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思想及治史方法
1.史学思想
史学思想的先进或落后，是衡量史家史学贡献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全祖望的历史记载与评论中，可窥其进步史观：
其一，赞扬清官，同情民众。全祖望在他所作的人物碑传中，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了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坎坷一生的贫苦生活。如“归安姚薏田、长兴王敬所，皆今世仅有之材也。……然而皆一贫如洗，不克自赡其生”。学者沈甸华，“尝绝粒数日，取阶前马兰草食之”。全祖望晚年生活拮据，经常告贷。因此他对下层知识分子的苦衷更有深切的感受。他把清初学者贫病终生的窘迫写得淋漓尽致，常令读者泫然流涕，顿发恻隐。在文字狱淫威下，学者们动辄得咎，一触禁忌便身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即便侥幸“事解得出，而芒角已摧，困殆不可复振矣”。全祖望指出这一时弊，赞扬曹一士请止文字狱之举，向清朝统治者的高压政策表示了强烈的愤慨。
全祖望能按人民的利害关系衡量政治得失。他抨击贪官，赞扬清官，凡在任内能兴利除弊，吊民伐罪，便给予肯定。陈槐曾力为湖民请减租，胡德迈秉公除暴安良，都受到他的称道。抗清过程中，一些明朝官军骚扰乡民，全祖望给予批评，并对纪律严明的张煌言军作出“惟其深仁以成遗爱，斯在古人中，诸葛孔明渭南之师，不过尔尔”的评价。福建地区受战乱破坏较重，姚启圣任地方官后，安抚饥贫，较有作为。全祖望为他作碑铭时，对他的政绩一一列举，给予表彰。以官吏对人民的功过来论定优劣，是全祖望始终贯彻的思想，表现了他史学观点中较高的人民性。
其二，经世致用，惩恶劝善。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清初经世致用的史学已被考据学取代。在清统治者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文化政策下，当时的学者纷纷逃避现实，埋首书斋，大搞探微索隐的烦琐考证。考据学派主要对儒家经典进行训诂考释，往往对一字一句进行旁征博引，辗转求证。这种“擘绩补苴”的工作虽能校勘文字，注疏音义，但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总结一无裨益。全祖望不因循潮流，而是独树一帜，治史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全祖望致力于当代史，努力反映社会现实。他详细记载钱肃乐、张煌言、郑成功等人抗清始末，通过历史事件，总结一代兴衰的经验教训，说明政治得失。他多次指出抗清义军没有联合在一起，分散了力量；鲁王和唐王不和，破坏了抗清队伍的团结；马士英、阮大铖的专权，加速了弘光王朝的灭亡等。全祖望还重视学术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反对明儒浮虚蹈空的流弊，论及学术时往往与当时政治状况结合起来，使史学更接近于为现实服务的宗旨。中国封建社会史家的载史目的，大抵一是“明治道”，总结一代政治得失；再一是“明人道”，臧否人物，扬善抑恶，为后人树立楷模。全祖望注意到历史可以使人垂训鉴戒的特点，发挥了史书“惩恶劝善”的作用，他非常推崇西汉刘向“欲以传经之学感悟其君”和“以经术经世务”的做法，所作人物传记褒扬忠义，痛斥叛降，无不寓有深意。“翻城之役”失败后，王家勤被俘，牵连了好多人。时人最初以为王氏降清，后才知是王氏部属顾某所为。全祖望评论说：“彼其播弄，皆出于反侧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犹令人欲食其肉。然而忠义之人，皇天后土鉴其心曲，所谓留吾血，三年而化为碧者，海枯石烂不可磨灭。”[28]他每每利用历史之事，劝诫后人，寓教于史，以达“致用”的目的。
其三，直笔不阿，坚持求是。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是做“良史”的首要条件。全祖望认为史家的职责就是据实直书。他还认为史家不能凭个人好恶写史，他在《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中说：“袁公之死，盖见卖于赵孟传、谢昌元。而清容（袁桷）作志不立公传，初意以为五代史缺韩通之例！出于嫌讳，欧公且然，又何怪乎清容。既而见其为赵、谢二降臣有佳传，乃知其党于降元之徒也。盖清容之父处州，亦降元，故清容之纪先友也，凡降元者多称之。……吾读清容之文，未尝不爱其才，而心窃薄之。”[29]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祖望敢于直书明末抗清斗争，叙事原原本本，不隐讳、不曲笔。康、雍、乾时期，文字狱日甚一日，尤其是雍正和乾隆前期，文字挑剔更为苛细，稍有不慎便触忌讳。当代学者人人自危，谈虎色变。全祖望在翰林时，作《皇雅篇》一诗，被指责为“有煽惑人民不忘故主之意”。幸赖李绂相保，才免于祸。但他不惧淫威，“据实直书，隐寓褒贬”，尤留意补苴前人因避讳不敢直书的史实。《明史》对明末抗清史事多有隐讳，很多重要人物无传，或传而不详。如熊汝霖传“皆本行状，而乙酉以后起兵甚略，盖有所讳而不敢言”。全祖望为他的行状作跋，专意补缀他的抗清事迹，表示“予则以为不必讳也”。他为了“使异日补注《明史》者有所征焉”，写下大量明末人物碑传，使其成为后人研治晚明史的必读材料。
