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溪缘起
明代中叶以后，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展开了对官学化的程朱理学的反思，形成了与之对峙的“心学”，并且风靡一时。理学门徒到处倡设书院，奉祀先师、先贤和讲明正学。肇庆也兴起了创设书院的热潮，从宣德六年（1431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先后创办了崧台等10所书院。其中，广东佥事李材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办的端溪书院（旧址位于今肇庆市端州区城中路167号广东肇庆中学初中部）在清代得到重修和扩建，并一直存续至清末。
据《肇庆市志》记载：“明万历元年（1573年），分巡岭西道副使李材创办端溪书院于兵巡道署左侧。”[12]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宋徽宗赐端溪书院所在地为肇庆府，为广东四大府城。其政治地位举足轻重，而且连接两广，历来为朝廷所重视。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六月，两广总督吴桂芳奏请将总督府从梧州迁往肇庆，“以开府梧州，惠、潮山海寇时发，相去二千里，文檄往来征调为难，乃徙于肇庆”。[13]至此肇庆作为两广总督的驻节之地共180余年，一直延续到清乾隆年间。
肇庆为两广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所辖区域少数民族众多，社会矛盾尖锐，加之明朝中后期倭寇袭扰，导致肇庆地区也饱受战火洗礼。因此明代时，朝廷设两广总督镇守，同时在肇庆还设有岭西兵备道。兵备道全称整饬兵备道，按例由按察司副使或佥事兼任，可以直接指挥军事，并有监察地方官吏的职权。
明穆宗在位时期，江西人李材由兵部主事调任岭西兵备道，从而到达肇庆。李材，字孟诚，江西丰城人，其父曾任兵部尚书。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李材考中进士，朝廷授刑部主事，但他自以为学业未成向朝廷乞假南归。南归后，李材师从王阳明的再传弟子邹守益，颇具师祖之风，其后一生也是讲学不辍。
明隆庆五年（1571年），李材到任肇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迅速平定乱匪，剿灭倭寇。戎马之余向弟子们讲授心性之学，经弟子们所请，于万历元年（1573年）购买空宅改建书院，取名端溪。为什么会以此命名呢？经过史料梳理，我们发现原因有三种，一是高要县烂柯山下的小溪水名称，二是古端溪县县名以及县里的溪水名称，三就是西江的旧称。我们可以推理下，会不会是为了纪念明朝初年就被废掉的一个县而突发灵感？还是为了纪念不存在了的当时县里面的一条小溪？我们不得而知，奇怪的是，李材当时为什么不用“西江”命名书院呢？毕竟西江流域广阔，川流不息。可能主要是由于当时郡人对西江有不同的理解，“郡北故无堤，沥水环绕。自成、弘后，沥为堤捍，上自桂林，下至羚羊峡，滔滔而东。其气不聚，人才遂如晨星，未可尽归于人事也”。[14]西江的滔滔而东难以聚气，因此人才“遂如晨星”，这种看法今天看来毫无科学依据，但古代肇庆的诸生们深信不疑，因此才有了崇禧塔的兴建，目的是振兴文教。身为肇庆父母官的李材不会不知道这个民间传言。
因此，论名气烂柯山下的那条名叫端溪的涓涓细流虽赶不上西江，但它带给文化人的是精神上的无限向往，那里是端溪石的出产之地。端溪石在流淌的端溪水里得到滋养和润泽，端砚的分量也提升了端溪水在文人墨客心中的地位。正德年间的进士，曾为官德庆寿康驿丞的王崇庆索性自号端溪先生，表达对端溪的青睐。创办书院的目的无非是培养人才，出世为民。让肇庆的读书人像那小小的端砚石一样，在书院里刻苦攻读，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因此端溪书院得名于此的可能性最大。
另外李材视周敦颐为大贤，书院创办之初曾经专门指示，在书院中要有祭祀的地方，周敦颐的家乡有一条小溪叫濂溪，因此周敦颐也自称濂溪先生，创办的书院称濂溪书院，想必端溪书院的得名也有名人效应的意味。(https://www.daowen.com)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端溪书院早已不在了，但是端溪水依然，涓涓细流恍如隔世，溪水中的端砚石也许依然在溪流中浸润，等待重现。曾经辉煌一时的端溪书院犹如等待重现的端砚石，只有不断挖掘其内核，传承其精神，才是对它最好的纪念。
明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李材升任申威道兵备副使，移驻惠州。有明一代，阳明之说就饱受争议，李材建书院兴讲学之风，引起两广总督殷正茂的不满，致使端溪书院被停办，书院也被挪作他用。这对李材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认为：“富贵原非吾愿，夫安能屈首，唯大吏短长。”遂以病乞归故里，从此这位端溪书院的创始人与端溪书院再无交集。
