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才能的独特场域
明清的法律条文规定：“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101)，即所谓“若夫妻不相和谐，两愿离者，其情不洽，其恩已离，不可复合矣，虽无应出之条、义绝之状，亦听其离，不坐以罪也”(102)。也就是说，在“七出”和“义绝”之外，还有一种离婚的可能：夫妻二人情感不合，两人都愿意离婚。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官府在判决的时候当然没有任何的难度，只要顺应双方的要求批准离异就可以。在《二刻拍案惊奇》之《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的头回中便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富人王八郎由于纳妓为妾，导致与妻子情感破裂，两人闹到了县衙，“知县问着备细，乃是夫妻两人彼此愿离，各无系恋。取了口词，画了手模，依他断离了。家事对半分开，各自度日”，出了县衙之后，“自此两人各自分手”(103)，再无瓜葛。
可惜的是，如此爽快利落的离异可谓绝无仅有，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夫妻双方都难以在是否要离异的事情上达成一致，并且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例如在《连城璧》的《贞女守贞来异谤，朋侪相谑致奇冤》中，马既闲听信了朋友的玩笑，以为妻子上官氏与朋友偷情，要将上官氏休弃。上官氏不愿蒙此不白之冤，请父母兄弟替她写了状子，告到县衙。县官问过案情，先替二人说和，马既闲却道：“弃妇不端之事，昭然在人耳目之间，不是老父师的片言，可以折得这桩大狱的。宁可受了违断之罪，那完聚之事，万不敢遵。”县官见他态度坚决，便要判二人离异：“我今日替你断过，男子另娶，女子另嫁”，不料“上官氏听了这一句，就在堂上发起性来，说：‘老爷是做官的人，一言之下，风化所关，岂有教一个妇人嫁两个丈夫之理？他要娶任凭他娶，小妇人有死而已，决不二夫。’说了这几句，就在衣袖里面取出一把剃刀，竟要自刎”。(104)面对如此左右为难的窘境，县官也只好收回原先的判决，重新审理这件绝难厘清是非曲直的离婚案件。
离婚案件之所以难以审理，不仅是因为夫妻二人无法取得共识，更是由于婚姻往往还牵涉到两方的亲眷甚至是家族，在种种情感和利益关系的复杂牵扯下，无论是维持婚姻还是结束婚姻都不是一件易事。《瞿凤奴情愆死盖》中发生的事情就说明了这一点。对此还可参看《聊斋志异》中一则名为《陈锡九》的小说。由于嫌弃女婿陈锡九家贫，富室周某百般刁难、侮辱陈锡九一家，意图迫使两人离婚。而陈锡九的母亲不能容忍周家的辱骂，也逼迫儿子休弃周氏。陈锡九在夫妻二人极为和睦的情况下，为两方亲眷所逼，只能写下休书，与周氏离异。此后陈、周两家又因此产生多种纠纷，直至闹上公堂。因此，“离异”往往远不是夫休妻或是妻弃夫这般简单，而是会将周边的诸多人、事都裹挟进去，这无疑加大了官府审理的难度。
正由于离婚案件难审，对于经手的官员而言往往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倘或能将之审清断明，无疑可以证明官员突出的能力。因此，小说会将难以解决的离婚案件放在官员的面前，并用这样的事件去凸显他们的“明镜”和“神断”。