其四，主张独创，不囿成说。全祖望治史富于独创精神，不满足停留在前人著述考订的基础上。他著史不囿于成说，论事不惑于古人，在史学上不乏创见。他极力提倡学术上的独创，以不循古人成说、立一家之言作为学者一大优点。他评论明代学者黄孟清时说：“先生系吾乡朱学大宗，而其经书补注多有不合。至于大学古本以及格物之义则实开新建之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见，而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吾尝笑近世之自署为朱学者迂疏陈腐，但欲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以是为弗叛。铜其神明，塞其知觉，而朱学反自此晦。”全祖望对学术上有独到见解的学者最为赞赏，称扬秉纮“最多学，读书不循古人成见”，李文缵“荟萃诸儒言，言其所著，于三《礼》则有《注疏诠集》，于《易》则有《舌存》，于《春秋》则有《鲁书》，皆不肯苟同宋人之学”。由此可见，主张独创亦是全祖望治学的目标之一。
其五，反对谶纬，不信鬼神。谶纬迷信是封建统治者神化君权、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自董仲舒创“天人感应说”后，将谶纬迷信纳入史书的史家不在少数。他们借天道说人事，把天说成是有感觉、有意志的“神”，自然界的现象是天对人世发出的警告或预兆。用谶纬迷信曲解人事的陋习，在史学领域里根深蒂固，反映了部分史家的落后思想。全祖望是反对谶纬迷信的，他认为自然界中的风雹雨雪有一定的变化规律，不足以据此证明人世间的治乱兴衰，尤其反对利用天象曲解人事的做法，指出：“且夫天垂象见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运如环无端，是自然之运也。为纬者未尝不窃是意以炫饰其间，岂知其惑世而诬民一至此哉。”[30](https://www.daowen.com)
从总的趋势看，全祖望的史学思想是进步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2.治史方法
全祖望的治史方法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去短集长。“去短集长”既是全祖望的史学方法，也是其史学思想。全祖望反对门户之见，注重独创精神。正因为包容会通，所以写学术史时，不主一家，客观实录，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包容异代，解决了全祖望既承认清朝，又大量写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全祖望搜集史料时，注意博采、慎择、精考，对历史编纂学的意义极大。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一是注明词义时，扩大注释范围，或注其演变，或注其同类；二是不通篇注释字音、字义、词义，将注释重点放在对古籍自身内容的注释上；三是将自己的历史主张及思想寓于所注释的历史事件中。
其二，重“势”的历史观。全祖望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但还是有民本主义思想，这也是浙东史学的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势”的历史观，认为这是一种与天命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实是人生观。全祖望的“天命观”都有“势”的影子。全祖望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拥护清朝是一种进步，同时也具有不以成败论人的历史眼光。
其三，经世致用。全祖望有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全祖望的史学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学，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气节、以文明道，所以汲汲从事于表彰忠义的史学工作。这也使得他的史学特色表现为富于史识、谨于史法、长于史论、善于史裁。在经史关系上，全祖望有以经史为根，史学为辅的思想。他的史学渊源为理学，无门户之见，所以文章富于感情，醉心正义，拳拳于故国乔木之思，此由内而外之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