李材与殷正茂在书院上的矛盾实际上与张居正的态度有关。殷正茂与张居正乃同榜进士，且两人私交甚厚。殷正茂对待端溪书院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张居正的意愿。明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当权，开启了大明王朝的万历新政历程。当政之初，围绕教育问题，张居正就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号召学子注重实学。他曾多次致国子监官员书：“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15]他认为为学要重实用，对空谈之风尤为反感。他认为各地建书院就是聚党空谈，势必会使大批士人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上。明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告诫各地提学官不许另建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16]另，张居正的新政改革触动了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一些人利用地方书院讲学之机攻击新政，这也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万历七年（1579年）正月万历皇帝下诏毁天下书院。因此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书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衰落期，而爱好讲学的李材一直也没有得到朝廷的起用，始终受到张居正的压制。
清顺治时期，时当清朝入关之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为了防止汉族士人利用书院从事反清活动，清朝政府对于书院的政策一度趋于严厉。顺治九年（1652年），清朝政府向天下学宫颁行卧碑，对士子严加约束并下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17]顺治十六年（1659年），又行文各地，严禁结盟订社。与此同时，有鉴于明代中叶以后及清前期各地府、州、县学除督率诸生于朔望及春秋二季举行祭孔典礼，值岁科两试之际造具生童名册上之督学使者和办理本地诸生帮增补廪、举优出贡等事务性工作外，书院并无太多的教学职能。此时的清政府对书院的存在的讳莫如深，主要是从汉人集会聚众会威胁到其统治为出发点来考虑的。
顺治皇帝入关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统治日益巩固，对书院的兴建，政府有所松动。顺治十四年（1657年），偏沅巡抚袁廓宇就得到顺治皇帝俯允恢复了衡阳石鼓书院。其他地方有些书院也开始陆陆续续得到恢复或新建，但是数量不大，国家在战乱之后首在经济复苏，社会安定，文教事业也只能推后了。
康熙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样，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防止人民反抗，加强封建思想统治便提上了各级统治者的议事日程。首先察觉到这一问题的是各地颇有政治头脑的政府官吏。他们在与广大人民接触的过程中，深感人民群众中孕育着不安定的力量，“丰稔之岁，则相与赌博酣歌，沉湎荒淫，流荡而忘返；饥凶之年，则但见鸠形鹄面，扶老携幼，逃散而无归，人民流离，田地荒芜，盗贼窃发，狱讼繁兴”。面对这种形势，他们感到必须振兴文教，进行社会教化。因此各地官绅开始自发兴办书院。据统计，截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平定时，全国各地新建和修复、重建前代之书院已有近200所。如果再加上顺治时期100多所新建和修复的前代书院，全国书院总数不下300来所。三藩叛乱平定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书院数量迅速增长。康熙皇帝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对汉族先进文化异常热爱。其亲政后不久，即开经筵日讲，积极学习儒家典籍、历史著作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几十年中，毫无懈怠。通过学习，他深感儒家经典和各种文化知识对于管理国家、治理人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从而举起了“崇儒重道”的旗帜。与此同时，顺治以来政府所提倡兴办的社学却走上了绝路。社学的多数不过是靠政府行政命令一哄而起，名不副实，既不能实现统治者宣传儒学的愿望，也无法满足社会尤其是士人阶层的文化需求。康熙皇帝把目光转向了传统教育机构——书院。三藩叛乱平定之后，他对各地书院建设的态度更为明确，积极支持各地书院建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