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的《端溪书院讲堂条约》与书院教育思想
全祖望的书院教育思想即使以现在的标准衡量，也还是比较先进的，他的教育思想对当时以科举为主要目的的书院教育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他教育思想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他为端溪书院修订的四则学约中，一是“正趋向”，二是“励课程”，三是“习词章”，四是“戒习气”。很明显，从“正”“励”“习”“戒”四字中，可以看出全祖望对当时的书院教育的现状是不满的，想对当时的书院教育过于重视科举的情况予以纠偏。
所谓“正趋向”，就是要匡正当时普遍的以科举为唯一目标的读书风气，“正”显然有矫正之意，全祖望希望诸生端正学习目标，广泛学习，经世致用。这一点在现在看来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粤中远在峤南，不远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于诸生者甚重，固不仅区区章句之学，博一科举而已也。”[10]全祖望认为他来岭南，对诸生期望很高，希望诸生做学问不要仅仅局限在章句之学，不要把学习目标只瞄准科举考试，这个观点，显然扩大了学生的学习范围，对以科举为唯一目的的功利性的学习目标进行了矫正。“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离、曙台诸先生，学统迢遥，弓裘不替，而邱文庄、梁文康、海忠介、陈文忠并以勋业风节，起而翊之。”[11]这一论述，为诸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希望诸生以先贤为榜样，重视道德修养，努力提升学问。
所谓“励课程”，就是提倡诸生要多读经史，不要全部沉溺于“帖括之学”，对书院学生具体应该读什么样的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院中藏书不下万卷，虽无秘册，而实皆诸生布帛菽粟之需，苟通是，是亦足矣。掌教固不敢薄待诸生，然谅近来士习，沉溺于帖括之学，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学问岂在帖括？然即以帖括言，亦非读书不工。”[12]对当时书院学生沉溺于帖括之学提出批评，又说（“诸生即未能遽读《十三经注疏》《通志堂九经解》，然于《五经四书大全》，其曾熟复乎？即未能遽窥《廿三史》，然于《资治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其曾详观乎？即未能遍览诸儒之语录讲义，然于《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13]）“读尽诸书，不仅以帖括之士终，而亦必不为寻常庸劣之帖括也。”[14]要求诸生阅读经史，只要从经史入手，学问自会日渐提升，达到“荟萃古今，从此更上一层”的目标。
所谓“习词章”，就是要求诸生要多学习写作各种文体，不要仅汲汲于帖括。虽然在科举时代，要以帖括之学获取功名，但全祖望还是认为不能“专任帖括”。“诸生倘能如掌教之言，通明经史性理，其于表、论、判、策，已非所难”，提倡诸生通过通读经史，自会掌握表、论这些文体，进而指出“向例院中二课，止及帖括。今掌教添古学一试，各具策问、诗赋、表论诸题，诸生能者各报名赴课，不必求备，亦不强人以所不能也。”[15]鼓励诸生根据自己情况，报名学习策问、诗赋等，不要求所有学生都能掌握，但对以上文体掌握比较好的学生，进行奖励。
所谓“戒习气”就是明确书院规矩，以明确的规章制度约束诸生，要求诸生“守礼教而能至成立者”。
当时的端溪书院学风不好，考试作弊成风，“向闻院中课试陋习极多，试艺则不在公堂列坐，各归其舍，是即抄袭等弊所由生”。[16]而且“卜昼不已，继以卜夜，甚至更漏过午夜，相沿成风，以致督学使者试日，有所降黜，大为掌教之辱，甚至迁延至次日始缴卷，岂非荒唐骄慢之一大征乎！”针对这种现象，全祖望提出解决方法：“今念诸生因循已久，姑稍宽之，每试自未牌即升堂，亲自监收，许诸生以上更为度。既上更，掌教即退，其过此而交卷者不阅，三次犯规，即移咨，斥出讲堂。”[17]统一考试地点、时间，有老师监考，有利于端正考风，确保考试的公平。明确请假制度，“其诸生告假、销假，自有册籍。至于每日不无出入，在掌教亦无不情之阻遏，但皆须禀知，无得率情任意，是即礼教之一端也”。[18]然后是规范师生关系，不准学生向老师送礼，“至于掌教之来，乃宪府所资给。诸生以师弟之谊，或少致时物，非不知其雅意，然而人心不古，物议易生，绛帐青毡，不可以受藏垢纳污之语，为此亟行谕止，万勿过于多情”。同时，也对生徒之间的相处予以规范，“至于诸生聚处乐群，最是乐事，友其贤者，矜其不能者。当戒浇漓，消嫉妒，相接以虚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远大之业，是非但掌教之厚望于诸生，亦即宪府牧伯诸公之所有同情者。其或造言生事，分门结党，饮酒狎邪，试艺则代请传递，种种疵谬，以致斥逐谴责。”[19]
从上述条约来看，全祖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经验都是相当丰富的，有他的培养目标，有他的教学内容，有他的管理方法。