在《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中有一则名为《赵县尹断两姨讼婚》的故事。龙美玉、龙美珍二人是姐妹，分别嫁给钱佩和胥庆，并各自育有一子钱明和一女赛英。由于是亲眷，两家替钱明、赛英自小订婚。后来钱佩家道中落，胥庆悔婚，将女儿许配给他人。钱佩不服，将此事告到公堂。在明清通俗小说，特别是公案小说中，这种因为悔婚而起的诉讼时有发生，而官员对此的态度通常来说也是基本一致的：维护原先所订的婚约，责罚悔婚者的见利忘义。但在这个案件上，情况却颇有些不同，县尹最后的判决竟然是钱明和赛英“合当离异”，究其缘由，便在于“赛英与钱明，实两姨之姐妹，安可违禁成婚”(105)。也就是说，此事的关键之处，不在于胥庆的悔盟，而在两家原本就不该违反法律缔结婚约。通过这一判决，充分显示的是县尹对于案情的洞察以及在法律条文上的稔熟。
如果说上一个例子只是援引条文，审理过程相对简单，那么《郭青螺六省听讼新民公案》记载的一个离异案件则要复杂得多。在“究辨女子之孕”一条中，饶娥秀与关鲸缔有婚约，尚未成婚，娥秀却已怀孕生子。关家告到郭青螺处，要求离异。饶家则力辩自家闺门肃如，娥秀制行无玷。经过一番查证和推理，郭青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也化解了两家的争端。在这个事件中，没有现成的律例可以依据，郭青螺完全是靠着自己的睿智去破解这桩奇案，他的神断显然胜过上则故事的那位县尹。
在这个方面，表现更为优异的则是《贞女守贞来异谤，朋侪相谑致奇冤》里负责审理马既闲、上官氏离异案件的知县包继元，书中称赞他道：
恰好那个知县是广东第一位清官，姓包名继元，人都说是包龙图的后身，故此改名不改姓。不但定安县里没有一桩冤狱，就是外府外县，但有疑难事情，官府断不来的，就到上司告了，求批与他审决，果然审得情形毕露，就象眼见的一般。(106)
马既闲、上官氏的案件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开玩笑的那个朋友因病而亡，因此有关上官氏是否曾与那个朋友偷情之事可谓死无对证。但这样的案件也没有难住包继元，凭借过人的才智，他竟然解开了这件几乎令人无法可想的悬案，洗清了上官氏身上的不白之冤。非但如此，他还巧设计策，借“神明之力”彻底打消了马既闲心中的疑虑，以至“马既闲与上官氏自从在公堂完聚之后，夫妻恩爱之情，比前更加十倍，三年之中，连生二子”。相对于郭青螺等人的明断，包继元在断案之余还能尽心尽力地周全当事人的心境，因而“自从审了这桩奇事，名声愈震，龙图再出之号，从广东直传到京师，未满三年，就钦取做了吏部”(107)。(https://www.daowen.com)
由此可以看到，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俗谚放在离异之事上会显得更为合适。正因为如此，倘或连“离异”这般极端棘手的“家务事”都可以被官员审清断明，相对于普通的案件，势必更有助于快速勾勒出审案官员清正明睿的个人形象。换言之，“难断”的离异案件可以成为小说中彰显官员才能的一个独特场域，盘附于离异案件之上的种种复杂纠葛则都转化成为对于官员才性的考验。而在如此特殊的一个场域中，挥洒自身才智的也不仅仅是官员。
在《清平山堂话本》的《简帖和尚》中，因为一封简帖，皇甫松认定妻子杨氏与人有染，告到官府，要与杨氏离异。审案官员钱大尹“听从夫便”，判决二人离休。而到了最后小说才交代，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和尚在背后作祟：他看中了杨氏，有意让人送去简帖，引起皇甫松的疑心。在皇甫松与杨氏离异之后，他又乘虚而入，将杨氏娶为妻子。真相大白后，案件再次呈上公堂，“钱大尹大怒”，将和尚“重杖处死”，皇甫松则与杨氏“再成夫妻”。
在这个故事里，虽然被称为“两浙钱王子，吴越国王孙”(108)，但原本应该明镜高悬、断案如神的钱大尹却没有显示出任何特殊的才能：开始判决离异是顺应丈夫一方的要求，最后也是坐待案情被皇甫松等人查明之后，才顺势做出相应的处理。即便如此，“离异”作为彰显才能的独特场域的功能却仍然存在，只不过徜徉其间的不是官员，而是身为骗棍的简帖和尚。通过一番巧妙的设计，简帖和尚引发皇甫松、杨氏夫妻间的猜疑，又利用官府“断离”的判决，造成二人的离异，从而得遂所愿。在这场骗局中，简帖和尚展现了高超的技巧和才智，而钱大尹则成为其图谋美色布局中的一颗棋子。
