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制诏刻石
制、诏、令、敕谕、圣旨等为中国古代皇帝发布政令的主要形式，也是封建国家最高级别的下行公文，有些内容甚至是国家法令，如西汉初《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诏》、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赦天下减民算等诏》等。[2]
秦代已确定皇帝专用之公文为制、诏等，所谓“命为‘制’，令为‘诏’”。[3]秦始皇、秦二世的制、诏既铭金也刻石。铭金者主要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如《高奴铜权》、《二十六年诏权》、《二十六年诏小权》、《二十六年诏八斤权》、《二十六年诏十六斤权》等，均载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4]传世刻石中的诏书，为《泰山刻石》和《琅玡台刻石》。
两石均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刻石的主要目的为铭功，其中与法制有关的功绩，前者是“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后者为“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5]两石均附刻秦二世诏书：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6]
秦二世在始皇刻石旁加刻诏书的目的见于《史记》：“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7]从文中可见，提升中央集权是二世刻石的关键。
《泰山刻石》为历代金石考据学家所关注。关注的角度，主要有刻石文字流传残毁的经过及其与《史记》文本的异同等。宋代赵明诚著的《金石录》比较碑文与《史记》所载不同之处有七，“皆足以正史氏之误”。[8]宋代董逌留意二世诏书的刻载位置，称“始皇诏书刻其三面，二世诏宜在其阴。今石南面为二世诏书，始皇帝刻诏书乃在北西东三面。盖石仆而后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9]清人王昶曾留心于诏书公文的书写格式：
始皇刻石之辞，具载《史记·本纪》。石本颂词久蚀，惟存二世从臣名四行，后并残，石遭火矣。昶得旧拓本摹之，其第二行止“昧死言”三字；第四行提起，作“臣请具刻”云云，与《琅琊刻石》连接者不同，疑当时此处石已剥泐，不能直书故尔。《金薤琳琅》又云：刻文起西面而北、而东、而南，共二十二行。其末行‘制曰可’三字，复转刻西南棱上，则分行位置，亦与诸刻异矣。[10]
《琅琊台刻石》原石也是四面刻字，其中东南北为始皇诏，西面是二世诏，均为李斯所书。由于《琅琊台刻石》并存秦始皇和二世的文字，清代王昶对刻石纪功明诏的功用格外关注。他认为：
史载始皇二十八年上邹峄山、泰山、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罘，三十二年之碣石，三十七年上会稽。旬岁之间，立石颂功事凡六见。二世效之，不旋踵而已亡天下，功德固安在哉？自秦至今，阅数千年。之罘、碣石之刻久已无传，峄山、会稽皆出后人重摹，泰山石又毁于火，而此石岿然犹存。且一石中备存始皇、二世之迹，金石不朽，信有征矣。然安知非造物者仅留此刻，以为万世好大喜功之主戒也！[11]
当然秦诏书格式，依旧是清代金石学家细心观察的内容。毕沅等对《琅琊台刻石》附刻的二世诏书描述道：
自“皇帝曰”以下与《史记》文句无少异，石上下各刻一线为界，每行八字，二行与三相间少远，诏书与从臣名不相属也。三行止七字者，为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后六行、八行、十三行并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余皆可指而识也。[12]
汉承秦制，天子之书亦各有专称。大体而言，有策书、制书、诏书、戒敕四类，其下又有小类，如“诏有制诏、亲诏、密诏、特诏、优诏、中诏、清诏、手笔下诏、遗诏，令有下令、着令、挈令及令甲、令乙、令丙”等。而后世热衷于对汉代诏书体式的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汉之制最为近古”。[13]
汉代制诏格式及其运行环节，可以通过传世汉代石刻进行复原。东汉元初六年（119年）汉安帝《赐豫州刺史冯焕诏》、元嘉三年（153年）《乙瑛碑》（亦称《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等）、建宁二年（169年）《史晨碑》（全称《史晨祠孔庙奏铭》）、光和二年（179年）《樊毅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碑》、光和四年（181年）《无极山碑》等，均是重要的物证。近代人马衡认为，其“所载文书，或为天子下郡国，或为三公上天子，或为郡国上三公，或为郡国下属官，种种形式，犹可考见汉制之一班”。[14]
以永兴元年（153年）《乙瑛碑》为例。此碑现存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是鲁相乙瑛上书朝廷请求设置孔庙掌管礼器和祭祀的专职官员——百石卒史的公文。乙瑛将此事奏于朝廷，又由司徒吴雄和司空赵戒奏于皇帝，汉桓帝批示由鲁相乙瑛择四十岁以上通一艺者任之。当时乙瑛已满秩而去，继任者挑选孔和为百石卒史，并将此事回奏朝廷。碑石全文为：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勉□艺。孔子作《春秋》，制《孝经》，删述《五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幽讃神明，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犮][15]酒直，须报。谨问大常祠曺掾冯牟、史郭玄。辞对：故事辟雍礼未行，祠先圣师。侍者，孔子子孙，大宰、大祝令各一人，皆备爵。大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鸡□□各一，大司农给米祠。臣愚以为如瑛言，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先世所尊。祠用众牲，长吏备爵。今□[欲]加宠子孙，敬恭明祀。传于罔极。可许臣请，鲁相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领礼器，出王家钱给（犬）[犮]酒直，他如故事。臣□、臣戒愚戆，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
