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学思想

全祖望在治学思想上传承的是黄宗羲的经世致用之学，全氏一生刻苦勤奋，尤其是在经史方面尤为用功，是清代浙东的史学名家。临终前还自编文集。

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21]的感叹。

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22]。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23]的弊端，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https://www.daowen.com)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

“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24]这种言论，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25]。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全祖望对此也提出了批评。宋代昆山人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160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僻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26]，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针对以上积弊，全祖望提出“躬行”的实践主张。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27]，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例如他为黄宗羲辑补的《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

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