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了年的第四期

三、跨了年的第四期

在月刊变成季刊后,《新闻学刊》的出版周期压力大为缓解,只需在1927 年全年出够四期就够得上季刊标准了。但不利局面则是1927 年只剩下不到两个月,时日无多,刊物同人必须与时间赛跑。浪游归来的黄天鹏对此似乎信心满满。

比较准时出版的《坦途》杂志在1927 年12 月1 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三期上刊出了《新闻学刊》广告,称该刊已出至第四期。与《新闻学刊》以往广告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没有提供刊物目录。尽管如此,它还是乐观地预告了将于1928 年2 月出版的《远生十二周年纪念号》和1928 年3 月底截稿的《新闻事业调查号》。1927 年12 月18 日《晨报》刊登《新闻学刊》广告,称“第四期现已印刷,月底出版”。实际上这两则广告都只能视作形象宣传,因此时第四期还没有完成编辑工作。

1927 年12 月25 日《晨报》再一次刊登《新闻学刊》广告,内有第四期目录,并表示元旦出版。这里所说的“元旦”显然指1928 年元旦,较之《晨报》1927 年12 月18 日广告声称的“月底出版”已有所推迟。我们把《晨报》广告中的预告目录和正式刊物比较后,发现主体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仅有一些小的技术性修改,如张一苇的小说《富贵枷锁》正式发表时题目改为《富贵当头》。这说明黄天鹏此时已完成了第四期的编辑校对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预告目录中有黄天鹏为这一期所写的编辑后记《最后一页》,证实他在1927 年12 月25 日后不久就离开了北京:

冰雪残年,归吊故园,束装待发,马上马马虎虎地把本期编完了!这是卷末最末的一页,说不定也是我编辑最末的一页。循例写点杂记补白,一时思潮千头万绪,都挤到笔端来,我薰醉在离愁中了![12]

黄天鹏之所以急于离开北京返回故乡,是由于黄天鹏在广东普宁的老家受到战火波及,一家二十余口流离失所。黄天鹏具体是哪一天离开北京的,并无具体记载,但在1927 年年底则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返乡途中,黄天鹏曾致信好友张一苇:“苇兄足下:别忽坠泪,予怀可知;黄昏残景,益增惆怅! 晚过津沾,破浪南行,蜷卧舟中,无以自遣……行行止止,四日安抵海上。”[13]这里所说的“四日”无疑指1928 年1 月4 日。在此之后的1928年1 月14 日《晨报》刊登了一则“天庐启事”,内云:“粤变鬼城,星夜归吊,师友未及晋辞,业务迫不暇理,歉憾万分,诸乞宽宥。此行无恙,初春北旋,一清职守。担经图南,公私函件概托北京新书林代收转。黄天鹏寄自上海。”[14]这则启事后来被《新闻学刊》第四期转载,但删去了报纸刊发日期,而这期刊物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927 年12 月,两个日期明显互相矛盾。这充分表明,第四期不可能出版于1927 年12 月,而只会更晚。那么,晚到什么时候呢?我们认为,《新闻学刊》第四期的真实出版时间为1928 年3月,与增刊第一期同时。

黄天鹏经过上海时耽搁了一些时间,在1928 年1 月下旬才抵达故乡普宁。他在写给张一苇的信中称“预计除夕宁潮”,也就是说他到家大约在1928 年1 月22 日前后。回乡后,黄天鹏给戈公振写过一封信,落款为“亚天百拜。(二日汕头)”[15]。“亚天”是黄天鹏的笔名,“二日”必为1928年2 月2 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黄天鹏返回北京不会比1928 年2 月更早。而他编辑《新闻学刊》增刊第一期就是在回京途中路过上海时完成的。《增刊缘起》中写道:

北旋归途,滞留沪渎,得航庐书,知第四期已将印就,并附巴黎胡氏国际同业要闻二则,谓现既不能插印,又万难待至下期,可否另出“增刊”云云。予然其说,报书倩代编印,并述其缘起如此。时在戊辰春日,洪阳天庐氏序于黄埔滩。[16]

“第四期已将印就”,说明第四期还没有完成印刷,不过已经制作好了版式,所以下文才说“不能插印”,这就意味着第四期此时还没有正式出版。所谓“胡氏国际新闻同业要闻二则”,即胡国伟发表在增刊第一期上的《国际拉丁报界大会》和《万国报界展览会》,这两个会议分别于1928 年3月和5 月召开,而此时已是2 月末,所以说不能等到下一期。既然胡国伟的两篇文章不能插印到第四期中,而它们的时效性又特别强,在这种情况下张一苇(即航庐)提议出版增刊,黄天鹏也表示同意。增刊第一期末页印有“民国十七年三月印行”“随报附送”“零售一分”等字样,这个“随报附送”我们认为只能解释为随《新闻学刊》第四期附送,否则“零售一分”也就没有必要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确定《新闻学刊》第四期与增刊第一期的出版时间同为1928 年3 月。

这里顺带说一下增刊第二期。《新闻学刊》第五期有增刊第二期目录,主要内容有《囍月纪念》《北京新闻学会纪略》《周年漫辑》《无冠天子南巡记(续)》等。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为了纪念《新闻学刊》出版一周年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一周年而准备的,不过这期刊物并无实物可查。该期目录文章虽然被《新闻学刊全集》全数收录,但并不能代表它已出版——从1928 年4 月到1929 年1 月,正刊都没有出过一期,何谈增刊?

增刊第一期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则《新会报告》:“黄天鹏氏南下,各报争相约聘,来函微露允意,社友以‘新刊’ 百端待理,去电促即入京,闻已于一日乘庐山丸来津,九日可履都门。”[17] “新会”即北京新闻学会,“新刊”则是《新闻学刊》的简称。报告称黄天鹏已于1928 年3 月1 日乘船从上海赶往天津,预计3 月9 日可以抵达北京。然而黄天鹏有一篇题为《中国新闻事业》的文章,文末注明“一九二八,三,三,作于海上天庐逍遥阁”[18],说明黄天鹏返京日期比预定的要晚。不管怎样,当他抵达北京后,迎接他的将是一连串新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