制曰：可。(https://www.daowen.com)
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雒阳官。
司徒公河南原武吴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赵戒字意伯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鲁相承，书从事下当用者，选其年廿廿以上，经通一艺，杂试通利，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如诏书。书到，言：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平，行长史事卞守长擅，叩头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诏书，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礼器，选年
以上，经通一艺，杂试，能奉弘先圣之礼，为宗所归者，平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谨案文书，守文学掾鲁孔和，师孔宪，户曺史孔览
，杂试，和修《春秋严氏经》，通，高第，事亲至孝，能奉先圣之礼，为宗所归，除和补名状如牒，平惶恐叩头，死罪死罪，上司空府。
讃曰：巍巍大圣，赫赫弥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鲍叠，字文公，上党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规矩。乙君察举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孙麟，廉请置百石卒史一人，鲍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无穷，于是始□。
后汉钟太尉书。
宋嘉佑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16]
对这方保存完好的公文碑，历代探研者不乏其人。据杨殿珣所撰《石刻题跋索引》，对此碑进行研究的传统金石著述计有34种。[17]
《乙瑛碑》在古代公文发展史上的重要性，通过宋代洪适的评论可见一斑：“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18]清代钱大昕注意到公文格式对后世的影响：“书名不书姓者，以位列三公，皆知为吴雄、赵戒也。唐宋告身章奏署名，凡丞相不著姓者，类此。”[19]清代王澍根据汉代中央公文运转之简便，直指清代公文之繁琐道：“毎见近日文移奏牍，一事必再三繁复，至于连篇累纸而不休，窃恠何不省简，乃浪费笔墨如此。今观此碑，乃知汉时其体便尔。”[20]清代王昶对碑文年月及列名碑石的赵戒之人品有所评述：“碑称元嘉三年，即永兴元年。是年五月始诏改元，故中隔两月，而纪元各殊也。雄、戒罢免亦在是年，才三月后事耳。戒以阿附梁冀，倾陷忠良，为清议所不齿，故范《史》于《李固传》赞云：其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而此碑因鲁相尊师崇道，循例转奏，列名首行，亦为金石之玷，读者不可不知。”[21]
宋人曾对两汉诏令的行文特色总结道：一曰
书，其文曰“维某年月日”；二曰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三曰诏书，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四曰诫勅，其文曰“有诏勅某官”。[22]然而清人认为这一总结尚不全面，武亿特补充道：
碑首行“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末言“臣雄、臣戒愚戅，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闻”。此即汉制三公奏事之式，与《独断》所云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相合，然“诚惶诚恐，顿首死罪”字，蔡氏略之不书。今以碑所载，可证其有遗典也。[23]
与后来的公文相比，汉代公文格式相对简便，上行皇帝的章奏书“昧死言”，上行或平行文书写“敢言之”，下行文书径言“告某某”等，标志明显，内容直截了当。而这种便捷的行文方式，颇有助于政务处理。宋代洪迈根据汉代公文碑中记载的文书上行下达时间总结道：“无极山祠事，以丁丑日奏雒阳宫，是日下太常；孔庙事，以壬寅日奏雒阳宫，亦以是日下鲁相，又以见汉世文书之不滞留也。”[24]
清代吴玉搢则通过对《乙瑛碑》碑名和碑文中“百石卒史”讹变为“百户卒史”的解释，揭示了官府公文在长期流传中的“民间化”过程：
按“百石卒史”，《通典》讹为“百户吏卒”，《三国志》讹与《通典》同，《水经注》讹为“百夫吏卒”，《山东通志·阙里志》讹为“百户卒史”，皆莫之正。又康熙甲子，圣祖仁皇帝幸阙里，谒庙毕，由奎文阁至同文门，观门右汉碑。孔尚任奏曰：此汉元嘉三年鲁相乙瑛置《卒史碑》，今谓之“百户碑”。上问何为百户碑，尚任对曰：历代优崇之典，庙廷设官四员，典籍、司乐、管句、百户，谓之礼、乐、兵、农四司。观此知鲁人亦讹以为“百户”也，岂独书籍传写之谬哉！[25]
通过上述碑文，尤其是金石考据学家的研究，可知汉代中央政府发布的诏书或法令公文刻石，其完整结构一般包括三个部分：高级官员向皇帝递呈的奏章；皇帝“制曰可”的内容即法令本身；地方执行法令的情况汇报，实即宋代洪适所总结的“三公奏于天子”、“朝廷下郡国”、“郡国上朝廷”。洪适所揭示的一碑含有公文“三式”，正是公文碑与一般公文有所不同的关键所在，即公文碑强调法令制定、颁布程序的合法性和完整性以及法令的执行和落实的情况。而刻立公文碑，乃是为使该项法令成为人们长久遵循的法定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