殊价值也不可小觑。可以从上述所举的小说看到，即便只是单纯地描写由“嫉妒”所导致的行为，并叙述“疗妒”的过程，就已经可以构成一篇完整的小说，而这也就意味着，即便不在“疗妒”类型的小说中，“妒”仍然有极大的发挥空间和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