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察政治的大臣对大陆法的极度推崇

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下达分赴日本、欧美考察政治的上谕至次年回国，载泽等大臣在八个月的时间内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的政治概况，明确推崇德国、日本之法，而对英美法则表示难以效仿或有待抉择。如在对日本考察之后，他们即对日本政体大加称赞，“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究其原因之一就是取法欧洲，改良律法。^[26]而对美国法制则明确向晚清政府难以效仿，他们也承认“其规划之周详，秩序之不紊，当日设施成迹，且在简编，要其驯致富强，实非无故，借取镜，所益甚多”，但“美为新造之国，魄力正雄，故其一切措施难以骤相仿效”。^[27]关于英国也表示有待进一步考虑，他们虽对英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表示“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原”，但就其官职而言，“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28]待到德国考察，他们为德国强大的军事而君主又握有重权的国体所折服，明确表示要刻不容缓地学习与借鉴：“其良法美意行之有效者，则固当急于师仿不容刻缓者也。”^[29]大臣戴鸿慈等甚至明确奏请“以取法德国为主改革军政”。出国考察大臣对德国法、日本法等大陆法的推崇是晚清移植大陆法的重要因素。(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