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意外的相遇
这是一个平常的上午，神经内科主治医生分派今天的工作：“这个急诊转上来的患者，你来接吧。”“好！”我应声答应。
打开病历，这是一位56岁中年男性，大面积颅内出血，到达急诊室后出现呼吸心搏骤停，心肺复苏后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深昏迷状态，去甲肾上腺素静脉滴注，血压、心跳尚能维持。既往有高血压史，做过心脏瓣膜置换手术，长期口服华法林抗凝。神经外科在急诊已会诊评估，这次突发颅内出血面积太大，血肿已经挤压致大脑半球中线变形，脑疝形成，生命中枢受累，上不了手术台。我们几乎肯定，患者已经没有存活的希望。家属也已经表达了诉求，患者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正在请假赶回来，还需要4天，希望能够撑到那天见一面。
但是，当我见到患者的时候，还是难掩震惊，如同围绕在他身边的家属和朋友一样，心中有1万个“不”字。不是因为潜在的工作量，而是因为，我认识他。这个躺在那里、连病理反射都已经消失的患者，是我的高中老师。而在这一切发生的1周前，我刚刚返校参加了校庆，那时一切安好。
没有太多迟疑的时间，我投入了工作，以我的第一重身份——床位医生。对于“学生”这样一个二重身份，我也曾犹豫，是否要隐去它来保持工作的独立性，但想想也不必，每天都有不少高中老师和校友前来探望，很快会被认出，不如主动把握好这第二层关系。但我也深知，要谨慎面对这背后可能的隐患和额外的付出。血压、心率、体温、出入水量、电解质、渗透压、营养、痰堵、感染、黄疸、凝血异常……一个中枢调定系统几近宕机的患者，我的每日工作都包含了大量的信息收集、整合和处理，仿佛每一日都是最后一日。
查房的时候，教授也渐渐开始改口，不再是“2床患者”，而是“何老师今天怎么样？”何老师远远撑过了4天，但是2周后仍没有恢复一点点自主呼吸，氧合、血压也开始不稳，身体严重消耗，家属选择放弃进一步的有创治疗，最后，放弃所有血管活性药物。第17天，我和组里的同事一起，送走了我的老师。
这17天，是一种历练，也是一种煎熬，只因当你不只是他的床位医生。
这期间，我拒绝了诸多校友每日对病情的咨询，向他们说明了我作为医生的立场和工作要求，也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以至于在放创谈话签字前，能够有勇气先与关心病情、几乎每日来探望患者的老师们和校友们打开这个话匣子：“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和家属谈，也只能和家属谈，希望大家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也请尊重他们的决定。”这期间，我也每日被自己对自己的质问围绕：我真的尽到全力了吗？我的谈话语气合适吗？我是不是过度关注了？这会不会带来反向的效果？说到底，还是来源于“医生”和“学生”的双重身份带来的心理矛盾：我是不是真的适合做这个患者的床位医生。
推而广之，这其实是一个更宽泛的话题——医生可以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看病吗？
学医以来，相信这一幕在大家身上也在不断上演，“×××，做医生了啊，我以后看病可都找你了啊！”你的回应会是“好呀好呀”还是“呵呵……”？
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可重可轻，取决于这里的“看病”是读个化验单、操刀手术，还是危重抢救，更取决于双方对于职业界限和私人关系的认知和界定。
美国医学会的伦理指导中明确写道，医生通常情况下不应该给直系家属看病；其他学会的声明也指出，双方既存的社会关系及情感牵连将使医患关系变得复杂。丁香园的讨论板块不乏“给熟人看病，禁忌须知”这样的帖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还曾发表过文章讨论其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但实际的利弊通常是无法量化的。
在这个病例中，我们没有刻意促成这种医患关系的建立，我只是接受了组里的安排，患者方面也不知道我正好在这个科室。既往的师生关系可能会带来额外的信任，给予沟通上一定的便利，虽然生命无法挽回，但是结局和过程都没有太多争议，相信这一切正是基于我对于第一重身份的坚持。该遵守的原则一定要遵守，汇报、讨论、谈话、签字、外购药流程及病程记录，一样都不能少；也不可以因为私人关系而有任何懈怠。因为，职业精神才是我们能给到患者和家属最好的尊重和帮助，无论我们是否认识，是朋友或是家人。
（钱易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