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与讨论
大学校园广播在校园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在校园内输出声音符号，构建起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在场、有边界的听觉空间，也形成一个人与环境互动的意义空间。听觉符号作为连接传播者层面和受众层面的主要媒介，也是促使个体产生记忆、情感的关键。广播台将不同的文化内容通过听觉符号传递给不同的受众，听觉符号通过广播台的生产在空间中流通并被消费。听觉符号传递情感并帮助听众形成知觉，即让身处其中的不同个体进行解码，生成对校园生活的青春记忆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尽管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感受和行动，但在这些差异的背后，广播凭借校园的物理边界与相对固定的播放时间生成共同的收听仪式，这是“声音景观”产生意义的核心部分之一。广播在校园内的文化内容传播不仅塑造了校园物理空间上的边界感，使得声音符号在校园这个范围内进行流通，更强化了个体精神空间上的边界感，让身处其中的人产生了对校园的归属感。听众在生成对个体身份的认同后，广播会使其愈发强化群体共同的接收仪式，从而加强其主动收听节目的意识。这种收听行为与对校园的认同感和获得感的循环互动构成了大学校园内的“声音景观”。
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用声音交流沟通，是最早的信息传播方式，使用、接收声音符号是人类近似于本能的一种特征。索绪尔在语言学理论中指出，对于人类的语言世界来说，语音与语象同样重要。[13]即使麦克卢汉所预言的视觉时代已经到来，听觉文化也绝不应被忽视，通过声音进行传播的媒介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正如迈克尔·基思在进行都市与城市生活的叙事研究中所说，“听觉体验”将随着环境的日益智能及其与人类共鸣的加深而引来更多关注。[14]
声音不仅是一种生活背景，也是一种符号空间，声音帮助建构更加符合现实的听觉空间。在特定的听觉空间内，声音符号帮助人们形成传播边界，影响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声音媒介是一种意义媒介，它参与到个体身份、群体关系的塑造和广义的文化、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之中。
当前，在新媒体强势冲击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发展格局已经发生了变迁。不少传统媒体都在寻求新的发展路径，如借助互联网社群化传播与运营积累一定的粉丝基础，依靠新技术与新算法迎合粉丝黏性等。广播凭借声音符号的扩散和受众的差异化解码获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其秘诀就在于这种具有情感共振的独有的听觉空间的营造所形成的传播黏性，构建了具有强烈意义生成感的“声音景观”。这一思路也提示我们在聚焦“新”媒介的同时，不可忽视“旧”媒介的独特价值。
注释：
[1]Peter Lewis,“Private passion,public neglect:the cultural status of radio”,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3,2000.
[2]梁瑞玉、吴振港：《论校园广播的社交化传播策略》，《中国广播》2018 年第6 期，第61～64 页。
[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等：《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240～241 页。
[4]田园：《媒介融合环境下广播媒体的非视觉空间拓展》，《当代传播》2015 年第6 期，第81～83 页。
[5]季凌霄：《从“声景”思考传播：声音、空间与听觉感官文化》，《国际新闻界》2019 年第3 期，第24～41 页。
[6]王翼：《校园广播站在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8 年第4 期，第224～225 页。
[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342、340 页。
[8]欧阳宏生、朱婧雯：《环境互动与声音编码：认知诉求下广播传播的二元分析》，《中国广播》2014 年第11 期，第28～32 页。
[9]常江：《仪式化认同：媒介融合时代的广播新闻理念革新》，《编辑之友》2018 年第11 期，第83～89 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 年，转引自牛耀红《社区再造：微信群与乡村秩序建构——基于公共传播分析框架》，《新闻大学》2018 年第5 期，第86 页。
[11][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 年，第7～11 页。
[12]石义彬、熊慧：《媒介仪式，空间与文化认同：符号权力的批判性观照与诠释》，《湖北社会科学》2008 年第2 期，第171 ～174 页。
[13]陆涛：《文化传播中的听觉转向与听觉文化研究》，《中州学刊》2014 第12 期，第95～99 页。
[14][德]迈克尔·基思：《瓦尔特·本雅明，都市研究与城市生活的叙事》，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