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院概况
书院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教育场所。士大夫仕于朝,隐于野,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归隐时会选择在书院教书育人,传道兴学。书院起源于唐朝是不争的事实。书院最初主要是政府的藏书机构,后来慢慢职能发生变化。自宋朝理学兴盛以来,民间书院讲学之风气大盛,有志于道的封建士大夫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传播儒家思想,造就了中国千年不屈的民族脊梁。
关于书院的得名和性质,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书院也有其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角度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李国均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认为:“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中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2]常德增、刘雪君著的《科举与书院》认为:“书院是一种私人性质的教育机构,最基本特征是聚徒讲学,基本规制有所谓的藏书、讲学、祭祀三大事业,并有相对固定的诸如学田、学规等一系列制度。”[3]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称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始于唐,兴于宋,沿至清末,历时千年,发展遍及全国,多达数千所”[4]。邓洪波教授则称:“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于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5]学者们对书院的概念解释大致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书院就是切磋学问,弘扬道统,培养人才的地方。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职能是共通的。
自明朝中期开始,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更加腐朽,日益僵化的程朱理学也无法收服人心。官学教育质量下降,培养不出适应时代变化和统治需要的人才,成化年间礼部尚书姚夔言:“太学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岁生员,及纳草纳马者动以万计,不胜其滥,且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6]以致“不得不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向往。于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7]。因此出现了民间书院大发展的局面,地方书院日益增多。书院对发展地方文教事业、稳定统治都有益处,因此很多地方官是支持的,甚至直接创办书院。但明中期以后的书院不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有些甚至形成学术中心,及士人集会讽喻朝廷的场所,并一度受到打压,但书院的发展势头没有减退。(https://www.daowen.com)
腐败的官方教育机构太学承担不了培育人才的作用,封建王朝在对人才的需要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明代中期以来社会矛盾尖锐,宋明理学标榜的仁义道德和理论束缚解决不了社会的诸多矛盾,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王阳明、湛若水等思想家力求从思想方面寻求缓解社会矛盾的入口。
封建士大夫的书院讲学之风有利于朝廷,朝廷也放松了对书院的限制,皇帝为书院赐匾、赐书现象时有发生。地方官员也致力于书院的建设,一些著名的学者也致力于讲学,使书院与学术再次结合。全国各地的书院在嘉靖、万历两朝均受到禁毁,“嘉靖十六年(1537年)罢各处私创书院,时御史游居敬论劾王守仁、湛若水伪学私创”[8],“万历七年(1579年),诏毁天下书院”[9],但嘉靖、万历两朝创建的书院还是不断增多,“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10],“分明是越禁越多”[11]。这种现象跟心学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阳明之学对程朱理学造成极大的冲击,王阳明在德行功业上的成功足以证明阳明学说的实践性。阳明后学弟子纷纷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以书院为载体传播阳明学说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