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群体的管理对策
1.发挥“偶像崇拜”正面效应，正确引导粉丝行为
弗洛伊德将认同视作个人朝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是个人与他人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20]在粉丝群体内部，偶像便是弗洛伊德口中被认同的对象，是粉丝模仿的原型。偶像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好行为表率，为打造行为规范、情绪适度、理智追星的粉丝群体与营造良好的粉丝文化氛围作出正确引导。
2.转变媒体报道策略，激发粉丝文化正效应
作为公共话语权的拥有者，媒体应多维度、立体化生产与呈现粉丝形象。但目前媒体多倾向于报道粉丝文化的负效应，以隐喻或直喻方式将粉丝刻画为“脑残粉”形象。为避免粉丝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并鼓励其正向行为，媒体有必要平衡粉丝形象正面与负面报道的“版面”，增加对粉丝公益活动与励志行为的报道，激发粉丝文化正效应。
3.制定较为完善的监督体制，规范管理粉丝群体
目前大多数粉丝后援会都有“准入审核”制度，但入会后却几乎没有相关的言行监督体系。对此可参照微博平台推出粉丝“监督员”机制——个体发现违规粉丝后可向后援会管理部门举报，被举报者将受到惩罚，被列入粉丝黑名单，或不许参加后援会活动，举报者将得到适宜奖励。建立完善的“监督员”机制，可从内部优化粉丝群体。
总体来看，活跃在我国网络平台上的金V、大V、中V、主播、答主、粉丝等群体，在社会统计学特征、行为表现、传播方式等方面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特点，对主流文化、社会价值观具有较大影响，需妥善引导并加强管理。比较而言，金V、大V、中V 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舆论领域，主播及粉丝的影响力偏重于娱乐、生活领域，答主则较为折中。对于网络活跃群体的管理，可落实“共同责任治理”理念，将政府的约束管理功能、活跃群体及相关行业的自律功能以及社会第三团体的监督功能融入具体的管理策略之中。此外，还应重视研究突发危机状况下的应急处置机制与责任意识引导机制，有效提高对突发状况进行监测、研判、预警和应对的能力。我国网络平台环境的优化，需政府、行业、平台、个体各司其职、携手共进。
注释：
[1]宋红岩、俞定国、刘良模等：《新浪微博意见领袖领导力的评测体系研究》，《新媒体研究》2018 年第20 期，第5～9 页。
[2]新浪微博数据中心：《2018 微博用户发展报告》，2019 年3 月15 日。
[3][美]C.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尹宏毅、法磊译，新华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9～245 页。
[4]甘莅豪：《2015 年微博大V 的类型分析及其治理策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 年第8 期，第72～76 页。
[5]今日网红：《互动视频行业年度报告》，2018 年4 月11 日。
[6]新华网：《〈2018 主播职业报告〉 发布21%职业主播月收入过万》，2019 年1 月8 日。
[7]腾讯网：《2018 年度全平台直播行业白皮书》，2019 年2 月26 日。[8]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16 年9 月19 日。
[9]中国扫黄打非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2018 年8 月20 日。
[10]新华网：《全国首批网络直播团体标准在武汉发布》，2019 年1 月8 日。
[11]艾媒北极星：2018 中国手机APP 夏季指数· 通讯社交（TOP20），2018 年6 月11 日。
[12]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知识营销白皮书——以知乎为例》，2018 年4 月11 日。
[13][美]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见陶东风主编 《粉丝文化读本》，杨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30～131 页。
[14]艾漫数据
微博：《2018 粉丝白皮书》，中文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8 年12 月23 日。
[15]吴晓波：《大数据造就的小鲜肉鹿晗，新浪微博，2015 年2 月16 日。
[16]杨玲：《粉丝、情感经济与新媒介》，《社会科学战线》2009 年第7 期，第173～177 页。
[17]王艺璇：《悖论的合法性：网络粉丝社群对粉丝形象的再现与生产——以鹿晗网络粉丝社群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17 年第6期，第67～74 页。
[18]王天铮：《诱导还是警示：对明星吸毒新闻传播效果的实证分析》，《国际新闻界》2018 年第1 期，第128～141 页。
[19]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 年第4 期，第27～36 页。
[20]林崇德等：《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