不仅是《简帖和尚》，在《型世言》的《吴郎妄意院中花，奸棍巧施云里手》中，骗棍则有更为精彩的发挥。小说的主角吴尔辉盯上了一个名叫张二娘的美妇，被一个光棍看到。光棍设下一计，假称张二娘是自己的妻子，自己想将之休弃，改嫁给吴尔辉。吴尔辉相信了光棍的话，将聘娶张二娘的银钱交给了他。到了最后，吴尔辉才知被光棍捉弄，不仅丢了银子、被众人耻笑，还险些吃了官司。而设下计策的那个光棍则安然无事。
小说对于光棍如何施展这出“离异”计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光棍告诉吴尔辉，愿意写下休书，吴尔辉却说休书并不完全可靠，光棍便提出“告他一个官府执照”。于是光棍将要求离异的呈子递上钱塘县，“此时本县缺官，本府三府署印面审词状”。那三府先要差人将两邻拘来审问，光棍找来同伙装作两邻，让三府信以为真，做出“准与离异”(109)的判决，还在批准的文书上用了一颗印。正是看到了如此正式的官府执照，吴尔辉才信之不疑，将钱交给了骗棍。
对于骗棍来说，官府应该是他们最为畏惧的地方，官员也应当是他们最畏惧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却敢于主动走上公堂、挑战官员，这本身就可以引起足够的悬念感，也足以说明他们在能力方面的自信。相对于简帖和尚只是将钱大尹作为精心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这名骗棍更是将官员随意玩弄于股掌之间，并完美地把官府的“断离”融入自己的骗局中去。需要注意的是，小说特意交代这名受骗的官员并非正堂，而是署印的三府，言下之意是暗指他的业务水准会有些不足，因而更容易受骗。但以骗棍的手法来看，即便是正职的官员，恐怕也万难识别出其中的诈伪。
所以，这篇小说是以智识在普通人之上的官员作为衬托，来显现光棍远过常人的狡黠。更重要的是，“断离”案件的棘手难办也天然地为骗术的施展提供了足够开阔的空间。当三府看到光棍递上来的呈子，写着因为妻子“忤逆不孝”，因此“叩乞批照离嫁”时，出于对离异案件的警惕，其实也保持了相当的仔细，并说道：“但只恐其中或是夫妻不和，或是宠妾逐妻，种种隐情，驾忤逆为名有之。我这边还要拘两邻审。”(110)即使如此小心，这位三府仍然不免堕入陷阱，原因就在于他过于考虑到“离异”中会出现的“种种隐情”，而忽视了“离异”案件本身的真伪。也就是说，离异案件的复杂性遮蔽了他对于案件真假与否的基本判断，倘或是其他相对简单的案件，则未必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失误。因此，三府所堕入的陷阱不仅是骗棍设置的，更是“离异”案件所给予的。
从前面这些例证可以看到，“断离”对于官员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他们或许可以从复杂的线索中清理出事情的原委，做出合法而公正的判决；或许在纷繁的案件里迷失方向，成为骗棍的棋子或是傀儡。这两种可能性都被小说作者运用到了小说中，前者用来塑造明断睿智的官员形象，后者则用以描画狡猾机诈的骗棍，并设计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骗局。有论者注意到，在涉及骗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聪明人，一类是精察的官员，一类则是狡猾的骗子”(111)。这两类聪明人同时在“断离”中大展其才，并且相互之间还会展开才智的激烈交锋。往往让官员望之生畏的“断离”，却反而变成了作者手中的那支“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