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一年的第五期
在第四期出版后，按季刊期号编排规则，《新闻学刊》进入第二卷（这一卷第一期即总第五期）的编辑出版。但黄天鹏刚回到北京，喘息未定，即遭当头一棒。1928 年3 月16 日晚，他与张一苇在新书林饮酒，便衣侦探突然闯入。随后，张一苇被警察带走，不明不白地在监狱里待了一周，黄天鹏也受到三天监禁。遭此变故，刊物发行所被查封，张一苇出狱后不得不隐藏踪迹，黄天鹏则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流亡生涯。
发行所被封后，黄天鹏先是应天津《泰晤士报》主笔管翼贤之邀，前往天津接编《泰晤士晚报》。期间，他通过王小隐结识了《北洋画报》老板冯武越。在王小隐和冯武越的支持下，黄天鹏计划在天津复刊《新闻学刊》，并制定了一个新的出版计划：扩充为月刊，黄天鹏任编辑，王小隐主笔政，冯武越任经理。但没过多久，1928 年6 月皇姑屯事件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有着很深渊源的冯武越、王小隐均受到冲击，复刊计划只好就此作罢。随后，黄天鹏又应天津《商报》之约，担任该报驻北京通讯记者，然而天津《商报》虽然能够吸引人才，也善于使用和培养人才，但却不知爱惜人才，很快地黄天鹏就被解约了。
到了1928 年7 月，黄天鹏已是贫病交加，潦倒不堪，但他依然没有忘记《新闻学刊》的编辑出版工作。据他自己所说，他在7 月份编好了第五期，并寄往天津印刷。《青天白日之旧都报界余墨》中说：
夏间病倒故都，医药所需，力疾执业，稍博阿堵，百事皆哀，无心编著，是以拟于七月刊行之新闻学刊，久未从事编辑，数劳津门师友催询，七月九日乃扶病视事，粗略编次，并为短稿记述旧都报界，仓促邮津付梓。[19]
《新闻学刊全集》中所收录的《编辑后记（五）》应该就是为第五期所写的，同样印证了“扶病视事”之说：
不意在这炎夏编者却病倒故都，虽以生活所逼，力疾执业，但编著的工作，委实没有力量。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而第五期老没弄好，等到快七月了，万不能再延，勉强粗略编次，匆匆邮寄天津印刷，未妥的地方，就拜托梦（王小隐）、华（冯武越）诸丈的大笔了。[20]
不过，原本为第五期所写的《编辑后记》（五）并没有出现在第五期当中。
1928 年8 月4 日，因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并更名为北平，北京新闻学会升格为中国新闻学会，迁往上海，《新闻学刊》由此变成中国新闻学会会刊随之迁沪。北平分会则拟另行刊行会刊，这就是1928 年8 月20 日起北平《全民日报》附出的《新闻周刊》。1928 年9 月，黄天鹏应上海报纸邀请，南下就职，途中致信《全民日报》社社长张荫梧：“今为南来笔耕觅食，贫病不复为累，中秋想可抵沪，生计袈裟，思之黯然！ 《新闻学刊》无论如何，决行续版，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21]可见，黄天鹏南下就职，不光是为了生计问题，同时也是谋求《新闻学刊》继续出版。信中所说的中秋节在1928 年9 月28 日。两个月后的11 月27 日，《申报》刊登了《新闻学刊移沪出版》的消息。此时，黄天鹏已进入申报馆任职，正是有了这种便利条件，《新闻学刊》的相关报道频频见诸报端，但要么是《新闻学刊第三、四期出版》，要么是《新闻学刊第一、二期三版》，第五期迟迟不见进展。
1928 年12 月15 日，戈公振考察欧美新闻业回国，黄天鹏前往戈氏下榻的青年会旅店迎接。在这之后直至1928 年年底，《申报》上再无黄天鹏的消息。当他再一次出现在《申报》上，已是1929 年2 月5 日，这天的《申报》报道了新闻学刊改组的消息：“主者黄天鹏氏新自日归，特与上海新闻学会健将张静庐氏合力经营，改组月刊，广约名家合作，每期增至五万字，由光华书局按期刊行。为便利读者，发行创刊，第一卷第一期，准于三月出版。又该刊第五期，已运申发行。”[22]报道中说黄天鹏“新自日归”，也就是他刚刚从日本回国，说明黄天鹏在1928 年底去了日本，1929 年2 月始归国。这应该就是本应于1928 年年初面世的第五期为何到了年底仍然迟迟不能出版的最主要原因。
新闻学刊改组消息中，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五期“运申发行”，以及第五期目录和附赠增刊。这里所说的增刊，即《新闻学刊》增刊第三期。这期增刊末页注明“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印行，随刊附送”。但这一期上的《日洲观报记弁言》中有“天下滔滔，无片净土，乘桴浮海，舍身‘报国’，异域萍寄，眷怀故园，归役申江”[23]等语，很显然是1929 年2 月黄天鹏从日本归来后所写的，不可能提前至1928 年12 月发表。让增刊第三期显得蹊跷的还有《二卷首语》和《别来无恙》。《二卷首语》是介绍第二卷计划设想的，本来应该出现在第五期上，但由于此时已过了二卷本应刊行的1928年，并且它实际上是后来补写的，其中还提到“第六七八期在申重版”，如登在第五期就莫名其妙了。《别来无恙》与《新闻学刊全集》中所收录的《编辑后记（八）》内容基本相同，本为第八期编后语，亦是第二卷结束语，但《编辑后记（八）》中有“这是本刊最末的一期了”，却不见于《别来无恙》，原因同样是不合时宜。
1929 年2 月21 日《申报》报道《新闻学刊第五期到申》。这似乎是为了证明第五期在天津印刷之故。第五期上的《本刊特别启事》也说：“时局粗定，同人共谋本刊继续出版，决由天津报界同志冯武越、王小隐诸君担任监理编印事务，并将内容彻底革新。但以接办伊始，头绪纷繁，在印刷所又属生手，因之此期迟迟出版，致令读者久望，同人深用歉仄。”[24]这则启事进一步证实第五期确实在天津付印，而延迟出版的原因在于天津方面交接不顺。
1929 年2 月23 日《申报》刊登《新闻学刊停版通告 改组报学月刊定于三月出版》的报道：
《新闻学刊》出版业已二稔，初为北京新闻学会印行，继由中国新闻学会出版。创办人黄天鹏氏于编政之暇，始终锐意经营，两周年间共刊八期，又增刊四号，分订二卷，完成季刊之数……兹扩充范围，改组《报学月刊》，独立经营，近已办理结束，未刊稿件移交《报学月刊》，预订者由光华书局补足款额，业已发出通告停版。[25]
《新闻学刊》至此画上了句号，然而它还并不能就此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