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伦理分析　也给医护补上“死亡教育”这门课

医生和护士，应该是面临最多生死的职业。然而，时常面对，却未必能够从容应对。作为频繁直面生死的医护群体，我们并没有因为“次数多”而理所当然地“冷漠无情”，恰恰相反，每一次竭尽全力后的生命逝去，都是一次全新的心灵冲击甚至精神压力，我们比任何群体都更需要“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是一个探讨“死”与“生”的自然法则、唯物辩证法以及历程的感受和感悟，既包括了解死亡的过程，理解文化、宗教对死亡的看法与态度，更包含了向“死”而“生”的生命反思，重新审视生命及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死亡教育，因为我们都可能面对家人朋友的逝去，也终将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结。不同的文化体系熏陶和信仰直根的群体对死亡现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医护群体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则更加需要尽早地、全员地开展死亡教育。医护人员也是凡人，在面对濒死患者时内心同样也会产生震惊、恐惧与悲痛。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诊治或抢救的医护，在面对自己的患者死亡时还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挫败甚至自责，饱受精神和心理的巨大压力。医学教育，告诉我们的是如何利用所学或不断创新去对抗疾病，而死亡教育恰恰是让我们认识到医学也具有局限性。医护不仅应具有客观唯物的生死观，还要对疾病的病程与预后有着冷静、清晰的认知，从而保持决策理性、情绪稳定、心理健康；当医护与病患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时，还应懂得要尊重和宽容病患的信仰和对生死的理解，而不应鄙视。

另一方面，医护不仅要调整和控制好自己的认知与情感，更为重要的，还要担负起对逝者家属关爱与共情、安抚与宽慰的责任与义务。在国外，从医学院早期教育开始，死亡教育就设有独立课程。国内也逐渐开始关注与重视，如北京大学医学部让医学生写“遗愿清单”、写“墓志铭”、感受死亡事件，又如多家医院开展并推广“巴林特小组”鼓励医护倾诉因患者死亡而带来的内心情绪与精神压力，等等，这些都是积极、有益的尝试。

（戴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