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期使月刊变成季刊
由于第二期出版延期，第三期也就不得不跟着延期。第三期标注的出版时间为1927 年8 月，实际上依然大可怀疑。第三期编辑后记《寄与读者》将出版延迟的原因归结为呈请备案耗时过久所致：
溯自第二期出版后，学会即正式向官厅立案，诚惶诚恐的恭呈进去，侯门深似海，一点消息也没有，过了些时，奉口头谕是“静候查核”，几个人轮流如举子望皇榜般去看批示，走了几个月的工夫，最后一天见到“未便遽准，再行呈报核办”的皇令，又诚惶诚恐再呈进去，盼了月余，也杳无音讯，问问阍者，只见冷森森的面孔大声的说，“不知道！”而立案又势成骑虎，几个人只得在烈日之下奔走，辗转托人说项，经过严重的检查和具结，得蒙皇恩的“勅查所报各节尚属相符准予备案”已将半年了。满想既经“官准”，此后可以依期出版，却不知道“‘会刊’ 应遵出版条例另行呈报候示”又再恭具呈禀，等到出版执照下来，早是秋凉的时候。咱们上头的雍容礼让，真不愧文明古国。我们感念创业的艰难，九死一生的挣扎，今日与读者诸公再见，说声“别来无恙”，大可异地同浮三大白了！[6]
办理出版执照所花费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像上面所说的那么久。这个执照的照片后来在黄天鹏主编的另外一种新闻学杂志《报学月刊》上刊登了出来，上面就有颁发日期即6 月9 日。在北京新闻学会呈请备案准予通过的5 月18 日与《新闻学刊》获批出版执照的6 月9 日之间确有一段间隔，不过所费时间并不像黄天鹏他们所说的长达半年之久。所以第三期出版延期除了呈请备案、申办出版执照外，还应该有其他原因——比第三期稍晚出版的创刊号第三版跋语以及第四期中关于王基鸿的稿件透露出黄天鹏和王基鸿这两个创始人都在1927 年7 月离开了编辑部。创刊号三版跋语写道：
浪游归来，盛逢本刊三版印行，感荷读者诸公欢迎之微忱，与同人意外之荣幸，自恨半生不学，愧无佳句掬示卑怀！
本刊创办之初，学会即设发行部专司印售事宜，主其事者古燕韩氏，书生不擅筹算，赔累不堪。益以天灾（都门劝业场夏毁于火，本刊经售处付诸一炬）人祸（首善整顿学风，各校号房类多撤职，本刊售款存书，俱随以去；而邮寄又屡以扣留或失落闻；外埠道远，亦无法彻底清理。）出版基金，耗失殆尽；而所贷予《天庐纪游》稿费，亦归乌有。群知此非长计，始有自行经营出版事业之议，而有“一新书局”之计划。旋同事多拟朴被他迁……越三月，社友至戚张氏，将营新书林，倩予襄其编事，予乃订互惠约，以本刊出版事相托，张氏亦锐身自任。七月予离都糊口，得张氏讯，云将三版，予报书谓应改组重排，力求精致，最低亦须仿第三期格式。此本刊可歌可泣之往事也。日昨入都，始见三版本，依样葫芦，殊不惬意，质诸张氏，氏谓毁版重印，所费极巨，且三版似应仍存庐山本色，故复尔尔。予无可如何，乃作让步之办法，遂另印封面（邸报二种，为原定之封面，远生遗影，系临时移用，今还具真面目）及末页，稍整外观，而成今本。[7]
三版跋语与《新闻学刊全集》中所收录的《编辑后记（一）》大体内容相同，但“七月予离都糊口”之后的一大段文字被删去，应该是黄天鹏对自己这段经历故意隐晦。而王基鸿离开编辑部则似乎忌讳要少得多。张一苇在《怀心君》写道：“他走的那时节，我还记得是初夏的天气，雨后送他到车站去，路旁的柔柳，越显得娇翠，弱舞随风，露出不少惜别滋味。车行了，我们也都默然了，虽然彼时想着会期不远。”[8]然而此后王基鸿一直没有回到编辑部。
我们推测，《新闻学刊》第三期的实际出版时间为1927 年10 月。因第三期上刊有《坦途》杂志出版预告，而《坦途》创刊号上亦有《新闻学刊》出版广告，称“第三期顷已出版”。这与《新闻学刊》和《国闻周刊》的关系相仿，同样是互登交换广告。《坦途》是一份综合性文化刊物，半月刊，社址在天津日租界协昌里，创办于1927 年10 月，主要撰稿人徐彬彬、王小隐、徐一士等都是黄天鹏在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求学时期的老师。《坦途》创刊号虽然出版时间标注为1927 年10 月，但未署具体日期，且该期杂志上的《关于本号内容之启白》写道：“本刊创刊号原拟于双十日出版，乃以组织伊始。举凡征求稿件延请撰述，编制，印刷，校对，及经理一切事务纷繁。至今始得粗有端绪。”[9]说明《坦途》创刊号出版于1927 年10月10 日之后，再加上该刊第二期出版于1927 年11 月16 日，按照半月刊的出版周期推算，其创刊号出版时间约在1927 年10 月底至11 月初，比预定时间晚了20 来天。有了《坦途》的创刊日期，《新闻学刊》第三期的出版时间也就可以确定下来，即1927 年10 月。可以作为补充的是，《坦途》杂志主要撰稿人的王小隐与黄天鹏之间的通信也证明《新闻学刊》第三期出版于1927 年10 月。第三期上刊有黄天鹏写给王小隐的约稿信，这一期的编辑后记中又称他为“本期新作者”；而在第四期上又刊有王小隐致黄天鹏信，祝贺乔迁之喜，并表示“第三期学刊收到”，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为1927年10 月。[10]所谓“乔迁之喜”指《新闻学刊》发行部新书林从西长安街搬到宣内糖房胡同，其事在“阳月中瀚”，即10 月中旬。[11]将以上往来信件合在一起还原事情大致经过应该是，黄天鹏在《新闻学刊》创刊后向王小隐约稿，收到稿件后将其刊登于第三期，并在这一期出版后立即将载有王小隐文章的杂志寄给作者本人，而王小隐收到杂志后也很快作了答复。这就是说，《新闻学刊》第三期出版、黄天鹏寄刊物给王小隐、王小隐复信，这三件事都发生于1927 年10 月。
黄天鹏称《新闻学刊》第三期与第二期隔了将近半年之久，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将近半年并不是1927 年3 月至8 月，而是1927 年5 月至10 月。10 个月时间仅出版了三期刊物，自然不能继续叫作月刊了。于是从第三期开始，《新闻学刊》改为季刊。刊物的英文名也从“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ism Monthly”改为“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ism”。然而让黄天鹏等人始料不及的是，改成季刊并没能改变《新闻学刊》拖期的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