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可能看了题目，你们会觉得有些大、有些空，毕竟大家作为医生，职责便是拯救生命，也已经习惯于见证生命的挣扎和逝去。但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即便过去了将近1年，却依然震撼着我。
它发生在我进入中山医院内科基地学习之前。当时的我还是临床医学八年制研究生，在中山医院经过1年内科轮转后，我回到了自己的科室——呼吸内科。尽管年资很低，主治老师还是让我在组里其他规培医生和进修医生的帮助下，学习管理呼吸重症监护室的一张床位——12床。
2020年1月2日星期四，是新年的第1个工作日，也是我轮转的倒数第2个工作日，待周五工作结束，我就可以脱产专注于完成毕业课题了。
交完班照例先自行去看患者，这是主治老师的要求，也是我在中山医院内科基地养成的习惯。走到12床前，我发现这位自201 9年12月26日入院便持续镇静的老爷爷睁着眼睛，半卧位躺在床上，看见我微微抬了抬手，虽然虚弱但显然已经有了意识，不禁为他高兴。但一想到他复杂的病情，这份高兴马上便烟消云散了。
1周前，我收治了这位从急诊转来的80岁老年人，刚转来时他气管插管，处于镇静状态。向家属询问完病史，我打出了一连串的诊断：2型呼吸衰竭、胸腔占位性病变、肺部感染、肺不张、胸腔积液、肝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糖尿病、颈动脉斑块、脑梗死……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外院CT报告上“左侧胸腔巨大占位”的字眼。毫无疑问，他入院时的状态很糟糕。
201 9年12月31日，已经在中山内科轮转1年的我第1次填写院内大会诊申请单，呼吸内科、胸外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及医疗安全科的老师们，将于2020年1月3日共同讨论他的诊疗方案。但在2020年1月2日，他醒了。
我扶着他的肩膀对他笑笑，告诉不能说话的他，我是他的床位医生，他现在在中山医院，他的孩子们下午3时可以来探望他，告诉他要好好配合我们的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也在努力回应我，虚弱地冲我点点头。但他真的会好吗？我不知道，在我看来他的生命就像一条悬丝，一阵风刮过就有可能断掉。
回到办公室没多久，桌上的电话响起，同组的小伙伴接起来又递给我：“12床！”我心中咯噔一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是否又失去了意识？血氧饱和度下降了？抑或是体温又升高了？
我略带忐忑地接过电话：“请讲。”
护士小姐姐的语气里带着不可思议，说道：“12床的党徽丢了，希望医生能帮他找一下！”
我听清了，但又止不住地问了一句：“什么？”
“12床的党徽丢了，希望医生能帮他找一下！”
我匆忙冲进了监护室，护工阿姨把小桌板上的纸递给我，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不成句的文字，“党徽”“党徽被弄丢了”“小褂子”；还有震撼我心灵的七个字，“这是我政治生命”！
2020年1月，我成为共产党员已有4年多，听过不少演讲和报告，也接触过许多优秀的党员前辈，可从来没有哪位前辈、哪位同志如此近距离且郑重地向我提及他的“政治生命”！
我从初入临床的医学生，每天看着师长们治病救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医生，跟随着师长参与并试图从病魔手里抢回患者的健康和生命。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学习中，“生命”对我来说是太过熟悉的词汇，我的职责就是守护它。而今天，一位命悬一线的老人，向我郑重地提及他还有另外一条生命——政治生命！
我抬头看看爷爷，他眼中的焦急清晰可见。他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指了指我手中的纸，又指了指自己的胸口，然而就是这个简单的动作，已然耗尽了他的全部力气。我忽然想起自己有一枚金属党徽，但也就是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对那枚已经在宿舍抽屉里躺了好几个月的党徽有了不舍。我联系了中山医院党委学生工作处的刘嫣老师，如愿为老爷爷领到了一枚新的党徽。当我第一时间把这枚党徽捧给他看时，他眼角的泪花和心电监护仪上的数字告诉了我他的激动。
我的主治老师——叶伶老师，201 9年12月刚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知道这个故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说了一句：“老党员，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也是这么觉得，年轻的党员，如叶老师和我，与那些经历过战争年代、动荡岁月的老党员，终归是不一样的。
结束临床轮转后，2020年1月17日，我踏上了回家的列车，却意外地迎来了一个艰难、冷清的春节。接下来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1月23日，武汉封城，我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钟鸣老师奔赴武汉；1月24日，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蒋进军老师、重症医学科护士长徐璟老师奔赴武汉；2月7日，中山医院136人医疗队出征武汉……
但也有大家不知道的，2月2日，我的导师——呼吸内科朱蕾教授，作为上海派驻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高级专家组成员，临危受命、走得匆忙没顾着带上降压药，连续工作1个月收缩压常常在200 mmHg以上，被“劝退”3天后又再“复出”。而我的师姐师兄——呼吸内科重症监护室主治医生胡莉娟、叶伶老师和呼吸内科数位医生，自1月底便驻守在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持续抗疫；叶老师更是在2月7日随医疗队其他135位勇士一同驰援武汉。
医疗队里有太多我的师长啊！呼吸内科本就是抗击新冠肺炎的主力军，我眼看着从临床见习、实习到轮转期间带教过我的许多位医生和护士老师们，一个个都前赴后继地奔赴“战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热血和震撼，每天都见的老师们都成了英雄。
我突然想起那枚党徽，“他们”和“他”一样了，成为我心目中不一样的战士，不一样的党员！面对未知的疾病，他们舍弃自身的安全，在异乡战场上挽救同胞的生命。千幸万幸，他们都平平安安地回来了，武汉也有了新的生命。也有很多位老师，在武汉火线入党，让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鲜活。
现在的我，有幸继续留在中山医院内科基地，做一名真正的医生。很巧合的是，这个月我恰巧也在呼吸内科轮转，带组主治张勇老师和病区护士长秦琦老师都是从武汉归来的英雄。但提起这段经历，他们并没有旁人想象中的骄傲，仿佛只是去武汉开了次会，会了个诊，他们毫不夸口自己的功劳，仿佛那场千里奔袭的战疫只是平淡生命里一件最平凡不过的事。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英雄。那枚党徽和那场战疫，也教会了我如何做医生，如何做党员，如何对待生命。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为英雄。
（毛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